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三百七十卷目录

经籍典第三百七十卷

战国策部汇考一

汉

成帝河平三年，刘向校中秘书。定《战国策》为三十三篇。
按《汉书·成帝本纪》：秋八月乙卯，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按《艺文志》：《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按刘向上《战国策》奏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舛，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叙曰，云云。〈叙另载〉

战国策部汇考二

《汉·刘向·战国策三十三卷》按向自叙：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弟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
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馀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馀业遗烈，流而未灭。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咏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争战，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主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从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国，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诈谋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纪纲败坏；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谋。故其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宋·曾巩·校定战国策十篇》按巩自序：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而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鲍彪·战国策注　卷》按彪自序：《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
不论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曰《梼杌书》恶也，鲁曰《春秋》善恶兼也。司马《史记》、班固《汉书》有佞幸等列传学者，岂以是为不正一举而弃之哉？矧此书若张孟谈鲁仲连发策之慷慨，谅毅触詟纳说之，从容养叔之习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谋贤莫尚焉，王斗之爱縠忧国莫重焉，诸如此类，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若之何置之曾巩之序美矣，而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则亦求其故而为之说，非此书指也。起秦及今，千四百岁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序，故肖立半字，时次相揉。刘向已病之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以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缙云鲍彪序。
《姚宏校定战国策　卷》按宏自题右：《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一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坚之
论尚存，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卷，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谓叔坚之论，今他书时见一二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互有失得。余顷于会稽得，孙元忠所校于其族子悫殊为疏略，后再叩之，复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标出钱刘诸公手校字，比前本虽加详，然不能无疑焉。如用地𢘗字皆武后字，恐唐人传写相承，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窦，萃作《唐史》释音释武后字内地字云古字，见《战国策》不知何所据，云。然地乃古地，字又地字见亢仓子鹖冠子，或有自来至于𢘗字，亦岂出于古欤？幽州僧行均作《切韵训诂》，以此二字皆古文，岂别有所见耶。孙旧云五百五十签数字虽过之，然间有谬误，似非元书也。括苍所刊，因旧无甚增损，余萃诸本校定离次之，总四百八十馀条太史公所采九十馀条，其事异者止五六条。太史公用字每篇间有异者，或见于他书，可以是證。悉注于旁，辩栾水之为渍水，案字之谓语助与。夫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遗逸如马〈阙〉贞引马犯谓：周君徐广引韩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韦言周三十七王欧阳询引苏秦，谓元戎以铁为矢《史记正义》碣石九门，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后语武灵王游大陵，梦处女鼓瑟之类，略可见者如此。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王乃韩非初见秦厉怜王引诗，乃韩婴外传，后人不可得而质矣。秦古书见于世者无几，而予居穷乡，无书可校，阅访《春秋后语》，数年方得之，然不为无补。尚觊博采，考得定本，无刘公之遗恨。绍兴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声父题。
《洪迈·战国策考　卷》按迈自跋：刘向叙《战国策》，言其书错乱相糅莒，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余按今传于世者，大抵不可读，其韩非子新序说《苑韩
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抄《艺文类序》，诸书所引用者多，今本所无，向博极群书，但择焉不精，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则明白光艳，悉可稽考，视向为有间矣。高氏子略曰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三书者，一经太史公采择，后之人遂以为天下奇书，予惑焉。每读此书，见其丛脞少伦同异错出，事或著于秦齐，又复见于楚赵。言辞谋议如出一人之口，虽刘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驳。会其统归，是故书之汨有不可得而辩者，况于《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乎。二书纪载殊无奇耳，然则太史公独何有取于此，夫战国楚汉之事，舍三书他无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择者在此乎，柳子厚尝谓《左氏》、《国语》其闳深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惑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作《非国语》，昔读是书，殊以子厚言之或过矣，反覆《战国策》，而后三叹《非国语》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效此，尽取《战国策》与《史记》同异，又与《说苑新序》杂见者，各汇正之名曰《战国策考》。
《耿延禧·战国策括苍刊本　卷》按延禧自序：余至括苍之，明年岁丰讼简，颇有文字之暇，于是用诸郡例镂书，以惠学者。念《战国策》未有板本，乃取家旧所藏刊焉。是书讹舛，为多自曾南丰
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据所藏，且用先辈数家本参定，以俟后之君子而已。昔袁悦之还都止赍，《战国策》曰：天下要惟此书，而李权从秦，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盖学者好恶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当考合乎圣人之道，以自择要之，此先秦古书其叙事之备。太史公取以著《史记》而文辞高古，子长实取法焉，学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诵之，故余刊书，以是为首云绍兴四年十月，鲁人耿延僖百顺书。
《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　卷》按师道自序：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
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己见，论说其用意甚殷。愚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缪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喜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善言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訑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郯川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后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子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取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愚何择于鲍氏哉？特寡学謏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
《吴正传·战国策正误十一卷》按吴莱序：《战国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国宋卫中山之事。古有高诱注，最为疏略。近世缙云鲍彪乃复分析章数，窜易字文，悉合可读而不致有噤口敝舌
之虞。虽然古意寖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义会不一同，南北之方言或随以异，而彪欲以后世穷乡曲学而尽通之。吾知其必至于穿凿粉饰，而强其所不可通，则反不若诱之疏略也。宗人正传嗜古书，尝以国策之多误，暇日则取太史公《史记》及战国诸子所自著书，前后比较，既又考夫。近世刘攽、钱藻、姚宏等本参伍错求，然后有以见其语言之殊异，传写之缺讹，而是正之，盖颇贵乎。诱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于是世之读国策者，文从字顺，不失其真，战国君臣从横游说之事并可得，而极论矣。盖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风俗一。士之有贤材学业者，脩之于身，著于其国，或以德举，或以言扬，要皆可以考名，覈实而趋事赴功无，或敢为荧惑变乱而懵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圣人当夫天下极治之世，每有虑焉，盖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岂不以世之谗人？伤绝善人之事，震骇众人之听，邪僻自此焉，而进用矫伪自此焉，而假托出入起居，发号施令，将无所适，而不盭于道，苟谓世为极治，而虑不及。此吾恐其渐为始乱之基矣，是故圣人深以谗邪之说，有未易化而，且有以教之，必使其迁善改过，而后承之庸之否则威之夫，然后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称其任，而天下之欲趋事赴功者，亦皆实有所稽，而无慊矣。自战国以来，先王之治日以远甚，圣人之教若罔闻，知士之纷腾驰骤于天下者，曾无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厉其舌，肆为谗说，莫之能恤。析言则离于理，破律则坏于法，乱名则丧其实，改作则反其常，此固先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听者。而战国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孱君，弱将纤儿佞妾劫之，以败降贼戮之苦诱之，以声色狗马之好，情知非是，故为文饰，势欲离合，强相倾陷，卒使上世元德显功之冑，日就沦亡而后已。呜呼！谗邪之说有可畏哉，盖昔孔子曾用于鲁，未几而即有少，正卯之诛徒谓其言行之伪，而不由于诚。学术之非而不由于是，虽吾孟子亦甚恶夫，处士之横议，异端之并起，诐淫邪遁不可胜穷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于世。战国之士不复知有义理之当然，而惟以利害相胜。故今断断然，悉以为古之谗说可堲者也，然今诱也注之，彪也释之，吾正传乃从而。是正其误又岂不以《国策》之言为不可废欤，虽然正传学孔孟之学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诸人心播于简册，充衍洋溢远而未斩。是故春秋之世，郑之贤大夫且能善于辞令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圣门言语之学达如子贡，亦或一出于鲁，而彼齐、晋、吴、越等国，为之有变，至于排难解纷，成彊取霸，而后定焉。前乎此矣，于是而后公孙衍、张仪、陈轸、楼缓、苏秦、秦弟、代厉之流，揣摩捭阖权谋术数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虽其谗邪之说，罔知义理而颠倒错谬，一时口颊之移人，固有非后世肤见謏闻者，之所可遽及。呜呼！古先圣王道德教化之泽，一旦而遂至，于此言之可为于邑矣。然自其文辞言语而观之，惟楚汉而战争之世尚为近焉，已不能尽及它。则曹魏鼎足而割据，李唐参布而分藩交兵之际，奉使往来，权术相倾，议臣蜂起，曾无异于战国、楚汉纷纭之时者，竟未尝有一言语之𢥠动，一文辞之谲胜。虽以当世史臣极力摹拟而为之，亦且羞涩畏懦，衰耗促数，无复有昔时辩士说客之遗风矣。是故世之读国策者，卓然自为先秦之古书不可废也，必也本之以心术之功，约之以义理之正，谨之以辞令之发。战国其文而非欲战国其学也，此则正传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学者善读而已矣。
按元陈祖仁序曰：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馆，而东阳吴君正传实为国子博士。吴君之乡，则有王文宪、何文定、金文安、许文懿诸先生所著书。君悉取以训诸生，
匡末学。后君归丁母艰，病卒。祖仁亦尝闻君校注《国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见也。今季夏，浙西宪掾、刘瑛、廷修随佥宪、伯希、颜公来，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来言曰：正传，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书亦已。吾尝有请于佥宪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学宫，君宜序之，幸毋辞祖仁，窃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诸身，其居官也本诸家，其训人也本诸已，其安时也本诸天文，其馀也而况于言乎。是故不以言为上，而后之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计为高。而后之为计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国兵争，始重辞命，然犹出入诗书援据，遗礼彬彬焉，先王流风馀韵存焉。坏烂而莫之存者，莫甚于战国。当时之君臣，惴惴然而欲强此以弱彼，而游谈驰骋之士逆探巧合，强辩深语，以斗争诸侯，矜詟妻子。虽其计不可行，言不可践。苟有欲焉，无不售也；苟有隙焉，无不投也。卒之诸侯不能有其国，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苏秦之属不旋踵势败而身偾。由此观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刘向校定后，又校于南丰曾巩，至括苍鲍彪病高注疏谬，重定序次，而补阙删衍，差失于专，时有议论，非悉于正。故吴君复据剡川、姚宏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以成此书。其事覈而义正，诚非鲍比古书之存者希矣，而诸儒于是书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则季世之习，而其策则先秦之遗也。予何幸得观吴君此书，于身后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刘掾不以死生异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复辞，而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仪陈祖仁序。
《明·陈仁锡·国策国语选评　卷》按仁锡自序：尝谓策以见智，语以载事。故《国策》、《国语》之文，虽非《六经》之比，然亦当时智谋之略事类之。故所必稽焉，其该博其识远，虽以太史公之雄才，犹必
有所藉焉。以摅其蕴而况后之学者乎。故二书并传至于今不废，但其是非错杂，纵横奥衍。策虽奇而工，其失也。或驳语虽艳而富，其失也近诬。为先民之所病者，多矣。不有所选，则无以会其要，不有所评，则无以审其是。余因史馆之暇，悉采诸儒之所评订者，考而正之间，亦附以鄙见标出，以示学者庶几，知所趋向，不至于谬戾云。长洲明卿陈仁锡书。

战国策部汇考三

《汉书·艺文志》《春秋》

《战国策》

三十三篇。〈注〉记春秋后。

《隋书·经籍志》《杂史》

《战国策》

三十二卷。〈注〉刘向录。

《战国策》

二十一卷。〈注〉高诱撰注。〈按《唐书》作三十二卷〉《战国策论》一卷。〈注〉汉京兆尹延笃撰。

《宋史·艺文志》《纵横家》

高诱注《战国策》三十三卷。
鲍彪注《国策》十卷。

《宋·郑樵·通志》《古杂史》

《战国策》

三十四卷。〈注〉刘向录。

《战国策》

二十一卷。〈注〉高诱注。
《战国策论》一卷。〈注〉汉京兆尹延笃撰。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證》《春秋考》

《战国策》

三十三篇。
刘向校书录序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注〉，边通学短长，蒯通善，为长短说，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
《史通》曰：司马迁采《战国策》。〈注〉姚氏校定，总四百八十馀条。太史公所采九十馀条，其事异者止五六条。

《马端临·文献通考》《纵横家》

《战国策》

十三卷。
《崇文总目》：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录旧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凡十二国，三十三篇。继《春秋》以后，记楚汉之兴，总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缺，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晁氏曰：汉刘向校定三十三篇，东西周各一，秦五，齐六，楚赵魏各四，韩燕各三，宋卫中山各一。旧有五号，向以为皆战国时游士策谋，改定今名，其事则上继春秋，下继汉楚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间。《崇文总目》多缺，至皇朝曾巩校书访之士大夫家，其书始复完。汉高诱注今止十篇馀，逸历代以其记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
南丰曾氏序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道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按全序已载于前兹不重录〉水心叶氏曰：春秋以后，接秦之兴，无本书可考。司马迁《史记》杂取诸书及野语流传，会聚之所成也。故战国一节不敢使与《左传》同，便为成书直加据定。而《战国策》本迁所凭依，粗有诸国事读者，以岁月验其先后，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几焉。且其设权立计，有系当时利害之大者，学者将以观事变。固不宜略然十才一二耳，其馀纤碎反覆，徒竞锥刀之，细市井小人之所羞称，所谓不足以挂牙颊也。又乌在其皆可喜，而可观哉。夫习于儇陋浅妄之夸说，使与道德礼义相乱，其为学者心术之巨蠹甚矣。

鲍氏校定《战国策》十卷。
陈氏曰尚书郎括苍鲍彪注以西周正统所在易为卷首其注凡四易槁乃定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杂家考》

姚氏《战国策》　卷。
姚宽著

鲍氏《战国策》　卷。
鲍恢著

《战国策校注》十卷。
吴师道注

《战国策注》十卷。
鲍彪著

战国策部总论

《唐·刘知几·史通》《战国策》

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楚、燕、齐、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至孔衍又以《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要，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馀年。
《左传·后经传》：不作于是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己。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及追述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赧王入秦，文王之继周，终至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

《宋·朱子全书》《战国总论》

义刚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虽能折子击，却非知道者之言。不成我贫贱便可凌人，此岂忘乎贫贱富贵者哉。陈仲亨不以为然，次日请问。先生曰：他是为子击语意而发，但子方却别有个意思。他后面说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此是说我只是贫贱，不肯自诎。说大人则藐之，孟子也如此说。虽曰圣人无小大，敢慢，不肯如此说，但视那为富贵权势所移者有间矣。圣人气象固不如此，若大贤以下，则未免如是。陈仲亨问：合从便不便。曰：温公是说合从为六国之便。观当时合从时，秦也是惧。盖天下尽合为一，而秦独守关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长策。但他几个心难一，如何有个人兜揽得他，也是难。这个却须是如孟子之说方得。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人皆引领而望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孟子只是责办于已。设使当时有仁政，则如大旱之望云霓，民自归之。秦虽强，亦无如我何。义刚问：苏秦激怒张仪，如秦人皆说他术高，切以为正是失策处。曰：某谓未必有此事。所谓激怒者，只是苏秦当时做得称意，后去欺那张仪。而今若说是苏秦怕秦来败从，所以激张仪入秦，庶秦不败从，那张仪与你有甚人情。这只是苏秦之徒见他做倒了这一著后，妆点出此事来谩人。
赵武灵王也是有英气，所以做得恁地。也缘是他肚里事，会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倚这些子。如后来立后一乖，也是心不正后，感召得这般事来。
问：乐毅伐齐，文中子以为善藏其用，东坡则责其不合妄效王者事业以取败。二说孰是。曰：这是他们爱去立说，后都不去考子细。这只是那田单会守后，不奈他何。当时乐毅自是兼秦魏之师，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齐七十馀城。乃既杀了湣王，则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三国来分他底，连忙发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乐毅也只是战国之士，又何尝是王者之师。他当时也恣意去虏掠，正如孟子所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不过如此举措。他当时那鼎也去扛得来，他岂不是要他底。但是田单与他皆会。两个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乐毅也煞费气力，后被田单使一个小术数子，便乘势杀将去。便是国不可以无人，如齐但有一田单，尽死节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常先难而后易，不然，则难将至矣。乐毅用事，始常惧难，乃心谨畏，不敢忽易，故战则虽大国坚城，无有不破者。及至胜，则自骄，胆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义刚曰：蔺相如其始能勇于制秦，其终能和以待廉颇，可谓贤矣。但以义刚观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术待秦，乃为善谋。盖柔乃能制刚，弱乃能胜强。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持区区之赵而斗强秦。若秦奋其虎狼之威，将何以处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说，大故取他。说他不是战国之士，此说太过。其实他只是战国之士。龟山亦有一说，大概与公说相似，说相如不合要与秦争那璧。要之恁说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赵国相传国以此为宝，若当时骤然被人将去，则国势也不振。古人传国皆以宝玉之属为重，若子孙不能谨守，便是不孝。当时那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杀他后，方恁地做。战国时如此等也多。黄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当时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声，只恁休了。
春秋时相杀，甚者若相骂然。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过言不足信。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几多所在。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东之类，何尝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以上语类七条〉

《性理大全》《诸子》

朱子曰：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范蔡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

战国策部艺文《读战国策》元·吴莱

春秋战国之际，齐先霸，晋次之，惟南方之楚最大与。二霸相出入，秦则眇然一变于西戎，终之吞二周，并六国。顾凡昔之所谓彊者，乃今西望而悉输之秦，岂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尝求其故矣，春秋之时，齐晋及楚既强，地广则主骄，兵胜则民疲。民疲主骄，自顾无能敌己者，亦不能以敌人。然后秦以戎狄僻陋之国决起，而骤胜之。又况山东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贵弟位重权高，纤夫细儿，专兵握政，欲以是当孝公商鞅，则非秦之敌也。游谈捭阖，托秦名以自决盟约战，攻挟秦势，以为解。不然上无以仅存其国，下无以私售其说，曾不旋踵，皆以为秦筑帝宫比郡县之民，未始有一悟者。惟夫山谷险恶羹藿饭豆之人，言之也切，虑之也详。且有以深中齐楚三晋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也。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命亟亡也。然则山东非能合而相坚如一者，必皆亡矣。韩人者曰：山东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国者，可常存。王而不能自恃，不恶卑名，以事彊者，长久万世之善计。事强不可，则不如合弱，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奈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为山东苦也。其言云：尔太史公乃遗而不录世，亦莫知其为谁之谋。齐楚三晋之人类曰我国大，否则曰秦与我厚。一国受攻，五国不救，韩最近最先亡，燕颇远，乃后亡齐、楚，三晋之人不监秦，之所以亡山东者，而竞趋其所以亡。岂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当周之初，本在岐梁沮漆之间，商之中世特致西鄙，荒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国而兴焉，秦犹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归周，分纣之故都，而立三监太公望处，齐周公旦处，鲁召公奭处，燕武王又自营洛邑，居之而济之以德。秦则反是，郡县一置而子弟为匹夫，仁义不施，而刑僇为常。行是秦虽能得周之所以兴，而独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东既平六国，为一陈胜、刘项之徒，大呼而起，函关百二之险章，邯百万之众，终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强弱尔殊也。由是观之，山东散则秦胜，山东合则秦灭。死君之嗣，亡将之家，犹能使天下不为秦有，况山东之完国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独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谓邹敌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引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摈，秦摈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绝与，国之不恤，纵横游说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为国贼，而吴蜀之不通，宇文为鸱枭而陈齐之相击，亦终于必亡而后已，岂独战国乎哉。

战国策部纪事

《三国志·秦宓传》：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纵横，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宓报曰：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耶。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见女乐而弃朝事。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
《金史·文学传》：李纯甫幼颖悟异常。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为文法庄周、列禦寇、左氏、《战国策》，后进多宗之。《元史·儒学传》：吴师道所著有《战国策校注》。

战国策部杂录

《文心雕龙》：从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不叙，故即简为名也。
《容斋续笔》：《战国事》杂出于诸书，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坐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臣进李克。而《赵世家》书武灵王以中山，负齐之强，侵暴其地，锐欲报之，至于变，胡服习骑射，累年乃与齐共灭之。迁其王于肤施，此去魏文时已百年，中山不应既亡而复存，且肤施属上郡，本魏地，为秦所取，非赵可得，而置他人，诚不可晓。惟乐毅传云：魏取中山，后中山复国，赵复灭之。《史记六国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广曰：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阳于韩为大县。显王三十四年，秦伐韩，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阳，正是昭侯时，历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阳，相去几三十年得非，韩尝失此邑，既而复取之乎。
戴埴鼠璞《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岁无恙耶？王亦无恙耶？晋顾恺之与殷仲堪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隋日本遣使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风俗通》云：恙毒虫也，喜伤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劳问，曰：无恙。神异经去北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病，名曰㺊㺊恙也，常入人室屋，黄帝杀之，北人无忧病，谓无恙。《苏氏演义》亦以无忧病为无恙，恙之字同，或以为虫，或以为兽，或谓无忧病。《广干禄书》兼取忧及虫，《事物纪原》兼取忧及兽。予看《广韵》其义极明，于恙字下云：忧也，病也。又噬虫善食人心也。于㺊字下云：㺊兽如狮子食虎豹及人。是㺊与恙为二字合而一之，《神异经》诞矣。
《丹铅总录》：《春秋三传》及《战国策》称东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诱注《战国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东周成周也，故洛阳今之河南，合为一城，故后之读者难于分。析今之学者，不惟专经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学，如鲍彪注《战国策》亦谬以千里，元吴草庐作东西二周，辩正鲍氏之误明且哲矣，而胡文定公注《春秋》之误，则末之纠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传曰：不曰入于京师者，京师众大之称，不可系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离而次，不列于雅，降为国风之意，呜呼斯言也，何其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议论，何异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辩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说也。按《尚书洛诰》云：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孔安国注云：涧水东，瀍水西，王城也，朝会之地也。瀍水东下都也，处殷顽民之地，王城在涧瀍之间，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谓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观之，王城成周自是两处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传》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杜预曰：入于成周犹未得王都也，其言岂不明哲乎？东莱吕氏其学深于史，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作《大事记》曰：汉河南县即郏鄏。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汉洛阳县周公营下都，以居殷顽民，是为成周。平王东迁，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乱其馀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汪克宽曰：成周在王城之东，故《公羊》以为东周。苌弘谓敬王为东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为西周苌弘谓子朝为西王之数说，考證详练，足订胡传之谬。孔子作《春秋》亦据事直书，岂有改地名以为褒贬者乎。雪山王氏诗总闻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营也，一则藉平王之迁，一则藉敬王之入，其虑患若预知者。《诗》云：大东小东，杼轴其空。平王自镐京而迁王城，千里而遥，所谓大东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遥，所谓小东也。又东西方之人远矣，故《诗》曰：谁能西归怀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时无锡邵尚书国贤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馀党在焉，故也。故苌弘之建议城成周也，谓之迁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也，其孰与？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为二，遂以入成周，为入于京师，使迁都之说卒无所归。而弘之忠不白于后世，呜呼！地之不考，乃害于义如此哉！按邵尚书之说，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盖近日学者之病，宁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于宋儒，类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见宋儒《六经》，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经》，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遗言，为东西二周。后辩补，吴草庐之未备，亦有夹谷之奇，若程雪楼之尝契者乎。《井观琐言》：《史记》奇崛处多出，《战国策》浅俚处多，是褚少孙所补，后人辄以咎子长，亦失考之过。
书蕉姚宽注《战国策·楚王游云梦》谓安陵君曰：乐矣。今日之游，千秋万岁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下数行，曰：万岁夜愿以身试黄泉夜，如《左传》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见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后，不知古人立言之妙。
狂夫之言汉武时，置太史公掌天下计书，以司马谈为之。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事，上自黄帝，下迄麟趾，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三百十篇，都谓之《史记》。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弇州山人说部短长篇，耕于齐之野者，地坟得大篆竹册一帙，曰《短长》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牴牾云。按刘向叙《战国策》，一名《国事》，一名《短长》，一名《长书》，一名《脩书》。所谓短长者，岂战国逸策欤？然多载秦及汉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艺苑扈言，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
太史公之文仪秦鞅睢诸传，以己损益《战国策》者也，其文雄而肆。
《委宛馀编》：哭秦庭而救楚者，《左传》以为申包胥，《战国策》以为棼冒勃苏，此非二人，战国策之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