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二百二十五卷目录

经籍典第二百二十五卷

礼记部纪事一

《史记儒林传》：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常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魏相传》：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宣帝即位，徵相入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相数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孙宝传》：宝字子严，颍川鄢陵人也。以明经为郡吏。御史大夫张忠辟宝为属，欲令授子经，更为除舍，设储偫。宝自劾去，忠固还之，心内不平。后署宝主簿，宝徙入舍，祭灶请比邻。忠阴察，怪之，使所亲问宝：前大夫为君设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为高节也。今两府高士俗不为主簿，子既为之，徙舍甚说，何前后不相副也。宝曰：高士不为主簿，而大夫君以宝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独自高。前日君男欲学文，而移宝自近。礼有来学，义无往教；道不可诎，身诎何伤。且不遭者无不可为，况主簿乎。忠闻之，甚惭，上书荐宝经明质直，宜备近臣。为议郎，迁谏大夫。
《何武传》：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录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儒林传》：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姿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按颂史记作容〉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为陈平太守。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扬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后汉书祭遵传》：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
《曹褒传》：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褒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馀人，庆氏学遂行于世。
《郑元传》：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从东郡张恭祖受礼记。所注有礼记，及著鲁礼禘祫义。
《桥元传》：元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成帝时为大鸿胪。
《儒林传》：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人也。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作月令章句。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元，元作周官注。元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元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高士传》：申屠蟠字子龙，隐居治学，治京氏、易严氏春秋，小、戴礼三业。先通因博通五经，兼明图纬。
《三国志魏王肃传》：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三礼》解，又作《礼记》注。
《钟会传注》：其母传曰：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觐见规诲。年十三诵《周礼》、《礼记》。
《蜀秦宓传》：或谓宓曰：足下欲自比于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瑰颖乎。宓答曰：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注〉刘向《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臣松之案：《中经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录，馀者所谓七篇。
《吴张纮传》：纮字子纲，广陵人。少游学京师。〈注〉吴书曰：纮尝入太学，事博士韩宗，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礼记》。
《吕蒙传注》：《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诵《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
《晋书贺循传》：循字彦先。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为贺氏。
《宋书恩倖徐爰传》：世祖崩，公除后，晋安王子勋侍读博士咨爰宜习业与不。爰答：居丧读丧礼，习业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废业，三年丧何容读书。其专断乖谬皆如此。
《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永明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曰：《曲礼》云无不敬。寻下之奉上，可以尽礼，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总同敬名，将不为昧。俭曰：郑元云礼主于敬，便当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来通，则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须别称。俭曰：尊卑号称，不可悉同，爱敬之名，有时相次。忠惠之异，诚如圣旨，孝慈互举，窃有徵据。《礼》云不胜丧比于不慈不孝，此则其义。太子曰：资敬奉君，资爱事亲，兼此二涂，唯在一极。今乃移敬接下。岂复在三之义。俭曰：资敬奉君，必同至极，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虽同，深浅既异，而文无差别，弥复增疑。俭曰：繁文不可备设，略言深浅已见。《传》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书》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经典明文，互相起发。太子问金紫光禄大夫张绪，绪曰：愚谓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并同。太子曰：敬虽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称。《尚书》云惠鲜鳏寡，何不言恭敬鳏寡邪。绪曰：今别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总开记首，所以共同斯称。竟陵王子良曰：礼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谓非嫌。太子曰：本不谓有嫌，正欲使言与事符，轻重有别耳。临川王映曰：先举必敬，以明大体，尊卑事数，备列后章，亦当不以总略而碍。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对。
《刘瓛传》：瓛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曰：江左以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得其髣髴。《高逸传》：臧荣绪，与友关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书。康之字伯愉，河东人。世居丹徒。以坟籍为务。太祖为领军，送《五经》，康之手自点定，并得论《礼记》十馀条。上甚悦，宝爱之。遗诏以经本入元宫。
沈驎士，字云祯。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驎士应选。尚之谓子偃曰：山薮故有奇士也。少时，驎士称疾归乡，更不与人物通。隐居，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注《易经》、《礼记》等要略数十卷。
《梁书元帝本纪》：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
《处士传》：何引，点之弟也。师事沛国刘瓛，受《礼记》，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之《隐义》。有《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陈书儒林传》：戚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仍除扬州祭酒从事史。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宜随尸而殡。其为儒者推许如此。衮于梁代撰《三礼义记》，值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贺德基传》：德基于《礼记》称为精明，累迁尚书祠部郎。虽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学，俱为祠部，时论美其不坠焉。
《魏书封轨传》：轨，字广度。除国子博士，清河王怿表修明堂辟雍，诏百寮集议。轨议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在国之阳，所以严父配天，听朔设教，其经构之式，盖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职》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阶、四户、八窗。郑元曰：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之以见同制。然则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与夏殷，损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义，得天数矣。是以郑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则九阶者，法九土；四户者，达四时；八窗者，通八风。诚不易之大范，有国之恒式。若其上圆下方以则天地，通水环宫以节观省，茅盖白盛为之质饰，赤缀白缀为之户牖，皆典籍所具载，制度之明义也。在秦之世，焚灭五典，毁黜三代，变更先圣，不依旧宪。故吕氏月令见九室之义，大戴之礼著十二堂之论。汉承秦法，亦未能改，东西二京，俱为九室。是以《黄图》，《白虎通》，蔡邕，应劭等，咸称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过五；依时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与辰，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其用安在。今圣朝欲尊道训民，备礼化物，宜则五室，以为永制。至如庙学之嫌，台沼之杂，袁准之徒已论正矣，遗论俱在，不复须载。
《房法寿传》：法寿族子景伯，景伯次弟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年十二，请其母曰：岂可使兄庸赁以供景先也。请自求衣，然后就学。母哀其小，不许。苦请，从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
《刘芳传》：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撰《礼记义證》十卷。
《袁传》：为豫州中正。是时修明堂辟雍。翻议曰：谨案明堂之义，古今诸儒论之备矣。异端竞构，莫适所归，故不复远引经传、傍采纪籍以为之證，且论意之所同，以酬诏〈阙〉耳。盖唐虞以上，事难该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谓典章之极，莫如三代；郁郁之盛，从周斯美。制礼作乐，典刑在焉；遗风馀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且论夏殷名制，岂其纰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礼坏，法度淆弛，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疑〉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窃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后堂有九室。堂后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頠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元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元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又无坦然可准。观夫今之基址，犹或髣髴，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亡据，何用经通。晋朝亦以穿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兹为不典，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驭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议，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礼变，所存者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识偏学疏，退惭谬浪。
《贾思伯传》：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按《周礼考工记》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邕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按《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阴阳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按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且《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耳。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按《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礼，谓为可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学者善其议。
《儒林传》：徐遵明，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
卢景裕注《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其《毛诗》、《春秋左氏》未讫。
李业兴，天平四年，使萧衍，衍问：《礼》，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托于音。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孔子圣人，而与原壤为友。业兴对：孔子即自解，言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又问：原壤何处人。业兴对曰：郑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旧。故是鲁人。衍又问：孔子圣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伦，何以存故旧之小节，废不孝之大罪。业兴对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无大故，何容弃之。孔子深敦故旧之义，于礼无失。衍又问：孔子圣人，何以书原壤之事，垂法万代。业兴对曰：此是后人所录，非孔子自制。犹合葬于防，如此之类，《礼记》之中动有百数。
《逸士传》：李谧，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子。少好学，博通诸经，有绝世之心。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曰：余谓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准，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考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各言其志矣。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各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太室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西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者谓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考功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缪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元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元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制同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元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使班、倕搆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馀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约，为陋过矣。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瓮牖之室，荜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踰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元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又复以世代检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出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时之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象。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余今省彼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赏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
《周书文帝十三子传》：宋献公震，字弥俄突。幼而敏达，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
《卢辩传》：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长孙绍远传》：绍远，父稚，魏太师、录尚书、上党王。绍远性宽容，有大度，望之俨然，朋侪莫敢亵狎。雅好坟籍，聪慧过人。时稚作牧寿春，绍远幼，年甫十三。稚管记王硕闻绍远彊记，心以为不然。遂白稚曰：㐲承世子聪慧之姿，发于天性，目所一见，诵之于口。此既历世罕有，窃愿验之。于是命绍远试焉。读《月令》数纸，才一遍，诵之若流。自是硕乃款服。
《儒林传》：沈重，博览群书，尤明《诗》、《礼》。多所撰述，咸行于世，有《礼记义》三十卷、《礼记音》二卷。
熊安生，字植之。东魏天平中，受《礼》于李宝鼎。所撰《礼记义疏》四十卷行于世。
《隋书牛弘传》：开皇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元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踰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元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㨿《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之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边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升歌，出樽反玷，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元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载。束晰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图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后，海内大乱，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玆礼。此乃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鬼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缪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显纪，黑曰元矩，苍曰灵府。郑元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元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元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宜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玷，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廱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廱、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廱、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廱。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廱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元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铭》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防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祇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
《宇文恺传》：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纷，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扆宁，尽妙思于规摹，凝眸冕旒，致子来于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极乘乾，咸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收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元，陈圭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瀍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土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轮奂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途，或以绮奂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證据，以相发明。议曰：臣恺谨按《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刱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元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按，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覈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壁雍。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综薛注云：复重瘤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按《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鸱尾，其圆墙壁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壁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壁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乂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馀，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馀，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模，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帝可其奏。撰《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行于世。
《儒林传》：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文学传》：王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人也。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