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二百九卷目录

经籍典第二百九卷

春秋部杂录五

图书编学春秋叙名分在天地间，正则世治，紊则世乱。《春秋》成，而乱贼惧，义在正名分也。传《春秋》者，乃以乱天下名分加诸仲尼，而咸莫之觉于心，忍乎哉？若曰仲尼欲行夏时，故以夏时冠周月。又曰仲尼以天自处，故黜天王，贬斥当时诸侯。卿大夫以其权与鲁，是为乱贼之尤矣。且鲁史未经圣笔已前，其篇章不知几何。仲尼于每岁特笔，其有关名分者，数条云耳。馀则削之，使其辞相属事。相比一展卷，而大义了然，非故简奥辞旨。俾人莫之测，识然后知所惧也。诸家或覈其事，或精其义，或定为正例、变例，以表章之。未必无小补，特于从周，不倍之。仲尼使之冒大不讳之名，于心有不安也。故敢冒罪窃义，以暴白之云。〈此下俱图书编大抵皆集先儒之论而不著其姓名故悉附杂录〉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至出自大夫、出自陪臣，无道极矣。孔子修《春秋》，诛乱贼，正君臣之名分，严华夷之大防，思以有道，易无道也。然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当时陪臣、大夫以及诸侯，岂徒将焉已哉？书弑者，三十六人，特乱贼之尤者耳！《春秋》谨微防渐，戮已往，惧将来。其大书特书诛事，诛意一以天王之法律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窃取之义，盖指此也。观其首书元年，鲁隐之元也。即书春，书王，书正月。凡《春秋》所纪载，一皆天王之所统，一皆正朔之所颁。正月，乃天王之朔。而元年独非天王之元。鲁隐之贤，可少逭乎？盖将揭礼乐征伐之权以归之天子，而诸侯、大夫、陪臣其功罪皆据事实书，褒贬是非昭然如日星矣。是故礼乐掌于大宗伯。凡朝聘会盟，皆天子之所以敷文命也。以诸侯而私相朝聘、要结会盟，虽其中不无救灾恤邻之举，而要之不可以语天子昭德之公征。伐掌于大司马。凡侵伐诛杀，皆天子之所以扬武烈也。以诸侯而擅侵与国专杀大夫，虽其中不无诛叛讨贰之举，而要之不可以语天子宣威之实连。率方伯得赐弓矢、斧钺以讨不庭，乃天子之所以树屏翰也。以五霸而搂诸侯、伐诸侯，虽其中不无仗义尊王之举，而要之不可以语天子独断之乾刚。何也？五霸莫如齐桓、晋文。其盟于召陵，会王世子于首止，战于城濮，盟于践土，天王狩于河阳，斯时也。臣不得以陵君，夷不得以乱华，使天下知有天王之当尊功亦伟矣。然功之首也。礼乐征伐，实非天子所自出而久假不归。谁为之哉？谓其为罪之魁也。谁曰不宜，故春秋直书其事，而功过自不相掩，圣人无容心也。所以使人心悚然畏惧，不敢阶乱贼之祸者，实于兹乎？寓矣。奈何桓文之霸业微，而楚人灭江、灭六、灭萧、灭舒，蓼入陈围郑，宋人及楚人平，而夷狄且得以主中国之盟会焉？由是会吴于钟离至会于黄池夷之凭陵中夏也。极矣。且不特夷狄之亡，君也。鲁三桓，晋六卿，齐陈鲍，各已专擅国柄。自大夫专兵，战于大棘，至会于尚、会于戚、会于溴，梁而直书大夫盟，又书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则列国之政，皆自大夫出也。公孙于齐，次于阳州。公在乾侯而大夫之僭乱可胜言哉？是以其失弥远，其反弥难，既书盗窃宝玉大弓，又书得宝玉大弓，既书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又书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而陪臣执国命，虽大夫亦末如之何也。噫！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鲁固无道，而列国皆鲁也。圣人修《春秋》诛乱贼，思以有道易无道也。岂得已哉？或者乃疑《春秋》果有贬而无褒矣。是不知君臣、华夷之间名存实亡，犹愈于名实之俱亡也。所以功过并录，而彼善于此，褒贬自见，即如初献。六羽始作两观，初也，始也，其文同也。一褒一贬，而义自殊矣。或者又以经必待传，而后明焉。是又不知圣人自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非隐语也。即如牛伤不郊，其僭郊，可知矣。大蒐比蒲，其僭大蒐，可知矣。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其改田赋，可知矣。况前书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后书公伐邾；前书及宋盟于宿，后书公败宋师于管；前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后书晋人执虞公如此之类，皆可互观。苟必于传之详焉？如许世子，虽弑其君而药之尝与，未尝未可知也。是圣人窃取之义，不足信也已。虽然谁毁谁誉，直道而行，知我罪我，我何与也？此圣人之心也。安得独抱遗经，究始终者与之共学《春秋》之大义，与之共学圣人直道而行之心哉？〈春秋统论〉
甚哉？说经之难也。非说之难能明圣人之意，则难矣。非明圣人之意之难也。能不牵于先儒之说，则难矣。彼以为圣人之意有以异于人乎哉？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虽尧舜与涂人同，而儒者之谈经，则曰此非圣人莫能修之。自游夏所不能赞一词者也。于是乎，平也。而诡求之，易也。而艰寻之，其尊圣人弥甚，其说弥长。而作者之志，益以漓矣。嗟夫！独抱遗经之叹，岂非千古之所同哉？今以《春秋》疑义言之，夫说《春秋》者类，古所称大儒也。愚何敢以末议于之。虽然六经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非一人一世之私论也。敢效其一得，而试择焉？夫自秦人灭学，六经缺。如汉律，既除孔壁始出，诸儒掇拾煨烬各名其家源远而流益分。其间，悖理乱真者，固不少矣。然《易》、《诗》、《书》之属，皆以理胜理悖矣。吾以理绌之，其诬可立而辨也。《春秋》以词胜事，往矣。吾从千载之下臆度之、孰徵之，而孰信之乎？是故说经者宜莫难于《春秋》也。自汉而下，说《春秋》者，亡虑数百家，而独《公羊》、《谷梁》、《左氏》最著。胡氏最晚出，亦最著。至我昭代，胡氏得颛立于学官，而诸家之说，几尽废矣。夫左丘明与孔子，共观史记者也。公羊、谷梁皆受业子，夏者也。洙泗之渊源，非远笔削之。微旨尚在，然而口说流行事多失实，如一盟也。而或以为蔑，或以为昧，一工筑也。而或以为郿，或以为微，一会也，而或以为屈银，或以为厥憖，一卒也。而或以为君氏，或以为尹氏，盖自名氏。土壤已瞀乱不能尽原，况乃雌黄出其唇吻去取凭诸胸臆，如马端临以意增损之疑者，又焉能元览精诣券合圣人之志乎？至安国之作传也。总三家纷纭之说，而录其似汇。诸家后出之论，而采其长义例炳。然衮钺斯备，可谓素王之忠臣，麟经之鼓吹矣。虽然以为不诡于圣人之教，则可以为尽得圣人之意，则未也。夫经之为言常也。圣人之作经也，简易明白，不以微瞹难明之词眩天下也。不以操切缴绕之文误后世也。要以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以昭人道，以达王事，如斯而已矣。乃胡氏一时进御之言意存纳约，是故不免激焉。而偏索圣人之精义于一字笔削之文，是故不免覈焉。而深名其可通者，曰常例。而强名其不可通者，曰变例。是故不免穷焉。而凿如以春王正月为行夏之时，是以周人而改周朔于义，则不顺。以夏时而纪鲁事于史，则不伦。非夫子之志也。以王不称天为贬，夫事干宗国往往讳称其过。举而尊为共主，则以小，故削夺之，非夫子之志也。以子滕侯为惩乱贼之党，夫躬为篡逆者，无诛焉。而斥天子之命侯且并其子孙而夺之，抑何其惨礉而亡谓也。非夫子之志也。以止不尝药，而被之以大恶之名，是以微文而致重辟于人，申商之所不为也。非夫子之志也。卒楚，麇也。而曰扶中国，信矣。其扶中国也，曷不重贬子围之会，而姑讳其弑，是登叛也。非夫子之志也。书归田也，而曰以天自处。夫其词无褒乌在其为序，绩也。据事而直书之，而必曰以天自处，是尊圣人之过而诬其实也。非夫子之志也。绝笔于获，麟也。而曰以天道终，是以瑞应神其书也。且麟之出经，曷故焉？盖所谓感麟而作者近之而必曰文成麟至。非圣人之志也。又有甚焉者，以为夫子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以诛赏人也。夫孔子虽圣，周人也。贱而自专灾且及之，苟无其位。不作礼乐，斯非孔氏之炯戒乎？夫子作《春秋》以尊周室而憪，然揽天子之权以诛赏天下，夺人之国，贬人之爵，去人之氏，没人之族，操纵自我而无少顾忌焉。则是干纪犯义己为戎首而顾以履忠效顺责僭王之吴楚专鲁之三家也。岂不盭哉？然则孟氏所谓天子之事者，何？曰天子之事者，犹云周天子之法耳。当是时，姬辙。虽东典刑犹在，《春秋》而有所刺讥。夫子曰：非吾夺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诛也。《春秋》而有所褒进。夫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赏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谓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僭乱之罪。著则诸侯恶其害己也。此乱贼所为惧也。第令夫子以匹夫自为天子，天下不轨之夫群起而议，其后之不暇而又谁能惧之。是故学《春秋》者，明于天子之事。之一言，则孔氏笔削之，大义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而彼纷纷者之说，可不辨而息矣。繇斯以谈汉儒之说，经也。专门名师保残守缺不相合而相存，其失也。固宋儒之说，经也。师心背古，揣摩傅会，有所合而不必尽合也。其失也。凿彼固焉者，信滞而不通矣。然而是非错陈，若苍素然不可淆而杂也。凿焉者，虽辨而可喜矣，然而凭私臆决，若射覆然不可倖而中也。是故三传立而圣人之教分。圣人之志，则未失也。胡氏之传出，而圣人之教尊其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少矣。愚窃考《春秋》之作，实孔子口授弟子。退而异言流传失真，其有无疑似之文，盖不特鲁鱼豕亥而已。惟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于经文为近自馀百家之说，未可定以为不刊之训也。学者诚超然远览本之，以经翼之，以左氏折衷之，以诸家之论要，以会夫子明王道辨人事之意，而不牵于一曲之议，此亦所以恢弘圣绪而俟万世于无穷矣。若必强经以从已，徇传以蔑经，即使左氏授简公谷操牍。愚犹未敢尽信也。况其它乎？噫！此难与拘儒道也。〈春秋总论〉
玩圣人经典须先提揭大纲得圣人作经本旨，则万目犁然具举，而大义自不容掩，况《春秋》尤经圣人手笔而为万世提纲书法也。恶可各以一人意见牵扯义理以相穿凿傅会，匪特圣人笔削大义，不得昭明于天下，而反使圣人得罪名教矇然。莫之觉焉。吁可痛哉？盖后儒欲尊孔子不曰圣人。以天自处，则曰圣人以天子之权与鲁。夫孔子，亦人也。止曰天生德于予。曰知我其天，何为便以天自处乎？孔子，亦庶人也。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至政出大夫，国命执于陪臣，盖屡伤之矣。未闻与夺天子之权反自庶人出也。矧孔子惧乱贼，作《春秋》。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观当时列国僭乱，极矣。未有遽改周家之正朔者，乃谓孔子欲行夏时。故以夏时冠周月，则是孔子身为乱贼之尤矣。桓不书王，黜天王也。滕杞书子贬诸侯也。其于大夫、陪臣，又不待言至不书秋冬，则天且在其贬黜中矣。从古僭妄，未有至此极者。乃以加诸孔子干心安乎哉？尝闻孔子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曰为下不倍，且曰谁毁谁誉，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信斯言也。吾故确信孔子必不敢黜天王、贬诸侯与夺。当时卿大夫以至黜天王改周正朔而必行，己之志也。然则笔削予夺，非孔子而谁哉？盖鲁之春秋与晋乘楚梼杌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其义，则孔子自谓丘窃取焉。可见文皆史氏之旧文，孔子未尝有增损也。特择其有关王迹者笔之，无关王迹者削之。故游夏文学无所容其赞也。虽一字严于衮钺，实合数句以成其文。虽每条自为始终，实会数条以详其事。惟笔削定而名分秩，故善恶明而纪法昭。此所以大义灿若日星。不待孔子褒之贬之，人心劝惩，自有不容已者在矣。是圣经本简诸传必欲求诸繁，圣经本易诸传必欲求之难，且缘饰以圣贤之义理，纲维以帝王之法度，附和以仪秦之智术，参错以孙吴之兵机，断按以申商之法律。推究愈精愈深而去经愈远，虽其间多言而中，或有得其情者，要亦鳃鳃然。指摘推寻于一字之间，而不知大义，未免放饭流醊而问无齿决均于大纲无当也。潢浅陋固拙，岂敢操戈入室以攻讦诸儒之短哉？但据一窍之明，过信孔子从周，心志必不改易正朔，黜天王贬削诸侯于二百四十年。后据义理、凭意识以改历朝信史，故揭大纲，以归诸易。俾学《春秋》者，读其本文，是是非非，一开卷而人人可自得之矣。至于一字一义，不徒四传有可采者，虽诸家不敢悖也。虽然孔子于春秋之义且谓之窃取，故甘冒僭踰之罪，亦取其意而名之为窃义云。〈以下春秋大旨〉尝诵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曰为下不倍。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孔子之学者，真信孔子数语，则《春秋》不待传注而可明矣。何也？孔子自谓吾志在《春秋》，便可以观孔子之志也。然一字之褒，荣踰华衮，一字之贬，严踰鈇钺，是谓字句皆孔子所自笔削而褒贬王侯大夫诸人者也。何有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耶？不知褒贬，皆旧史也。孔子特择其有关名教者笔之，无关名教者削之而已。信述皆实言也。即如谓旧史于隐公原有即位之文。孔子削之以贬隐也。桓公三年原有春王之文，孔子削之以贬王也。桓四年原有秋冬之文，孔子削之以黜天也。他如黜诸侯、责大夫之文，不可胜数。则又何有于阙文哉？倍上反古，亦至矣。何有于从周哉？不知即位、春王、秋冬之类，皆旧史之阙文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皆史阙文之实事。而孔子不敢削即位，不敢削春王，不敢削秋冬，不敢改侯爵，不敢书名、削名，才信史官皆信史也。《春秋》皆实书也。孔子从周之志非虚言，而为下不倍，生今反古，皆圣人所必不为者也。如此，则孔子之心，才可以暴白于万世，而不为诸传所诬矣。观昭公娶同姓，本不知礼。然答陈司败之问，则宁以过自归也。而敢于黜君王乎？陈恒弑君尚沐浴请讨之矣。况敢以弑为薨而有所讳乎？惟其旧史原书弑者，虽国君不敢讳。原不书即位者，虽国君不敢加，故曰谁毁谁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何忍以倍上反古加圣人耶？
孟子历叙群圣，统绪自舜禹文武周公而下直以孔子作《春秋》继之。且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他日又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曰吾欲承三圣者，所以愿学孔子。无如孟子则深知孔子之《春秋》，亦莫踰于孟子矣。况其相去时甚近而说孔子成《春秋》之意为独详乎？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果真信得。孔子之《春秋》为诛乱贼而成，则凡谓孔子黜君王，贬当时诸侯大夫。而以乱贼之尤加诸孔子者，不可信也。真信得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则知王迹莫大乎名分，而《春秋》之作惟以存王迹而已矣。真信得鲁之春秋与晋乘、楚梼杌均之为史，则从古史官书法必有一定之例。而其所记者，不过当时之事而已矣。真信得，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孔子未尝增减一事一字，则其所当注意讲求存王迹之义而已矣。自今观之，凡朝聘会盟、侵伐战取、围获败灭、崩薨卒葬、锡命赗赙、郊雩蒐狩、执杀出奔之类，孰非列国之事乎？凡各国年月时日，一以鲁国为主。诸侯朝聘会盟侵伐，一以鲁君为首。爵号名字或书或不书，各随事之大小详略。而悉严其词，孰非史氏之文乎？若夫据事直书而莫非纲常之所系，因文覈事而一皆名分之所关。惟属词比事，其义自见，此则孔子所谓窃取之义也。即所以继诗亡而存王迹，与晋乘、楚梼杌其事，文虽同，义则殊也。若曰事有不详，非传不足以考其事之颠，末是《春秋》为简略之史矣。文有不显，非传不足以见其文之精深，是《春秋》为晦昧之词矣。义虽至精，如书国、书爵、书人、书名字，同一事也。所书之文，又书与不书各异，故方用此字以为之赏，即用此字以为之刑。诛心、诛意各有差别，而深密刻核，非传则不能窥。此方书之以为定例，彼即不书以为变例。一褒一贬，各有微旨，而倏忽变动，非传则不能测。譬诸后世舞文弄法之吏，诡谲百出，各借律例以断决人之生杀，而《春秋》皆非义之义也。孔子窃取之义，顾如是哉？孟子之言，信不虚也。春秋大义惟在正名分，存王迹，事也，文也，一仍其旧。而孔子未尝增减一字，以为之褒贬，则《春秋》本自光明正大。凡善恶刑赏昭然于简编之中矣。何以纷纷多说为哉？
春秋书法谓当时史官无褒贬予夺，不可也。或者即谓书时月者，贬也；书日者，褒也。是以日月为褒贬矣。果春秋之义乎？信斯言也，则当以日月为定例也。姑举诸儒之见言之彼徒见。会盟、卒葬，有书日。不书日，不可一例拘，故曲为之词也。是故盟不书日，一也。或以为渝信，或以为危，为美，何不同乎？葬以过时而日隐也，当时而日危之也。然过时而隐，直指齐桓。言之彼时，公子争国，危之，隐之，可也。卫穆、宋穆，无齐桓之贤，无争国之患，亦过时书日。果何？可隐。而宋穆之日葬，又何可危乎？公子益师卒，左氏谓公不与小敛明矣，而皆书日，公羊曰：远也。然公子彄，亦远矣，而亦书日，谷梁曰：恶也。季孙意如亦恶矣，而亦书日，何欤？胡氏则又皆以为非，而归诸恩数之厚薄焉。然得臣之于宣公，非薄也。意如之于昭公，非厚也。而皆得书日，又何欤？所以益师之卒不日，四家各持一说，不免互相矛盾矣。惟程伊川先生曰：其不日者，古史简略日月，或不备。而《春秋》因之是也，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此史家之通例也。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或有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甲戌己丑中，有遗其事者，皆史阙文之意也。日月之书不书于褒贬之义，何关系哉？虽然亦有因日月之前后而知其是非者，则亦不可废也。如庄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则见其才阅三时而大功屡兴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则见其连三时而灾害荐作也。庄八年，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秋师还则见其阅三时而兵劳于外也。凡此之类，不于书时，见之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则见其来朝方阅一月而遽兴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则见其朝楚阅七月之久而劳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则见其阅九月而后雨也。凡此之类，不于书月，见之乎？如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则见八日之间再见天变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则见旬日之间取二邑也。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则见其灾。馀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克葬，则见其明。日乃葬为无备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则见鲁人先晋而后卫。己未同盟于鸡泽戊寅及陈袁侨盟则见晋之先盟诸侯而后盟大夫。凡此之类，不于书日，见之乎？比而观之年时月日，其关系于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系春秋书法之褒贬，则皆诸家亿说也。不可不察。
春秋书法于诸侯大夫，爵号名称所书各有不同。诸传每于书爵书字者，便以为褒；于书名者，便以为贬。似乎褒贬之法系乎爵号名称之所书矣。然有当书字者，原只书名；当书名者，原却书字；当书爵者或止书国书人；当书人者或又书爵。则又各拘一见而曲为之词。其自相牴牾，不可胜说矣。是故于谷邓书名，则曰贬，其朝弑逆之人矣。纪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见其书爵则为之解曰志不朝桓也。于宰咺书名则曰贬，其赗诸侯之妾矣。荣叔独非赗诸侯之妾者乎？见其书字则又曰罪在天王而无贬也。于滕薛书爵则曰先朝隐而褒之矣。滕朝桓则即降侯称子，谓其朝弑逆之人也。何贬一人至于历代子孙皆莫之宥乎？见季札书名则曰为其辞，国生乱也。泰伯夷齐非辞国者乎？何为以至德称之？得仁许之，而札独辞国见贬也。胡氏又谓书晋侯以常情待晋襄也，书秦人以王事责秦穆也。纷纷不一要皆诸儒臆说，各执一见以明经，而经反因之以晦塞矣。然则名称爵号可尽废，而不讲乎？盖时变有升降，世道有盛衰，善观时世者，亦可因是以会通也。如楚，一也。始书荆，继书楚已。而书子吴，一也。始书吴，继书吴人已。而书吴子于以见吴楚之寖盛矣。鲁翚郑宛詹，始也。大夫犹不氏，其后则大夫无有不氏者，郑段陈佗卫州吁始也。皆名其后，则虽弑君之贼亦有书氏者，于以见大夫之渐强矣。始也，曹莒无大夫。其后则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见小国之大夫皆为政矣。始也，吴楚之君皆书人。其后则吴楚之臣亦书名，于以见吴楚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矣。诸侯在丧称子，有称子而与会伐者，于以见不用周爵而以国之小大为强弱矣。会于曹蔡，先卫伐郑，则卫先蔡于以见当时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复用周班矣。幽之盟，男先；伯淮之会，男先；侯戚之会，子先；伯萧鱼之会，世子长于小国之君。于以见霸者为政，皆以私意为重轻而无复礼文矣。垂陇之盟，内之则公孙敖会诸侯召陵侵楚之师，外之则齐国夏会霸主。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而莫知其非矣。由此观其会，通凡爵号名字之异同，或事有大小，词即因之以详略，或蒙上文而杀其词者，有之不可以一例拘也。明矣。
春秋首书元年乃鲁隐公纪国之元，实周平王四十九年也。传引乾元坤元以明人君之用，且以体元调元归乎？君相岂知非天王不可以称元？鲁隐特侯国耳。何为僭天子之元乎？使诸侯可以改元，则国各一元，不将千八百元乎？说者，乃曰：孔子，鲁人也。故以天子之权与鲁。然天子之权，谁得？而与谁得而受孔子特庶人也。安能以天子之权与鲁侯哉？况以诸侯之元加诸春王正月之上，是乎？非乎？苟谓一字一义，悉出诸孔子所裁定，则《春秋》之作本以正名分、存王迹也。何为颠倒王侯名义一至此乎？以愚观之诸说，呶呶皆鄙儒之陋说也。何也？天王诸侯之名分不可乱，诸侯无改元之礼，而以侯国之元冠于春王之上，必非孔子所改定也。要皆史氏旧文，孔子不过㨿其事与文而直述之。是也。非也。人心之公义，昭然天地间，自不可得而掩矣。或曰诸侯称元自鲁隐公始，以后十一君纪年皆系之。鲁者，隐公启之。故系元于鲁隐纪事之首，所以深著其无王之罪也。春秋始于鲁隐之元年者，盖为此欤。至谓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故得专乎。赏罚予夺之权，为此言以启后世儒者僭妄之弊，其害为尤甚也。知孔子窃取之义者，其慎辨之。
首书鲁隐之元而复书春王正月，何也？盖鲁国之史，其所书者，实列国之事也。匪天王曷足以统之哉？但论时论月，历代诸儒人各一说，不以为改时则以为改月，或又以为时月之俱改。予尝㨿《易》、《书》、《诗》、《礼》诸书，以证其时月之未改矣。兹复详之，彼以为改时者，则以冬十一月为孟春，二月为孟夏，五月为孟秋，八月为孟冬矣。以为改月者，则建子为正月，建丑为二月，建寅为三月，以至建亥为十二月矣。以为时月之俱改者，则冬十一月为正月，冬十二月为二月，春正月为春三月，春二月为夏四月焉。以为改月不改时者，则冬十一月为冬正月，冬十二月为冬二月，春正月为春三月焉。又以夏时冠周月者，则以周虽时月俱改。而孔子欲行夏时，故于周所建之月自子迄亥为一年，乃以夏人所尚春夏秋冬之序加于建子起岁之月矣。殊不知三代虽异建，而时月未尝改也。盍观诸三百篇之诗乎，以周之时训證周之时令不亦可见乎。七月流火之诗，诸儒以为周公训告成王，乃夏后氏之邠俗，故其时月皆夏后氏之时月也。且勿之论矣。如诗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繁祈祈。云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若以为时之改也，则建丑月为仲春矣。安得日之迟迟，木之萋萋乎？建寅月为暮春矣。安得来牟之麦迄用康年乎？信乎时未改也。诗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日月方除，日月方奥。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冬日烈烈。若以为月之改也，则建丑为二月矣。寒暑安得两分日月？安得方除而方奥乎？建卯为四月，建已为六月矣。卯月可以为夏，已月安得暑之遽徂？五六七月安得日之凄凄？八九十月安得日之烈烈乎？信乎月未改也。若又以为时月之俱改焉，是以逆天违时加武周矣。何也？时月一改，则木属子丑寅，火属卯辰巳，金属午未申，水属酉戌亥。况武周纵能改时令月数，而不能使万物之发生，各以其时，何有于钦？若昊天敬授人时哉？若以为夏时冠周月也。是以乱贼之尤加孔子矣。何也？在诸国虽紊，会盟侵伐之典僭刑赏生杀之权，犹未敢改周正朔。孔子乃生今反古，行夏之时使周王之时训至此尽变易之矣。孰谓孔子无忌惮一至此耶？即此观之时月未之改也，昭昭矣。然必书春王正月，何哉？盖书春书月所以尊天时也。凡所书如夏城中丘夏城郎冬浚洙冬筑郿春新延厩春筑台于郎，八月筑鹿囿，正月蒸夏，五月蒸秋，八月尝春，正月卜郊夏，四月五卜郊秋，八月大雩秋，八月大阅春，二月焚咸丘秋蒐于比蒲，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春无冰之类，各以天时而考其所行之事。孰遵时也？孰违时也？不待褒之贬之而其事之善与不善不可掩矣。书王书天王，所以尊周王也。凡其所书，如天王狩于河阳，公朝于王所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会戎于潜公，如齐观社丹桓宫楹刻桓宫桷，初献六羽，初税亩，初作丘甲舍三军，盟于召陵，会王世子于首止，会于葵丘，战于城濮，盟于践土之类，各以王度而考其所行之事。孰尊王也？孰悖王也？不待褒之贬之而其事之善与不善自不可掩矣。是故善学《春秋》者，以天时观人事，而人事之得失，何必刻意以诛求。以王法治侯邦，而侯邦之是非，何待深文以极治。此《春秋》所以为简易也。奈何诸儒各以己意揣摩圣训，一字之间彼以为褒此以为贬，于天时王章咸莫之省也。何怪乎《春秋》之旨愈传而愈晦哉？
国君初立，必书即位，礼也。春王正月之下，必书即位者，春秋之书法也。然而有书有不书，何哉？观鲁隐不书即位，三传谓隐有让桓之志，不行即位之礼，故不书。似乎传其事之实矣。考之经传，隐实在位十有一年，安有始焉？不即位而可在位以秉其君国之政乎？又安有不即位而可以改元者乎？胡氏乃谓内无所承，上不禀命，则不书。故《春秋》首以王法绳隐公也。似乎得其义之正矣。考之，鲁十二公均之不禀命也。何独于隐而责之深乎？列国诸嗣君即位，曾有一人请命天王者乎？或曰隐公，摄也。故不书即位，且以摄之义言之。凡国君必上告祖庙，下临百官，礼居丧不祭以嗣王，虽在庙而不敢自祭，故冢宰摄而祭之耳。苟无祭主，为谁而摄其祭乎？礼嗣君居丧三年不言百官总己以听命于冢宰以嗣君虽朝群臣而未有命戒，故冢宰摄而命之耳。苟无嗣君，为谁而摄其朝乎？伊尹摄之以有太甲在桐宫也。周公摄之以有成王在襁褓也。故伊周未敢居商周天子之位也。明矣。隐公在位，告庙临臣，称之邦人。曰鲁君称之异邦，曰鲁侯书之史册，曰鲁公乃谓之居摄。不书即位，吾不知之矣。
或曰隐之摄将以让桓之嫡也。㨿古礼诸侯一娶九女。苟元妃卒，则次理内事。惠公既有元妃，孟子矣。仲子不过因其手文而惠公自立为夫人耳。仲子果可以为嫡乎？仲非嫡母，桓可以为嫡子乎？如此，则隐为庶长矣。《春秋》果一字一义皆出圣笔，则莫先于嫡庶之辨矣。隐虽有让桓之志，安在其为摄乎？况隐谓之摄矣。庄闵僖俱不书者，何也？然在庄，则以为君弑而子不忍行即位之礼。在定，则以昭公丧未至。犹有说也。而闵僖则止谓之不请命焉？盖在桓宣弑夺之人均之未请命而犹得书也。何独于闵僖而过责之乎？宣公本为弑君者，所立亦书即位，乃曰书之以著其自立之罪，则愈不通矣。或者又曰旧史皆书，而不书者，孔子削之耳。此尤不通之甚也。何也？弑逆如桓、如宣，皆莫之削。而何独求备于隐公数君也。要皆求之，不得其说，又从而为之辞，故诸传各一其见也。然则其义何居？盖一年不二君。嗣君逾年始改元者，礼也。但国家事势不一，或有旧君薨而嗣君遽即位者，未必人人即位于改元之正月也。或即位于元年正月者，则书之。或即位于君薨之年者，则不书，亦一也。观定公已书元年至六月始书即位，亦可证矣。且书与不书，皆旧史之文也。孔子何所庸其意见而独削夫隐闵僖三公哉？
经于列国书爵、书人不一而足诸传，则以为书爵者，褒之也。尊之也。宜乎？同一尊崇褒美之义也。然同一楚子伐郑在宣四年，则谓特书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便谓书爵，见其暴陵中华。宣十年冬，则谓书爵乃直辞不以楚为罪焉。书楚子入陈，则谓楚子能讨贼。书楚子入徐，则谓书爵非予之也。以不诛诛之也。即一楚子之爵或以为褒，或以为贬，或以为无褒无贬。他如桓十年冬，书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乃谓称爵以著其罪。姑举此一二以例，其馀则书爵一款。何褒贬诛罪皆寓此一字之间如天渊之相悬乎？经文书人，诸传皆以为贬也。如齐人侵我西鄙，楚人灭夔，楚人围宋，其贬之也明矣。然楚人杀夏徵舒，则曰人众也。人人得而诛之也。荆人来聘，则曰嘉。其慕义自通，故进之也。此又以书人为予之之辞焉？然其义尚多，不可一端尽曰有寡而称人者。有众而称人者，有微而称人者，有讳而称人者，有国乱无主而称人者，不惟贬黜诸侯大夫，不足以该此人字之意，而予之亦无定论也。只此书爵、书人，二者竟无定义。而其他义例又不可胜数矣。是故古者，史官必有书法。如谥法之类。今皆不可考矣。因其文覈其事以论其世，虽左氏未必尽当，而他又何足㨿哉？诸侯薨，大夫卒，礼也。春秋于鲁君皆书薨，于列国君皆书卒。列传谓书薨，尊鲁君也；书卒，贬诸侯之失臣道也。此皆旧文，未暇悉论。然鲁君令终曰薨，而被弑者，亦书曰薨，何哉？传者谓其讳国，恶也。且曰均之为薨，而其文各不同，如庄公正终则曰公薨，于路寝曰葬我君。庄公是薨，必有其地葬，必有其时也。隐非正终，则曰壬申公薨，而葬亦不书。闵公亦然。似乎得其情矣。然桓公，弑也。曰公薨于齐，不有其地乎？曰葬我君桓公，不成其葬乎？可见书地书卒，亦不足为定例矣。盖《春秋》，鲁史也。在鲁国且然又何疑于列国之卒葬耶？鲁国臣子固当讳国，恶矣。而列国之讳，独非其臣子之真情乎？况弑多出于嗣君权臣不以实赴，故列国不以弑告而鲁亦㨿。其所赴告者，书曰卒，此必然之理也。然则史以卒书。孔子于二百年后独能得其真情而改旧史乎？知此，则知列国君有虽弑而书卒者，皆旧史也。如赵盾许止书曰弑者，亦旧史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孔子何所加损于其间哉？
弑逆，大恶也。《春秋》随事立文，诚有之矣。无非记其事之实，以垂戒也。若各随其传以观其释义，果可一律齐乎？盖有公子、公孙弑其君者。不书公子、公孙，谓恶。其大恶自绝于先君，故去其属籍以示讨贼之义。如卫州吁之类，是也。有称公子、公孙者，谓人君宠任太过以致其乱。故录其族属以谨履霜之戒。如郑公子归生之类，是也。有名其为子者，谓见天性之恩，曾犬豕不若矣。如楚世子商臣之类，是也。有以国弑，如莒弑庶其晋弑厉公者，见其君无道国人共欲弑之示不敢肆然民上也。他如赵盾在外而书弑，谓欲以示天下无逃恶之地也。许止不尝药而书弑，谓欲以长天下爱亲之心也。诸如此类，似乎得其义之精矣。然皆以意见为之说也。何也？弑之时，其人情事变各有不同，故各因其赴告或略或详而书之耳。矧既曰弑矣，又何必于弑之中一一穷其原情以定其罪，而又有轻重于其间也。虽然隐闵本弑而书薨，岂特鲁为然哉？如楚子麇齐侯阳生郑伯顽本皆被弑而不赴告，故史皆因其赴告而书卒耳。可见圣人无一字加损于其间也。孰谓千载之下可各以意见出入人弑逆之大恶哉？盖亦枉用其心矣。古者，诸侯卿大夫士悉命于王朝，有罪则请于王朝，非诸侯所得专杀，故五禁有无专杀大夫之条也。春秋之时，列国咸专命，亦专杀之矣。然《春秋》所书同一杀也。有称国以杀者，有称人以杀者，而称人称国又有书名不书名之别，传谓称国以杀者，国君大夫与谋其事不请命天子而擅杀之也。义系于杀，则止书其官。如曹杀其大夫，宋人杀其大夫。义系于人，则兼书其名氏。如楚杀其大夫得臣，陈杀其大夫泄冶，是也。然又有称人以杀不书其官而止书姓名，如郑人杀良霄者。或曰书人以杀，杀有罪也。不书名，非其罪也。杀有罪而又非其罪，是失有罪而误及无辜也。如此，则不书官而止书名者，是杀有罪也。彼杀有罪而大夫不名，则是杀无罪矣。二说不合，故或又以为大夫之下阙文或以为不书名者，众也。果以为众，则晋杀三郤，陈杀二庆矣。何以书名以为阙文则史何阙文之多哉？噫！或称国也，或称人也。官之与名或书或不书而又有书及者，或因弑君而及大夫，或因杀大夫而及公子，或因杀大夫而及大夫者，止书其名而去官。其说不一，皆不足以尽其义也。是故善读经者，固不可略其所有，亦何必益其所无而深文以求之哉？
经文所书归取二字，诸传因文立义，其说多端。大抵内取外邑曰取外，取内邑曰取，而内自取内邑亦曰取也。外归内邑曰归，外以人之邑与人亦曰归，外自入其邑亦曰归也。然其所取之义谓何？盖外归内邑始取而终反之彼其愿偿我也。故曰归齐人归我济西田，是也。外以人之邑，与人外之意也。顺其意而书之，亦曰归。晋人来言汶阳之田，归于齐，是也。外以邑赂我，而乐于赂也，亦曰归。郑伯使宛来归祊，是也。内取外邑，强以力夺之也。故曰取。取郜防取訾娄是也。外取内邑，亦强以力而见夺，则亦曰取。齐人取欢及阐，是也。外侵内邑而内取之，宜曰归矣。而亦书曰取，谓强其所不欲偿也。取济西，取汶阳，是也。只此二字，如此牵合，似初看亦有理。原其经文谓史法，果如是焉否乎？况归曰来归，取曰伐取，种种不齐，恶可各以己意，务使经义之必我从也。
滕子来朝，谓鲁桓弑逆。既不能讨，乃先邻国而朝之，故圣人削其侯爵而降之为子。辨者有曰滕朝桓罪，其身可也。何为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而以一人罚及后世哉？又曰本时王所黜也。然使时王能黜诸侯，则《春秋》不必作矣。果如其言，岂独滕乎？薛本侯也。至庄始书伯，何也？杞初称侯，至庄称伯，僖时称子，文时称伯，襄时复称子，又何也？况杞之初，本公爵耶。殊不知当时大国不过公侯之爵，在小国不敢与之抗，且不敢与之等，故咸自降损以朝会大国求免其侵伐之辱耳。况爵尊，则贡献之仪隆，稍自贬损，则仪物亦减。如子产争成之意。故其言曰昔者，天子制贡，轻重以列郑男服也。而使从甸服之贡，所以惧其不共也。滕薛杞之降得非自降以求其礼之杀耶。若如胡氏党恶之说，不惟圣人不敢贬谪当时诸侯，而诸国又将何词以解之乎？
或问圣人述而不作之言，亦只是如此说。若《春秋》一字一义非圣人裁定，安足以为万世之经？曰圣人信而好古，子何为不信圣人之言？盖《易》、《书》、《诗》、《礼》皆经也。《易》自伏羲画卦文周系辞，孔子不过赞之而已矣。然犹曰皆圣人之文也。诗书礼乐从古以来不知该几千万卷，孔子删书止存百篇，删诗止存三百篇，定礼止存三礼而已，未尝于古人诗书礼乐加减一字也。何独于《春秋》而疑之？盖孔子之意，只是删繁就简，为天下万世存其经，常不易之道，故于易书诗礼只是有减无损，所以为万世之经也。知易书诗礼之所以为经，则知《春秋》矣。又问古之史官，其于褒贬书法，果有所传受乎？曰古之天子国君，各设有右史记言，左史记动。一言一动，必书之史策。曾谓周公经国，独于史官无书法耶？且古人世为史官，故世掌书法。观老聃为柱下史晋董狐楚倚相，俱是何等人品？其于国家政事，反不能斟酌字义以书之。何足以称史乎？特其所书者颇繁，孔子不过因鲁史以删削之耳。然则何为只㨿鲁史笔削便能使乱臣贼子惧也？曰听子之言，终是为旧时见闻缠缚，故不能于孔子。谁毁谁誉直道而行处见得端的，未免有所疑也。子知诗之风乎？知风之有二南乎？一部国风中间多少出于当时闾巷妇人女子之口。然孔子亦只是删其无关风教者，却未尝于妇人女子之诗增损一字。如何能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乎？鲁国史官曾妇人女子之不若乎？信得孔子于各国之风，虽出于妇人女子者，不必增损一字，自足以致人心之感创，则于鲁史书法，未尝增损一字而能使乱贼惧者，亦不待辨矣。
自隐元年至末二百四十馀年，鲁之史官秉笔以书者，不下数十人。纵使书法有传，而数十人中所见各别，则虽同一事例，而所书者，各拘其所见，则其文亦不一也。孔子生于三百年后，以为我圣人也。我即天也。一一纵笔改之，尽得其实，是以司马迁待孔子也。且司马迁从上古以来各徇其见闻意识以记之，反在孔子上一等矣。此等识见，安足以明《春秋》？
经本易而传反难之，何也？事迹之参错与经文间有异同，将信经乎？而传则各有来历，将信传乎？而经文原未详书此，所以愈觉其难也。经本明而传反晦之，何也？义理之精深于经文似有发明，但欲合各家之传以明之，则人各一见，既无所凭。欲止据一传之义以明之，则字各一例。彼又每每自有牴牾，此所以祗见其晦也。然则窃义于诸家，各有所采，何哉？吾从其同而易者不敢肆力于其异且难也。故事与经同，虽欲不从，不敢也。苟事与经异，吾知从经而已矣。纵有不详，敢不遵夫子阙文之教乎？吾从其简而明者不敢劳心于其凿且晦也。故义不背经，虽欲不从，不敢也。苟有未当，吾将以俟后之君子而已矣。敢不遵夫子阙疑之教乎？所以吾惟即其易明者，略述其事，或直陈其义以请质于三代直道而行之人耳。况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夫子之教也。若云艰深难测，则夫子何不止留各国之信史以垂世，乃使后世徒废精神于谜语以遥忖圣人必不然之旨哉？是故处千百年之下，悬想千百年之上，逞一人测度之臆见，以穿凿圣人笔削之精，则吾岂敢
或曰事文皆述古矣？窃取之义，何谓哉？曰记，谓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事即桓文之事，辞即史之文也。明矣。是故属其辞，比其事而大义昭然，何必深文覈事以晦其义也。
即如赵东山因日月以明类，谓以日为详者，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恒者，则以不月为变。其以日为恒者，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者，则以日为变，甚则以月为异。其以月为恒者，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者，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而日月之法又相经纬，似乎极精密矣。但既曰凡桓文之盟不日，虽公会不日矣。又曰凡桓主夏盟，则日而晋又非主夏盟者乎？既曰内离会不月，外会公不月，必参会后月矣。又曰凡鲁桓之会皆月，而桓之会岂皆参会者乎？既曰内外侵伐皆不月矣。又曰凡鲁桓会伐皆月。果诸侯之恶，独鲁桓为甚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庄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会齐桓盟于扈。何为而日之欤？葵丘之会盟既曰书日，以别之矣。而首止宁母何为而不日之欤？以此观之，常变详略，莫非以己意为之。如之，何而可为定例哉？
或问赵东山春秋属辞，子谓其止得比事之例，而非属辞之义。何也？曰彼于各国诸侯、大夫卒葬、会盟、侵伐，称国、称氏、称名，各为一类，事固可以比而观也。岂辞之相属哉？然则属辞，何谓也？即每岁、每时、每月止书数事，中间削去不知几何。如庄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庆父如齐。闵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公子庆父出奔莒。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季孙行父如齐。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夏季孙行父如齐，公会齐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齐，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即其文辞联属其真情，大义何至简而至明乎？又如叙齐桓之霸。僖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冬公子友如齐，涖盟楚人伐郑。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夏，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齐人执陈辕涛涂。秋，及江人、黄人伐陈，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会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五年，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其中或间一事者，有之而联属上下词观之。其大义何待传注？后明也。此所谓属辞之义也。以此求诸二百四十二年孔子窃取之义，可默识矣。
孔子修《春秋》不过因旧史文而笔削之，取其足为世道之劝惩者，存之云尔。苟足以维世道、正人心，则事何取于不可穷诘，何取于不可测识哉？是故其辞约其义尽一开卷，而是非善恶暸然，具在不待考之传记而后详也。邵康节云：《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常即法家之断刑狱者，例观之，如拟某人以强盗得财之律，即信其强盗得财。如拟某人以违禁取利之律，即信其违禁取利。况《春秋》之刑书皆经，孔子断拟。若必待传记而后详其事精其义焉？不惟书法，隐而不明，且疑其所拟，不当。果将翻驳招案而出脱之乎？抑欲别为比拟而深罪之乎？一字之间，多为条例，旁引曲證，又欲深文以为能乎？要皆不信圣人所拟之律，故欲详审招案以究其所以案律之由也。笃信圣人者，顾如是哉？后世所崇信者，莫如左公谷三传。使《春秋》非传不明，则孔子何不只存旧史而加以笔削反滋后人之惑也耶？纵使三传不可尽废，而其各有长短，可无辨乎？故以言其长则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以言其短，则左氏失之诬，公羊失之乱，谷梁失之凿，何也？如载惠公元妃继室及仲子之归于鲁，则隐公兄弟嫡庶之辨。摄位之实可按而知此左氏叙事之备也。若来赗仲子以为预凶事，则诬矣。王正月以为大一统，此公羊之明于例。若母以子贵，媵妾许称夫人，则乱矣。段弟也，弗谓弟公子也。弗谓公子贱段而见郑伯之处心积虑在于杀弟，此《谷梁》之精于义也。若曲陈义例以大夫曰卒为正，则凿矣。昔人谓左氏晓事该博，是做文章之人，公谷却是不晓事儒者，说道理处不甚差。此语良近之。今合观三传之异同。如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左氏谓之不为灾，公羊谓之记异，谷梁谓之勤雨，各以己见自为一说，皆不知《春秋》凡经时不雨告庙，则书之义也。析观三传之乖缪，如公羊谓求车、求金为非礼，而不知责诸侯之不贡也。谓大阅、大蒐为罕书而不知讥列国之僭王也。《谷梁》谓秋蒐于红为正，而不知蒐本春田不可用于秋也。不纳子纠为内恶，而不知雠敌不可得而容也。左氏以郎之狩为礼，而不知其废国务而远田猎也。四国伐郑以为围郑，狄人入卫以为灭卫，经何以不书围与灭也？至如仲子，一也。公羊以为惠公之妾，谷梁以为惠公之母，子氏一也。公羊以为隐公之母，谷梁以为隐公之妾，尹氏一也。左氏以为夫人，公羊以为世卿，姑举此一二言之。三传果可尽信否乎？三传果足以发明经旨否乎？经不得三传，则不明否乎？若后三传而为世所最尊信者，莫如胡传。其中未能详举试，即其所关之大者，略陈之。如春王正月谓以夏时冠周月，在孔子不免生今而反古矣。以王不称天为贬，周以桓不书王为归罪天子，是孔子以匹夫而黜天王也。滕本侯爵，因其党恶来朝，故贬而称子，是孔子假鲁史用五刑奉天讨，故得以擅黜陟诸侯之爵位也。夫圣人本欲惧乱贼、正人心，而身为乱贼之尤有是理哉？况其释经者十之三，而释传者十之七，昔人谓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又有谓其以义理穿凿，岂欺我哉？呜呼！传愈多而经愈晦，又何以传为也？予尝闻：《春秋》，名分之书也；《春秋》，性命之书也。知《春秋》为名分之书而贬周黜王，何有于名分之正？知《春秋》为性命之书而载事比例，何有于性命之精？安得读《春秋》者，惟知尊信圣经，而不为后儒见闻所牿，则其义固已暸然于经文中也。呜呼！人皆轻于叛经而重于叛传，何哉？〈春秋四传〉
《春秋》，王道也。天下无二尊，是王道也。礼乐征伐会盟朝聘生杀之权一出于天子，而无有一人之敢衡行，无有一人之敢作好恶、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而以盟会发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诸侯既朝，则设方盟。是会盟者，天子之权也。其或不出于天子而私会、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书会、书盟者，皆罪之。诸侯朝于天子而诸侯之自相与也。有聘礼无朝礼，凡其不朝于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书，如书朝者，皆以罪其朝者与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于司马，而天子赐诸侯弓矢斧钺，然后得颛征伐，虽其颛之亦必临时请命于天子而后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权也。其不出于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书侵、书伐者，皆罪之。诸侯之大夫公子虽其有罪，必请于天子而后刑杀焉。其不请于天子而颛杀者，罪也。故凡《春秋》书杀大夫、杀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贪兵、有愤兵、有应兵、有讨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国、有以中国攘夷狄、有以中国借夷狄而戕中国者，故战有彼善于此者，要之无义战。盟会有解雠，有固党，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会盟有彼善于此者而要之无义会、义盟。杀大夫有诛叛，有讨贰，有愎谏，有借以说于大国，有为强臣去其所忌，故杀大夫有彼善于此者，要之无义杀。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渊两会之外，并不书其故，而至于盟会侵伐，则绝无一书。其故者，非略也。以为其会、其盟、其侵、其伐、其战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问其故也。杀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书其官，如宋人杀其大夫司马者亦有并其官不书，如曹杀其大夫者，此非略也。以为义系乎？其杀之者而不系乎？其杀者义系乎？其杀之者，则其杀也。足以著其罪矣。义不系乎？其杀者，则不必问其为何人与其为有罪无罪焉？可也。说《春秋》者，不达其意而琐为之说。曰其会也。以某故杀某大夫也。以某故至于盟战侵伐亦然是皆无益于春秋也。而徒为蛇足之画者，夫春秋经世之书也。其经世也，以正乱贼也。《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说《春秋》者亦云：人臣无将。夫人臣而窃其君侵伐、会盟、刑杀之权，其为将也。甚矣。人臣窃其君侵伐、会盟、刑杀之权而久假焉。而莫之归也。其为渐也。甚矣。故臣子至于推刀于其君父，而《春秋》书某国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窃其君会盟、侵伐、刑杀之权，是弑之渐也，将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尝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无道而至于自大夫出；无道而至于陪臣执国命。呜呼！是春秋之势也。挈其漏于陪臣大夫者，而还之诸侯；挈其漏于诸侯者，而还之天子。是《春秋》之拨乱而反之正也。夫周自东迁以前，虽王室已不竞矣，而其权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丰之地委为草莽瀍洛之外声教阻绝，于是尾大之势成，而诸侯横变易礼乐，冯众暴寡，大小相朝，强弱相劫，无一不出于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权矣。盖周之盛王道行颂声作，而其可见者，莫如诗雅。蓼萧湛露，是诸侯之会同于天子者也。彤弓，是诸侯听征伐之命于天子者也。出车采薇，是天子之自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诗亡，而春秋作。诗未亡，天子之权存；诗亡，天子之权丧。春秋收既丧之权，而还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诗亡之后，虽一日不得缓也。文宣而下，则诸侯又不能自执其权，而大夫之交政于中国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孙宁鱼华陈鲍拥兵树党，而主势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军舍中军而鲁之权罄于大夫矣。衎出奔孙阳州，孙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晋阳，而大夫之为祸烈矣。盖天下之势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详。桓僖以前，列国之大夫惟持使而与鲁接者，则名之。而会盟侵伐，则大夫未有以名见者。夫救徐大夫，特将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见也。若此者，非略也。以为不系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会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见者。虽溴梁之会其在君也而大夫盟书鸡泽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书。若此者，非烦也。以为系乎？大夫也。不系乎？大夫虽夷吾隰朋狐偃赵衰之勋且贤，未尝以名见焉？系乎？大夫虽劣，如栾黡、荀偃、高厚、华阅，则琐琐以名见焉。不系乎？大夫虽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则亦弗详焉。翟泉是矣。系乎？大夫虽其君在而大夫缀盟，则亦详焉。溴梁鸡泽是矣。不系乎？大夫虽主帅，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书人者，是矣。系乎？大夫虽偏裨，亦牵连而名之。鞍之战是矣。其弗详。大夫者，以专治诸侯之为乱贼也。其详大夫者以并治大夫之为乱贼也。说《春秋》者不达其义，而曰人大夫，贬也。夫书人为贬，彼黡阅之徒以名见者，乃为褒也耶。惟曹薛滕许之大夫始终书人。说《春秋》者曰小国无大夫，非也。夫此数君者且为人役之不暇，而未尝敢执天下之权也。而况其大夫乎？盖不系乎？其大夫是以终始人之而弗详。今曰书人为贬，则曰齐晋诸大国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许之大夫偏受贬耶？侯犯南蒯弗狃阳虎之徒出，则大夫又不能自执其权而陪臣实执之矣。堕郈书堕费书围城弗克书窃宝玉大弓书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详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为东周云者，即《春秋》书堕费堕郈意也。是《春秋》之终也。或曰盟葵丘，盟践土，师于召陵城濮。说《春秋》者，以为圣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而夺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权虽不在天子，而诸侯亦未能尽得天子之权也。盖其权散，桓文之既出也。则权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诸侯而桓文独尽得天子权也。盖其权，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窃之者，十人。虽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当主人也。而窃之者，一人。苟一人而并千金焉。则是疑于主人也。权之散，臣悖于主；权之聚，臣疑于主。故较利害，则权之散而交斗，犹不若权之散，而未有所属。随之屯曰随有获人随而我获之，未害也。而谓之凶。豫之坤曰由豫曰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为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诸侯固有相朝者，则亦一二小邦而已。犹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会。擅侵伐者，则亦一国两国相雠相结而已。未有举中国而听于一人，未有十馀国而共攻一国者，是天子之权未有所属也。桓文之兴，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于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齐晋亦偃然。诸侯之朝已而终其身，未尝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会，兵车之会，未尝有一介请于天子也。是故纠合诸侯同奖王室，未有如葵丘践土者。诸侯之群然役属臣仆于诸侯，亦未有如葵丘践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乂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搂诸侯以伐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说《春秋》者不达其意，而曰会于某盟于某，是圣人以诸侯授之齐晋也。夫王室之不竞也。诸侯既已尽拆而入于齐晋矣。圣人不能挈而还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权自诸侯出，不问其如何而均谓之无道，敌国相征不问其如何而均谓之无义，不知礼乐征伐之出于桓文也。其为道耶？其为无道耶？桓文之战，其为义耶？其为无义耶？使桓文而诚于勤王，诚于急病，而其柄则倒持也，其分则上陵也。圣人犹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将为法受恶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实则自殖阳为急病而阴欲养乱哉？灭谭灭遂，本以自肥执曹𢌿宋为谲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禅革命之心，而文至于请隧以葬，此其去问鼎者，无几耳。又何以责楚也？然则圣人所称民免于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圣人之颛，论功也。而《春秋》者，颛以明道也。谷梁氏曰：仁不胜，道存王室也。然则说《春秋》者曰：谨华夷之辨。何也？曰：此诛乱贼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吴与楚。楚之先鬻熊为姬文师国于江汉之间，而太伯委以临吴，盖皆神明之冑矣。荆人不道间周之乱，革子以王丛毒上国，吴亦相效而王，是乱贼之由也。是以《春秋》从而夷之。春秋，诸侯中显然为逆者，莫如楚吴。其阴逆而阳顺者，莫如齐晋。如断狱之家，吴楚则功意俱恶，齐晋则功遂意恶。功意俱恶，故圣人显诛之。显诛之，故其辞直。如卒不书葬，君臣同词之类，凡皆直辞也。功遂意恶，故圣人阴夺之。阴夺之，故其辞微。如邢迁于仪夷城楚丘狩河阳之类，凡皆微辞也。大小雅未废，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尽废，而后四夷交侵。《春秋》始书荆入蔡以献舞归，则其蹢躅之势已见。桓文奋而扼之，其锋稍阻文也。没而晋霸衰，而楚人之图北方者，遂日长而不可制。是故《春秋》书荆入蔡，此霸之未兴而楚猾中国之始。《春秋》书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窥中国之始。盖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难易，而楚与中国之所以盛衰者，其几有倚伏起于海滨而所从者，宋卫陈蔡皆弱国。故谋之十馀年，结江结黄连十二国之师，而后能服楚于召陵。文据表里山河之固而所从者，齐秦皆劲国。故反国一年，仅连三国之师而遂能克楚于城濮。一战而杀其专兵之将，然晋之克楚也。得策于结秦而晋之不竞于楚也。失策于雠秦自殽之役，而秦晋相雠杀者，历四五世。战彭衙，战令狐，战河曲，积十馀战而不解，是晋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敌。失一强援，则其气力不完。强敌伺近，则其势不暇于略远。故晋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实。然说《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许晋襄继霸。吾不知也。夫楚庄者，又蛮酋之雄耳。而远交秦巴近攻陈郑，则是晋之雠。秦非特生一强敌，乃又借盗以兵也。《春秋》书楚人、秦人、巴人灭庸，而楚之谋益狡矣。书楚子围郑，而中国虎牢之险，沦于夷矣。书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势一变也。虽然于时诸侯固有附楚者，而犹未敢公然附楚也。晋虽已不能尽得诸侯，而犹未肯甘心以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谓之匮盟，盖诸侯犹惴晋人知之也。弭兵之说，倡而南北之从交见，于是中国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于齐晋者，尽在楚矣。申之会空中国而听焉。齐晋之所连以扼楚者，今楚人连之以扼中国矣。申之会，诸侯献六王之礼。宋之会、虢之会，长楚于晋，则是诸侯甘心为楚，后而晋人甘心以诸侯委于楚也。天下之势又一变也。至于吴越交兵，而其祸极矣。书伐郯入州来会黄池入吴，而《春秋》所以治之者，又详矣。是春秋之终也。或曰楚横而齐晋扼之，则是中国果不可无桓文也。今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而夺焉夫赖人之功以纾患靳人之权以资敌是责鹰鹘之搏而絷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仆于此鸠党铸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盗夜入其室，则其仆揭兵啸党而逐之以仆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盗以仆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无霸，而至于四夷纵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于臣疑于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齐桓晋文是也。齐桓晋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乱贼惧矣。或谓《春秋》诛乱贼者，诛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则《春秋》所诛者，止于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狭矣。然则所谓诛乱贼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诸侯之专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四夷也。凡无王道者，皆乱贼之道也。〈读春秋〉六经之教，其要在于淑世道、正人心也。人心正，世道淑，此诗与春秋所以后先之一揆乎。彼《春秋》有关于人心世道也。人知其笔削予夺义例谨严，其权一归之天王而欲考王者之迹，悉于春秋乎？是知天下无王，而有王王者无史，而有史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至于《春秋》之所以作也。孔子因诗亡而迹熄，故不得已而窃取其义。但王者之迹尚存十一于千百，乃所以继诗之亡而存诗之教焉。微孟氏，其谁知之？然则诗之亡也。果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于是乎亡。欤风雅皆诗也。雅亡而风存，曷为而谓之诗亡也。不知风雅颂皆王者，迹也。王迹熄，则虽诗存而实亡矣。何也？古者，天王巡狩列国，使大师采民风焉。诸侯朝于方岳，必陈诗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迨周室东迁，则天王不巡狩，诸侯不朝会矣。又何有于诗之陈而采也。夫巡狩朝会而陈诗以观此，王迹也。诗不陈于大师而巡狩朝会之迹熄矣。王迹熄，而诗亡也。非欤况《关雎》、《葛覃》，王者闺门之化也。继世虽无文王后妃之德，而是诗乐作于房中，则王者正家之迹尚于此乎？存故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想自太师挚适齐而《关雎》之乐无闻矣。雍诗王者，祀宗庙之乐歌也。继世虽无天子穆穆之德，而周之祖庙主祭者，天子也。助祭者，辟公也。闻其歌乐，尚可以想见先王之迹，及三家以雍彻而大夫僭用天王礼乐，谓王迹尚存于祖庙，可乎哉？湛露彤弓宁。武子曰：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观武子之言。王迹存乎？否也。由此推之，他如《鹿鸣》，王者乞言之迹也；《四牡》，劳使臣也；《皇华》，遣使臣也；《采薇》，遣戍役也；《出车》，劳还卒也；《杕杜》，劳还役也；《鱼丽》、《嘉鱼》、《南山》，王者燕享所通用也；《蓼萧》、《桑扈》、《鱼藻》，王者燕诸侯也。天子不乞言，则《鹿鸣》不形之歌乐，而王迹不既熄乎？乞言之迹熄，《鹿鸣》虽存而实亡矣。即《鹿鸣》，雅颂皆可类知，不然三百篇至今存也。谓之诗亡。何哉？孔子惧王迹熄也。因诗亡而作《春秋》，则《春秋》正以存王迹耳。是故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独春王正月冠诸首而据事直书笔，其有关于人心世道者。削其无关于人心世道者。自周王世卿以及列国诸侯大夫凡奉周正朔，而礼乐征伐一遵乎？王者之成宪，则不待孔子褒之，天下莫不以为是。凡悖周正朔而礼乐征伐或违乎？王者之宪章，则不待孔子贬之，天下莫不以为非。是是非非，粲如日星，王政虽不大行于天下而犹存于《春秋》之笔削，此所以乱臣贼子惧也。犹之乎告朔之礼不行于鲁庙而饩羊存焉？尚可以循迹而求其实也。已噫！知孔子爱礼存饩羊之心，则知作《春秋》存王迹之意，知我罪我殆深有不得已者在矣。虽然惧乱贼，即所以存王迹也，即所以淑世道正人心也。周道陵夷使天下尚知，周王之当尊者，固由于桓文之霸使桓文之徒尚知王者之大义。不敢踰越而凛然有所畏忌者，孰非作《春秋》之功哉？但王政不得大行于华夷，而其迹仅存于春秋，犹愈于诗亡而并亡其迹乎？然则诗虽亡，而未亡者以有《春秋》在也。信乎？诗也，春秋也。其教一而已矣。要之王迹存则治，熄则乱。孔子删诗作《春秋》不待存王迹于当时而万世之下咸得以见先王之迹者，皆其泽也。遐想三百篇未删之前，其杂乱，当何如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未笔削之前，其繁，芜当何如也？雅颂各得其所孔子特删，其无关于王迹者耳。予夺一循乎？史文，孔子特削，其无关于王迹者耳。惟其一经圣人手笔，遂为不刊之典。奈何后之儒者既曰孔子降黍离为国风，又曰孔子以夏时冠周月，是居下悖上，生今反古，而反以悖乱王章加孔子也。于心安乎哉？今《诗》与《春秋》具在也，安得知尊王之义者与之共论孔子之心？〈诗亡春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