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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九十四卷目录
春秋部总论十二
明方孝孺文集〈读春秋〉
顾宪成语录〈小心斋劄记〉
邵宝语录〈简端录〉
何乔新椒丘集〈春秋〉
徐芳文集〈春王正月论〉
周洪谟春王正月辨〈周正不改时月〉
王世贞弇州山人文部稿〈春秋论四则〉
群书备考〈春秋〉
群书考索〈春秋何以不取隐〉
明方孝孺文集〈读春秋〉
顾宪成语录〈小心斋劄记〉
邵宝语录〈简端录〉
何乔新椒丘集〈春秋〉
徐芳文集〈春王正月论〉
周洪谟春王正月辨〈周正不改时月〉
王世贞弇州山人文部稿〈春秋论四则〉
群书备考〈春秋〉
群书考索〈春秋何以不取隐〉
经籍典第一百九十四卷
春秋部总论十二
明方孝孺文集
读春秋
余读《春秋》见其纪时书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过数十言，断断然传其所信而不敢肆，窃尝疑之以为当时史官所载必详矣，孔子曷不尽举而书之，奚为简略如是哉？及观左氏谷梁公羊三子之传，各述其所闻甚详，或曲说以传经，或因经而搆事，肆情极论无复顾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虚词而鲜事实，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领，而数增人之惑，然后知孔子谨严，其词若不敢尽者，忧天下后世之至也，孔子尝系易以辞矣，反覆诘难至于理彰义竭而后止，何独于春秋而不尽其辞？盖道可以智穷而事必以实著，与其循疑而失实，以为后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为愈也，故曰：多闻阙疑。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此孔子之意也。顾宪成语录小心斋劄记
读礼乐征伐一章，便识得春秋一经，全局读谁毁谁誉一章，便识得春秋一经断案。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论甚佳，其说本孔子礼乐征伐一章，却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谓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凡以责其下也，探本寻源毕竟又自上之无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隐然寓无限感慨，凡以讽其上也，责其下故其辞，直而显讽其上，故其辞婉而微，圣人之情见矣，春秋论曰：春秋王道也。礼乐征伐出于天子，无或有一人之敢横行作好恶作威福，是王道也，如此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则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观一十二王皆君父也，春秋托始于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仇为乱贼首而治，诸侯治大夫，治陪臣，则以治其徒也，可谓深切著明矣。
邵宝语录简端录
尧典曰：钦若昊天敬授人时。春秋曰：春王正月皆圣人之政也。尧行之，仲尼书之，拨而反之，存乎其人，书之亦行之也。何以书春？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夏之时春寅也，卯也，辰也，示万世建正之法也，时改则月从之矣，王正月著夫正之为建子也。何以知为建子？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又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以是知之。然则鲁史旧文奈何书春，书正月者常例也，王居春正之间，上焉著春为夏时，下焉著正为周月，此圣笔之妙也，宗周者从周继周者，从夏笔外意又如此。
孔子曰：行夏之时。夏之时何取于孔子也，传曰：夏数得天帝尧，若天以定四，仲夏时盖本诸此夏正建寅，寅卯辰三月为春，周正建子非春矣，其为春者犹有寅之一月焉，故圣人存春以俟后圣，盖万世若天之政于是乎？在虽然春秋作于周，故书法云尔，若夫秦正建亥在秦，而作春秋其书法当有异于是者，要之归于若天而已矣，非圣人其何以与此
大哉？王之书乎所以立尊周之制者，在是所以立继周之法者，亦在是王周王也，以正月系王，周人其能违诸，非周人其能强诸，仲尼造化之神妙于一字如是哉。
鲁史以春秋为名，则所谓春正月者，其旧文也，疑若用夏正者书王，见正月之为子也，而得失在其中矣，抑有微旨焉，夏数得天尚矣，以时制不敢违也，此尊王第一义也，抑又有微旨焉，孔子曰：行夏之时是在继周者，周德未改而辄夏之从，是自专反古而灾及焉者也。
当时仲子已称夫人，皆以为嫡而桓当立也，天子赗之亦且夫人之矣，春秋书曰：惠公仲子妾之也，不夫人之也。
王赗仲子关雎之变也，春秋于是乎始西狩获麟麟趾之变也，春秋于是乎终。
春秋记事书也，而并言其意者有四事焉，曰成宋乱也；曰宋灾故也；曰释宋公也；曰伐楚以救江也。皆不能已于言者也，然则彼皆阙欤隐欤，易曰：系辞焉以尽其言四事者近之，其馀皆所谓立象以尽意者也。鲁无弑非无弑也，凡弑曰薨或曰卒，鲁无杀非无杀也，凡杀曰刺或曰卒，鲁无出非无出也，凡出曰孙或曰如为国讳礼也。
宋微子之后，周天子客焉，而膰且拜者也，中国诸侯礼莫隆焉，故春秋于其事也，必谨之于稷，曰成宋乱于薄，曰释宋公于澶渊，曰宋灾，故皆谨之之实也，乃若其义则存乎其事焉耳矣。
惠王无出无入，天子之位不使郑与焉尔也，襄王有出无入，天子之位不使晋与焉尔也，敬王有居无立天子之位，亦不使刘单与焉尔也，始立者非久于位者之比也，故居而且入居然而居，居然而入，君臣之分亦严矣哉！
何乔新椒丘集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周辙既东王风亦降，吾夫子叹明王之不作，惧天理之将灭，乃假鲁史而修春秋，以乱世而寓治法，其始于鲁隐之元年者，伤西周之不复也，至于获麟而止者，叹世道之终不能复行也。书天王、世子、王后、夫人、诸侯、大夫之类，所以厚五品之伦叙非惇典乎。书郊禘雩社，朝聘会盟，崩薨卒葬之类，所以正五礼之品秩非庸礼乎。字子突，嘉季子，因其善而褒之，所以命德也。名宰咺，削翚氏，因其恶而贬之，所以讨罪也。然其记事或系时，或系月，或系日，盖会盟侵伐不可指日而期，故书时天子诸侯之葬礼，有七月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会故书月，子生及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书日，诸儒之说春秋有谓以一字为褒贬者，其说本于太史公，有谓有贬无褒者，其说本于孟子，有谓褒贬俱无者，其说本于竹书纪年，然泥于一字褒贬之说，则春秋字字皆挟风霜，圣人不如是劳烦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惨刻也，泥于褒贬俱无之说，则春秋乃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圣人作春秋寓褒贬于善恶之彰，彰明笔削于先后之绳绳，其旨远，其义微，智如子贡未可以言春秋，观经书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此圣人爱礼之意也，而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则子贡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贤如子路未可以见春秋，观经书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此圣人正名之意也，而子路乃以正名视为迂，则子路之贤未可以见春秋也，自麟经绝笔传者，五家然驺氏无师，夹氏无书，故其传泯焉，传于世者，左氏公羊谷梁而已耳，春秋因三传而经旨益明者有焉，因三传而经旨益晦者有焉，左氏身为国史躬览载籍，考事精详文辞可美固艳而富矣，然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若申生之托，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厉，彭生之妖，则其失也，诬矣。梁辞清义通若论隐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固清而婉矣，然元年大义而无发明，益师不日之恶略而不言，则其失也，短矣。公羊说事分明善能裁断，若断元年五始益师三辞，美恶不嫌同辞，贵贱不嫌同号，固辨而裁矣，然若单伯之淫叔姬，鄫子之请鲁女，论叔术之妻嫂是非，说李子之兄弟饮食，则其失也，俗矣。至赵啖陆淳之辨明而开示后人之学，庶有所据刘氏意林之书出，而墨守膏肓之论庶乎其详，宋之论春秋而有成书者，无如胡文定公，其次则永嘉陈傅良也。文定之传精白而博赡慷慨，而精切，其于义利之分，内外之辨，纲常之正，乱贼之讨彰彰乎，烈日之明也，凛凛乎秋霜之肃也，然所失者，信公谷之太过求，褒贬之太详，多非本旨，陈氏之论世变以为有隐桓庄闵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于褒贬以传之所书，而论经之所不书，则传事又岂一一皆实乎？徐芳文集春王正月论
事有疑于传而信于经者，奚从乎从经，有疑于经而信于理者，奚从乎从理，以理饰经为诬而已矣，以经轧理为臆而已矣，以臆益诬为畔而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纪天子诸侯大夫陪臣之事，天人得失灾祥之数，是者进非者退，笔者荣削者辱，翼翼乎辨矣，其弁诸册曰：春王正月。云犹书之稽古帝尧易乾元而诗关雎也，此而疑将奚弗疑矣，此而舛焉，亦将无弗舛者矣，何居乎测者之烦而所见之互龁也？故有以夏时冠周月者，胡安国也，有以周之时月俱改者，郑元陈宠也，有以春秋之列国异书周之二时并用者，刘知几张敷言朱晦庵也，安国之说本于行夏时似矣，其言曰：以夏时冠周月，法后也。以周正纪事不敢自专也。约其指是周改月不改时也，夫子乃冠之耳，夫时之传久矣，周不自改而子改之，使冬而冒春之名，秋而奸夏之实，悖甚矣，奚后之法夫匹夫而擅天子之正朔，而曰：不自专。夫谁与之耶？且子将以行夏时也，向也以夏时还夏而时存，今以夏时谐周而时亡矣，是亦不可已乎？陈氏时月俱改之说，盖惑于周正而附会之，刘知几考之传而不合，遂以列国用夏正，鲁史用周正，而朱晦庵意合之，则以二者各适，而惟人所从张敷言意分之，则以为民俗之所用，一为史策之所书而并行不悖，是夏与周两存之矣，后世博综之儒，若罗泌史伯璿杨慎之徒，皆踟蹰焉，而无所主岂非事难于定论乎？然而其疵可指也，鲁与列国并建为侯邦者也，史不同其奉周一也，列国用夏正，鲁奈何独用周正乎？一编之中书列国一例，书鲁事又一例，是合两代之时为一书也，春秋岂有是乎？而史之所纪一事，民之所用一时，是又一王之世两正朔也，政孰严是而可自便若此乎，凡是皆知周正之非而特不敢断乎？为夏则姑两存之夫，既两存之则其是非尚未泯也，至近世阳明王氏之说出而始荡，而不可测矣，其言曰：阳生于子而极巳午，故春尽寅而夏尽巳，阴生于午而极亥子，故秋尽申而冬尽亥。自一阳之复至六阳之乾，而春夏自一阴之姤，至六阴之坤而秋冬，果若是则夏之子丑而冬卯辰，而春午未，而夏酉戌，而秋皆误矣时，至周始协也。夫子又曷取夏时乎？如曰：子亦可春午，亦可秋云尔。日与岁无择也，阳始于子吾，将以子后之夜皆为昼，阴始于午，吾将以午后之昼皆为夜，有不笑其狂悖者乎，月与时相丽以成岁者也，月统乎节历二节，而一月成时统乎，月合十有二月之四时而一岁备前不可赢后不可缩也，今也取仲冬而孟春之是夏之十二月，至周胥易次也，月令不全淆乎，一时之中无故而夺其月，二三月之中无故而换其节，且割春之二以缀前岁之冬，而春为无首斥冬之二以延来岁之春，而冬为无终，岁何繇成？而时何繇叙乎？尧之为治也，羲和之命实在釐百工熙庶绩之始，而鸟火虚昴之四，星候以四仲之分，至历今三千馀年，未之或爽焉，宁独谬于周欤，周如改时则是星鸟于夏，星火于秋也，岂周革商亦遂能革天与有扈氏威侮五行启，则讨之羲和俶，扰天纪引侯徂征爰，声厥罪信如阳明所云，其去亦宁有几，王制天子巡狩方岳命，典礼考时月正日，君有变易礼乐者，流之今既自紊之矣，夫谁与考？且礼莫大于时而顾忒之，以倡邪是数者，质之狂瞽之人无惑焉，而谓出之武王之君，周公之相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且其绎经者曰：商而改月，则伊训必不书元祀十二月。秦而改时则史记必不书元年冬十月，周而改时与月，则春秋必不书春王正月，而其所援引者不过杂记纷驳之议，汉儒历数旷眇之语，蔓衍牵摭务信其臆，姑不具论殷革夏者，统建丑而月不改秦革周者，统建亥而月不改，独周改之，周之德宁独逊殷人乎？彼秦政之暴很闇戾，金可铸，石可鞭，书可燔，边可筑，六国可郡，县皇帝之号可并建，所以夸前烁后靡不竭，蹶独于时之在天犹谨率焉，乃武周之更张诡恣，更出秦政者，下耶然则如之何曰信经，经曰：春王正月。则周之必以孟春寅月为正也，可知矣。周必不能以仲冬为春，十一月为正，则周之时仍夏时，月仍夏月，可知矣。周之时月仍夏则史记如是，子亦如是书，而夏时冠周与周改时之说同谬，又可知矣。至子丑异建不过用为岁首，爰自别于胜国，或莅朝，于是颁朔，于是如伊训十二月而称元祀，周礼十二月而称正岁之类，其他大礼大政则断属之，孟春建寅之正月时以是而授历以是，而颁岁功以是，而始终昊天以是，而钦若所谓殷因夏，周因殷，其在是乎？天地之大，古今之寥廓，吾何准哉？准诸礼而已矣，然则阳明氏非信经欤，曰：信而误吾之信。伊训即殷之因，夏以明周之因，阳明之信伊训即殷之因，夏以疑周之革，吾之信春秋信以不改夏者，理之必然，阳明之信春秋，信以改夏者事之所或有，盖胡氏能知行夏时之善，而不能解于变时易。朔之戾于从周阳明氏，能知冠夏时于周月之非，以为春秋惧乱贼而首其僭，夫子所不为而不能察时月之必不可更，几欲寘武，周于秦政下加以俶扰天纪之名，而不顾始于执传，而中于泥经终于不信，传不信经而信臆，以益其诬而滋之畔，无宁两存之者之疑之乎，时月如此，二百四十二年微文逸事荒于时代，讹于载记，爚于后儒之覆射者，其可胜道耶！
周洪谟春王正月辨
周正不改时月
或问南皋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为岁首，今之历是也，周人以建子为岁首，是以子月为正月乎？曰：岁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为正朔，非以此月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异乎？曰：正之为言端也，端之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长也，正朔之为第一朔，正月之为第一月，犹长子之为第一子也，故皆可谓之岁首，前乎商之建丑也。书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为岁首，而非以十二月为正月也，后乎秦之建亥也。史谓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十月为正月也。由是推之，则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为岁首而不以十一月为正月也，后世儒者不得其义，故有纷纷不决之论，汉孔安国郑康成则谓周人改时与月，宋伊川胡安国则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独九峰蔡氏谓不改时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吴仲迂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璿吴渊颍汪克宽辈，则又远宗汉儒之谬，而力诋蔡氏之说，谓以言书则为可从，以言春秋则不可从于乎四时之序，千万古不可易而乃纷更错乱，以冬为春，以春为夏，以夏为秋，以秋为冬，位随序迁名与实悖虽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谓圣人平秩四时奉天道以为政者，乃如是乎？予惧学者惑其言未有不诬圣经，以乱先王之法者，故以易诗书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及汲冢周书史记汉书，可以證诸儒论辨之失者，参考而详列于左云。周易临卦辞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谓八月者阳生之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遁，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义亦从其说，又云：恐文王作卦辞时只用周正纪之。按汉书武王克商之后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则文王固未尝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阳复十一月，至巳为乾，则阳极阴生，一阴姤五月，二阴遁六月，三阴否七月，四阴观八月，方建丑月卦为临二阳浸长逼四阴，当此之时，阳势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为观四阴浸长逼二阳，则临二阳至观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谓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临则当自临数而不当自复数以临，则当数至观而不当数至遁临。观乃阴阳反对消长之常理，文王于临以八月有凶为戒，其义甚著，岂可外引遁卦为周八月哉？然则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谓八月乃夏正八月，则商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此亦可见矣。
书三正之说始于夏书，怠弃三正之文，观此则子丑之建，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愚，则以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谓商革夏正汲冢，周书亦谓汤改正朔以建丑之月为正，则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谓舜承尧改正朔，此则谬妄观尧老而舜摄也，书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舜老而禹摄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则舜始终用尧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禹承舜亦以建寅为正，未闻其迭，建子丑三正并用也，则子丑之正固非当时之制，有扈氏何为而怠弃之乎？盖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极三纲之类，非后世之所谓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蔡氏以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汉孔氏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子月为春，是谓周人改时与月，可谓谬矣，班固作前汉志亦因其说，以武王伐纣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鸠言，武王伐纣之日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近世汪氏谓以唐历愬而上之日月星宿，无一不合，是皆惑于子为岁首之义耳，要之武王伐纣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实其所无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纣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时与月也。曰：何以明之？曰：于周诗周礼而见之也。周人作诗其论阴阳皆合乎四时之序，周公作礼其陈法制禁令皆顺乎，四时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后儒不信圣人之经而信传记之说，亦独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后可谓大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谓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东风解冻，然后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为春则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书为可见矣。
诗豳风说者，谓豳乃夏列国，故周公述豳俗之事必以夏正为言，不知历数之纪三代一辙，何必谓周公以夏时述夏事也？借使豳风为然，何故他诗言时月者亦皆从夏正乎？且尧时仲夏日在鹑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时岁差既多，则六月日在鹑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鹑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据目前所见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时追述，夏事何为不验，以夏时星象而据当时星象以言哉？至下章云十月改岁，言时至冬岁时事将改，犹尧典称冬为朔易之义，或曰：以正朔之始于子，终于亥者，为改岁，非谓改十一月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岁。是周公即当时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晓，岂以夏时而述夏事哉？东莱吕氏不察其说而谓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谓周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时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国僻远无纯臣之义，又自有私记，其时月者故三正皆尝迭用，是谓周之先公私有纪候之法，故云十月改岁，然既以十月为改岁，则又何以云二之日为卒岁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张敷言因其说，又谓周之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历授时，凡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朔，其民俗岁时相与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史伯璿又因其说谓诗咏歌之词，所言以寅月起数者，即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是不知周礼朝觐之类，皆从夏正，而诗人咏歌者，亦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车之劳还帅臣工之戒，农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纷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时立法而违时王之制度，子思子生于周末，犹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以见制度之归于一也，岂有三代盛时而使民家异政人异法者哉？或又谓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数，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阳之日，二之日者二阳之日，三之日者三阳之日，四之日者四阳之日，是以六阳先后之序数日而非数月也，变月言日者以文之顺尔，是岂以子月起数而私立纪候之法哉？然而诗之与夏正合者，不止于豳风而已，而出车之诗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则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为春，何以见草木之荣乎？四月之诗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则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见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维夏。如子月起数则当云二月，惟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数则当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诗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后作诗则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为二月，何以为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诗为可见矣。
周礼新安汪氏谓周礼，凡言正月指子月，岁终指丑月，正岁指寅月，州长正月属民读法，正岁读法如初，言初则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为正月，不当又有正岁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为正月，则明年之亥月方为岁终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为岁终哉？既以寅月为正岁则子月方读法，而寅月又何遽读法如初哉？盖正月指寅月，言岁终指亥月，言正岁指新岁，言周礼每以正月，岁终正岁为序，盖正月既举其事，岁终则会其成而来，岁复举之如初，故州长于正月属民读法，岁终会其政令，正岁读法如初，言来岁之正月，又读法如今岁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今正岁。以上文正月为嫌，故别而言之犹俗云：新正岁也。又冢宰以正月悬治象之法于象魏而小宰岁终，则令群吏致事正岁，则帅治官之属观治象，是冢宰之悬治象者，言于今岁之正月而小宰之帅属观者，言于来岁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见每年冢宰悬治象，小宰帅属而观者，皆在正月也，况冢宰悬治象者，挟日敛之则不过旬日而即敛之矣，如汪氏之说则子月冢宰悬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后小宰帅属往观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时与月，则凡周礼所载如山虞之仲冬斩阳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斩阴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阴阳之义矣，冯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马之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者，取非其时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为阱擭沟渎，秋令塞阱杜擭者，动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斩冰与诗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节，是皆周公所作灿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为十月，则又何冰之可斩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礼为可见矣。
春秋春王正月之书，程子谓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胡氏谓建子非春也，以夏时冠周月，朱子亦谓周人改月而天时不可改，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意如十一月为正月，而时则仍为仲冬，十二月为二月，而时则仍为季冬，正月为三月，而时则仍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为正月而系之仲冬，继以明年之十月为十二月而系之孟冬，以月论时则时之孟仲失其伦，以时论月则月之始终紊其序，岂圣人平秩四时之义哉？若然则周诗所称寒暑之节皆失其度，周礼所载法制之事皆违其时矣，鲁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诗礼，鲁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笔削者，其制可得而异哉？可堂吴氏谓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时，以齐其年春秋所书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则袭汉儒之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谓鲁史名以春秋，则似元书曰：春王正月是周历已改子丑月为春。又谓周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则春秋之所谓正月者，乃鲁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当时之月日矣，圣人岂为之哉？盖周之正朔以子月为首，而历数仍以寅月为首，商不改夏之历数，周不改商之历数，鲁不改周之历数，春秋不改鲁之历数，但鲁史纪年必始于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纪年则始于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后世也，是春秋之于鲁史未尝改其时月，但其编年所始之月为不同耳，曰：鲁既奉周正朔，则鲁公即位皆当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书于正月乎？曰：按周礼朝觐会，同巡狩祭享凡国之大事，皆从夏正，初不始于正朔之月。书载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后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则鲁公即位岂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书于正月者，七书于六月者，一各据其事以书也，曰：若从夏正则灾异之纪多所不合，如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为建辰之月，则大雨震电何足以为异乎？曰：不然，左传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为霖，盖建辰之月雷电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经以震雷系于大雨之下，以见其非常过度，固可为异，而雨雪之大尤可为异，故春秋书之以记异也，安在其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晋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并溢流四千馀家，安知春秋之书大雨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为异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为异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为异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为异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当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盖雨雪虽当其期而太多过度则亦为异，故书曰大，犹洪范所谓极备凶也，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雪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至于雹者阴阳和则为霜雪雨露，不和则为雹雹且大焉，则虽冬亦为异，况秋与春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马头，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雹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二月无冰，又十二月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若以夏正言之，则何以皆书于春而不书于冬乎？故汪氏谓苟以发冰而知无冰，则当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无冰而书无，或发冰无冰而书无，抑何纪事之错乱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凿冰，正月纳冰，二月发冰，今正月无冰，若以为十一月则十一月无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无冰者，固不足书也，要之正月无冰者，言藏冰之月无冰可藏，则冬之无冰者可知矣，二月无冰者，仲春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今当荐寝庙而无冰焉，则凡以后之祭无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阴庙寝之无冰而但曰无冰者，圣人讳之，此正春秋因事而书以垂鉴戒之法也，何乃谓纪事之错乱哉？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者亦犹正月二月之无冰也，至于正月雨木冰，孔氏谓仲冬时犹有雨雨著树为冰，记寒甚之过其节度，殊不知鲁地仲冬极寒有雪无雨，使雨而成冰亦不为过，何足为异？必孟春之月三阳开泰而犹雨木冰，故书之亦记异，亦犹后世魏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贼起，安知春秋之书雨木冰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若以正月为十一月则正月无冰，既谓仲冬当冰而无冰矣，正月雨术冰者又谓仲冬不当冰而冰无，乃若汪氏之所谓记事错乱乎？曰：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说者，谓五月麦熟苗秀，大水漂尽，若以为七月则何有麦苗耶？曰：四月麦秋至则已刈麦，至五月则刈已尽，经言秋无麦苗，言七月大水苗既为水所漂，固无可望而麦之利，未久又皆已尽，故曰无麦苗亦犹二十八年冬书曰大无麦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陨霜杀菽，何以书乎曰诸灾异皆可通，惟此为不可通，恐有缺文误字，如君氏郭公之类，秦火之馀汉隶之后，安保其传录之无讹也？曰：陈定宇谓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此所谓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此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谓夏非春而何曰否陈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书狩者，四书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为冬矣，则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庄四年冬狩于禚者，又当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为春矣，则昭八年秋蒐于红，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间，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当为夏与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为证也明矣。曰：汪氏谓左传，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礼记正月日，至陈定宇引晋卜偃及汉陈宠之说，张敷言引绛县老人之语，其言皆彰彰然也，岂不徵乎？曰：易书诗周礼皆可见矣，诸儒乃舍之而反信，左氏汉儒之说，左氏汉儒不得圣人作经之义，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会穿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春秋为可见矣。
论语孟子论语曾晰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其为建辰之月和煦之时者审矣，如以为建寅之月则何以浴沂而风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朱子以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又以为九月十月，意谓申酉之月，禾稻将熟不须雨泽，而子丑之月寒气已过，始成杠梁则太迟也，愚窃以为七八月之间，云者是谓孟秋仲秋交代之际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迟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际旱暵为灾，则雨泽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间者，不必指为五六月之间也，至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者，盖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舆梁，况当九月筑场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农，必田功毕然后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舆梁已成，非谓至是月而始为之也，曰：然则合是数说，则周历之纪皆夏时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颜子以行夏之时哉？曰：商周历数虽与夏同，而正朔则与夏异，夫子告颜子者不以历数，言以正朔言也，意谓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历数分而为二揆之于理，固有未顺，惟夏之正朔，历数合而为一，以三统言之，则为人以四时言之，则为春以十二月言之，则为正月揆之于理，则无不顺，故举之以为万世为邦者，法也。
汲冢周书汲冢书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顺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又曰：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按晋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见于此书，则此书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虽不合于经，而其谓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数，及孟夏尝麦则与五经所载周之时月亦无不合也。
史记汉书或曰：史记秦汉以亥为正，其纪年必先书冬十月而后书馀月，则寅月起数。秦汉未之改也，而西汉书注文颖乃谓秦以十月为正月，颜师古亦谓汉纪年先书冬十月，继书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之正月乃当时之四月耳，而近世吴渊颍亦取其说，且谓蔡氏以嬴秦视三代，然则秦汉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记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曷尝以十月为正月哉？如以十月为正月，则十一月为二月，十二月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词曰时在仲春阳，和方起与诗所谓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冱之极，微阳初生和气未动，吕氏月令所谓阴阳争者也，果可以为阳和之起乎？必孟春东风解冻，仲春日月方燠，然后可云是秦之二月不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为十二月明矣，汉承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从夏正，若以为汉人作汉纪而追改之，则何故亦兼秦纪而改之乎？是秦汉之不改月者审矣，文颖师古之言皆谬妄者也，吴渊颍反取其说而诋蔡氏，以嬴秦视三代误矣。
王世贞弇州山人文部稿春秋论一
滕子来朝，左氏公谷俱无传，注疏曰：时王黜也。又云：滕子方在丧。胡安国曰：非也，周之东迁未闻敢黜诸侯也，在丧亦非也，终春秋而不闻称侯也，则岂其俱在丧，然则云何春秋为诛乱臣讨贼子而作也？其法尤严于其党，桓公弑君之贼也，滕不敢讨又先邻国而朝之，是党贼也，故削之。胡氏又非也，孔子之削之也，子之足矣，何以子其后也，先王之训曰：罪人不孥。夫滕与国也，迫强而已不与于弑，非贼也，非贼而削，其二百四十年子孙之爵是苛毒之刑也，受鞅也，讳其宗国而没其篡轻手，逆之公子翚而加诛于无罪之小国，是偏盭之政也，幽厉也，孔子不为也，春秋天子之书也，天子而文武在乎诛桓而已，惩滕而不必削也，吾故曰：孔子不为也，亡何杞侯朝矣，一事而轻重霄壤焉，则何以服人，且前桓而会州吁者，后桓而成宋者，皆力足拯乱而与于乱者也，罪又十倍滕，孔子胡以弗削也，削之胡以弗及复也，吾故曰孔子不为，然则滕之为子也。何居曰：杞侯之后为伯也，亦犹是也，其自削也，夫截长补短将五十里不胜大国之诛，求而甘于附庸，渐而以子礼来也，鲁亦以渐而子之，夫渐而子则不得其始也，孔子于桓即位之后来朝，而子之曰：此其始乎，夫彼自弃耳，噫亦足以惩矣。
春秋论二
孔子于春秋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许世子止弑其
父买，而左氏载董氏之言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又曰：许世子之书弑也，以不尝药公谷氏，因之而卒。莫异论也，又千馀年而习春秋者，卒莫疑也，独欧阳氏为之论曰：盾止实弑也。学者奈何信传而背经，其言甚辨而精无以难也，左氏公谷固习闻其时事者也，其记符合而节契尽绌之不可也，然信其言则孔子申韩之所不为也，盾犹云耳，当其时天下之不尝药者夥矣，独以微文而致重，辟于许世子何居？然则欧阳氏当乎曰：未也，夫信传而背经不可，则欲信经而废传乎？欧阳氏知盾止之为弑而不知其所弑也，夫弑于何知之？曰：于三传知之，晋为盟主，盾实执政，三年之间而诸侯之被弑者三而莫问也，盾一逐而穿之，戕灵公于桃园也若拉枯，然亡不越境谋可推矣，反而不讨非不忍也，是不能为成济解也，董狐直而笔之，婉而辞之，盾故所欲受也，止之不尝药也，罪不眇矣，国人胡为而疑之止？又胡为而自疑以走也？岂不章章见逆谋哉？孔子因其赴推其情，而不易其旧也，然犹微有可疑者，春秋虞廷之李书也，曰罪疑，惟轻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故见盾于会见买于葬，使天下后世之为恶者，不得以其文而饰诈，其刑恶者不得以其文而饰怒也，故曰微而显志，而章其要，卒归于忠厚也，故非弑而弑者三传也，弑而弑者欧阳氏也，三传徵乎，春秋孔子所不为也，徵欧阳氏乎？春秋不必孔子而为也。
春秋论三
吴子使札来聘，公羊氏曰：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谷梁氏曰：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胡安国曰：札者，吴之公子，何以不称公子，贬也，辞国而生乱者，札之为也，故因其来聘而贬之，示法焉，皆非也，夫寿梦卒而立季子者，非序也，志也，寿梦卒而季子不立者，非让也，序也，夷昧卒而季子终不立者，让也。季子虽守节而不达者，春秋之时臣弑君子弑父以蝇蚋乎，邦君夫子欲立天下之大闲而先绌守节之士，其何以劝？且安国之深讥札也，为其逃僚也，其使札则犹夷昧也，春秋未有先事而惩者也，先事而惩者翚帅师志渐也，札胡渐焉，其曰：贤札而进，吴子者是臣为能进君也，贤之则何以不公子札而国吴也？吾故曰：皆非也。然则何居曰：吴之以子也，谓其能历聘也，其曰札不纯与之也，进而诱之来抑而树之，防圣人待吴意也，于札无与也。
春秋论四
春秋圣人之书也，其有疑焉者，阙之阙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辞误后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弑君大恶也，有不幸而蒙者，以严戒后世可也，幸而免者非圣人志也，盾弑不及穿探盾谋也，诛归生而不及宋，何居则何不曰：宋归生弑其君哉。必欲惩天下之从乱者，而宽天下之首乱者，是使人为恶必极也，犹未也，栾书中行偃弑君而以庶人之礼葬，恶愈极也，其不书名弑何也？厉公骄而好杀固耳，不犹贤于楚围乎？重诛盾以幽而轻待书偃，以显我未之前闻也，其卒麋何也？杜氏之释左曰：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然则史旧文耳，安在其为笔也？公谷求其说而不得，则阙之阙之可也，胡安国曲为之说，曰：围弑君而伯大合诸侯，而莫之讨也。宋向戍郑子产有献焉，而不敢以为非也，圣人至此悯之甚惧之，甚是，故察微显权轻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国也，果耳则何不大抑其会而贬削之，而顾为之讳哉？呜呼！安在其扶中国也？为其主盟也，而讳之则天下后世必如项籍，如梁冀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项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声之而固诛之矣，焉用春秋为也？操莽裕温之徒匿其篡弑可也，偃然而居正统可也，为安国说者登圣人于叛党者也，麋弑而比奔比于围无君臣之义也，归而见胁以立灵王就缢也，灵胡君也，卒胡弑也，信此则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圣人之书也。非欤曰：圣人胡可非也？经传之佚秦烬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阙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于心可也。
群书备考春秋
春秋因鲁史而作，始于鲁隐公之元年者，盖以是年为平王东迁之始政教不行于天下也，至于获麟而绝笔者，悲道之终不复行也，成以九月。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书，以九月而成，成一年而夫子梦奠矣。
义有五始：
元者气之始春者，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有国之始也。
至于三传之作，党同伐异。
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后惟公羊谷梁立于学官，又有左氏，后出为三传。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张苍贾谊皆治之，而晋杜预则为之集解焉。
左氏相传以为左丘明作，然其记智伯反丧于韩魏，在获麟后二十八年，去孔子没亦二十六年，又其书不更之爵及称虞不腊矣，皆类战国后语，故或疑非孔子所称左丘明，别是一人为史官者，其为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其文缓其旨远，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文帝时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欲立之，诸儒莫应，至建武时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卒复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皆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杜预又为之集解，后人谓为左氏忠臣而预亦自谓有传癖，然其敝则至弃经而信传，至隋杜氏大行，
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胡母生董仲舒皆习之而何休则为之注焉。
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后传董仲舒以公羊显于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大传， 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痼疾，三书郑元作针膏肓起痼疾发墨守，以排之休见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吾宇〈，一作乎〉又何书有三科九旨之说？非也，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传之，而晋范宁又为之集解焉。
应劭称谷梁赤子夏，弟子糜生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俶字元始，皆未详也，自孙卿申公至瑕丘江翁，凡五传汉宣好之，遂盛行于世，自汉魏以来注解有尹更始唐，固孔演江熙等十数家而范，宁皆以为肤浅，遂率其门生子弟为集解十二卷。
至后啖赵解疑，每援经以击传，
啖助赵匡以前人多泥传违经，因著纂例辨疑，共十七卷，自汉以来三传之外能卓然自信者，自二人始。
陆韦编例每合异以为同，
陆希声有春秋通例，韦表微有三传通例。
迨程氏胡氏之传作，而圣人作经之意于斯可见矣。
伊川春秋传略举大义不为尽说，襄昭后尤略。胡文定春秋传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说为据，朱子曰：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是如此，下字那件事圣人又何如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叨怛？又曰：胡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