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五十八卷目錄

經籍典第一百五十八卷

詩經部藝文二

《周南詩次解》宋·王安石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工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妒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妒而逮下則子孫眾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眾多，由其不妒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眾多，故次之以《兔罝》。好德賢人眾多，是以室家和平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怨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莫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益詳。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難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跡，而下及於飲食、床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彝於諸侯者，在乎《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富貴安逸者，天下所同好也，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己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所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此可謂知本矣。

善夫。詩人之為《詩》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有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為酒醴，剝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為未足以見其盛也，於是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宗族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皆醉。為作《既醉》之詩以美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為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為首。故曰：百福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併，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雍閉，無戰鬥危亡之患，而率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飢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具，則夫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天下之民相與飲酒歡樂於下，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繆戾之氣不作於心，心和神安，而壽不可勝計也。用才有節，御己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身且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卻。而孔氏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為君子陳於前哉。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眾，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眾，使眾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眾而民說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眾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眾，何也？曰先王之跡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眾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賢人不得復與國事，嘻！又甚矣。故其憂至於不能息也。

《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六籍火於秦，《易》，𦅸卜筮傳者不絕；《詩》，諷誦人口，非專竹帛，故二經獨賴以全本。朝大儒歐陽公猶致疑於係辭，則其專心致志者《詩》而已。蓋嘗因毛鄭箋傳為之《圖譜》，議者謂公生平溫柔忠厚，茲有助焉。今江西通經之士固多，而詩學猶盛於廬陵，印山羅氏又其淵藪，三歲舉於鄉，殆無虛榜，六十年間父子兄弟登科第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夫經明必行修，豈徒解頤拾青紫而已？他日采詩之官，出觀風俗，考得失，使溫柔忠厚之教不在乎他邦，非大成歟？予雖老尚及見之。〈紹熙四年十一月七日〉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周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跡。《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霸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為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疏而極密，故學者舍六經無以為也，奈何？秦焰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祕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祕藏者未免於脫略，先儒因其舛謬脫略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己見加之，其闕者或偽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為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詠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為用矇瞽之人習而誦之，詠之閨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為用，固亦大矣。則其溫厚和平之氣，皆能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加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饗之鬼神，燕之賓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有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於言者，又何盭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於是耶？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恥，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為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是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間也。然《詩》既為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為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弟、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囑之，何乃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為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雖有儀秦之辨，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作也，彼求其義者亦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生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麇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得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恐無禮委曲諱護，亦已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為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味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於魯鳥，獸之行，終以弒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楚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淆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史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則見於左氏之《國語》，持辭引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曄之言；為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周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王、衛、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詩正風，《周南》、《召南》，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惡滅與國也。諸侯相并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王制不足以統臨天下，而畿內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為列國，故次之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唐。先代之風化，既泯天下，相胥而移矣，故次之以秦。西秦之化，行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典法所在也，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故次之以檜。曹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之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敘也。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於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於其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敘於聖人之手。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時蓋六十有二年。

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於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邦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詩，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眾、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迨至魏晉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輔廣

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為《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以為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為宏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為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之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己說，則謙虛推托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啟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嗚呼可不戒哉？

可不謹哉？

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為不足據者，何哉？

予應之曰：不然。

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世。

然細考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為臆說也。

學者顧第勿深考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

雨無正，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睎正，考父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父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

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板，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群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車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為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朱子詩集傳序說》元·郝經

古之為詩也，歌誦弦舞、斷章為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于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為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殊，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闊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風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於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源，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以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際，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偽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為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龐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於宋歐陽子始為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為《讀書記》，未成而卒，時晦菴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為詩作傳，近出己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釐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複，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為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莆田林子發氏攜宋鄭夾漈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為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真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以校定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全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渙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為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為二盾之衛露，彼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蹢為江豚之豕。豳之風雅頌為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

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為引用而諷詠之，茲亦後學之所深願與？

聖人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默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令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饜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氏，蓋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講，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為序者，掇拾傅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中，天文地理之說，或疏或繆，非一端也。剖晰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遺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能終卷也。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閈相錯而不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同者，豈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於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嘗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諗於集也。為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為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為我序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存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剔釐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繆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

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為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十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為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