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百五十二卷目錄

經籍典第一百五十二卷

詩經部總論四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作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卻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卻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于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語卻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語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卻是箇識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卻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詩之興全無巴鼻〈振錄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卻是裡面橫丳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卻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于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卻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跡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著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卻礙序，要就序卻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沒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閒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饗時常用底敘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疏。浩云蘇子由卻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言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卻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為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剌人之惡而反自陷于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遂至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疏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為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卻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為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卻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卻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性情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為唱答，《行葦》與《既醉》為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為唱答，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為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澀。《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著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卻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卻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翫味詩詞，卻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問：先生說詩率皆葉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葉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葉韻，因舉王制，及老子葉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葉韻，疑自有和底篇，《相葉》、《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紉秋蘭以為佩，後人不曉，卻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葉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或問：吳氏葉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遑字葉。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葉戎字，某卻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與汝葉明矣。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葉韻只是要便于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于字韻上嚴切，卻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卻愈壞了詩。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翫味，候髣髴見，箇詩人本意卻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他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玩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裡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卻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能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疏放覺得好，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于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詩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于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美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諡之，美惡有得，惡諡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卻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卻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于失國也。諡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衡門之詩便以譏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詞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辯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剌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于聖賢也〈以上語類三十一條〉。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于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于朝廷，而下達于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于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于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人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于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毋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性情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答陳體仁〉。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于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宋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辯論非所敢也〈答范伯崇〉。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于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徵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為辯數而歸其無邪，于彼不若，反而責之于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于序義，或出于傳記，皆有可考，至于變雅，則固已無施于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于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于龐雜矣。今于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于龐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龐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于《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于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于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于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于《戰國策》，劉元城于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于桑間、溱洧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于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眾，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于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于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于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眾，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眾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于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某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間。某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某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木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某序之，某不可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識予之悲恨云耳〈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眾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于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眾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于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干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某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于其後云〈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翫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于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推詳反復翫味，應不枉費工夫也〈答朱飛卿　以上文集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