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五十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五十卷

诗经部总论二

宋欧阳修诗本义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牴牾，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麇，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馀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有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牴牾矣。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馀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常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为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吴季札闻鲁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余于《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以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汨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汨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崇文总目序诗经类
昔孔子删古诗，三千馀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经。秦楚之际，亡其六。汉兴诗分为四，一曰鲁人申公作训诂，号鲁诗；二曰齐人辕固生作传，号齐诗；三曰燕人韩婴作内外传，号韩诗；四曰河间人毛公作，故训传号毛诗。三家并立学官而毛以后出，至平帝时始列于学。其后马融、贾逵、郑众、康成之徒皆发明毛氏其学，遂盛魏晋之间，齐鲁之诗废绝，韩诗虽在而益微，故毛氏独行，遂传至今。韩婴之书至唐犹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汉志婴书五十篇今但存其外传，非婴传诗之详者，而其遗说时见于他书，与毛之义绝异，而人亦不信，去圣既远，诵习各殊。至于考风雅之变，正以知王政之兴衰，其善恶美刺不可不察焉。
程大昌诗议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语之可以證经者，远在六经未作之前，而经文之在古简者亲预圣人援證之数，则其审的可据，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而世人苟循习传之旧，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当，据是敢于违古，背圣人，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呜呼！此诗议之所为作也。
一　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
《诗》
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夫子尝曰雅颂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未尝有言国风者，予于是疑此。时无国风一名，然犹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执也。左氏记季札观乐，历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颂，凡其名称与今无异至列叙诸国自邶至豳，其类凡十有三，率皆单纪国土，无今国风品目也。当季札观乐时，未有夫子，而诗名有无与今《论语》所举，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国风有遗也。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二雅独无所系，以其纯当周世无用标别也。均之为雅音类，既同又自别为大小，则声度必有丰杀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若夫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见与夫周土所歌单举国名，更无附语，知本无国风也。
二　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
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蘋》,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诗》更秦火，简编残阙，学者不能自求之古，但从世传训，故第第相受，于是刱命古来所无者以为国风参匹雅颂，而文王南乐遂包统于国风部汇之内，虽有卓见亦莫敢出众拟议也。杜预之释左氏亦知《南籥》当为文乐矣，不胜习传之久，无敢正指，以为二南也。刘炫之释鼓钟虽疑雅南之南当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见，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为南，而诗及左氏，虽皆明载南乐，绝不知其节奏为何音、何类，其赞颂为何世、何主，惟钩命决之。书叙载四夷凡乐适有名南者，郑氏因遂采取以傅足其数，孔颖达辈率皆因袭其说，凡六经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乐，以应塞古制甚无理也。且夫周备古乐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极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独采夷乐以配，此其谬误不待辨而白也。假设其时欲以广取为备，乃四夷之乐独取其一，何名为备，反覆讨究？凡诸儒之所为南者揆之人情，则无理质之古，典则无据，至于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亲见者明言其为文王之诗，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则六经之文凡其谓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违诸儒之说而断以为乐也。
三　南雅颂之为乐无疑
周之燕祭自云韶等类兼采异代以外，其当代之乐惟南雅颂三者，随事配用诸序，序所作为具言，其所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庙》之诗，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于庙也。至于商十二诗，其存者五，皆配声以祀，知非徒诗也。鲁之颂虽不皆于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请为颂矣，其节奏必皆依颂成声，故得齿于商周而无嫌也。语曰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夫雅颂得所于乐正之后，非乐，而何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为之为言有作之义，既曰作则翕纯皦绎，有器有声，非但歌咏而已。夫在乐为作乐，在南为鼓南，质之《论语》则如三年不为乐之，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颂之为乐无疑也。
四　四始品目
南雅颂以所配之乐名邶，至豳以所从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实，圣人因其故，未尝少加损也。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复其故列云尔。既曰复其故列，则非夫子创为此名也。季札观鲁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鲁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数之六经之作，上距季札无虑六十馀年，《诗》之布于南，于雅、于颂、于诸国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则不待夫子既出而创以名之也。学者求圣人太深，曰六经以轨万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恶，或抑或扬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赘添国风一名，参错其间，四诗之目万世不敢轻议，又从而例其义，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从其辨而推之有不胜其驳者矣。颂愈于雅，康宣其减鲁僖，乎雅加于风则二南其不若幽厉矣。先儒亦自觉其非又从而支离其说，曰风有变风，雅有变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风雅中分正变是明以玙璠命之，而曰其中实杂珷玞，不知何以名为也。且其释雅曰雅者，正也，则雅宜无不正矣。已而觉其诗有文武焉，有幽厉焉，则又自正而变为政，自政而变为大小、废兴，其自相矛盾类如此。又有大不然者。东周之王位号以世，虽齐威晋文其力足以无上，而頫首归尊称之曰王不敢少变，信如先儒所传，实有国风而风又非王者，总统列国之称，则夫子间《黍离》于卫、郑，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国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极辨，盖皆心知其不然而无说以为归宿，故宁置之不谈而已。此皆始于信四诗而分美恶，故虽甚善傅会者愈凿，而愈不通也。且《诗》、《书》同经，夫子删定，《诗》有南、雅、颂，犹《书》之有典谟、训诰、誓命也。诰之与命，谟之与？训体同名异，世未有以优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尔。若其善恶得失自有本，实不待辞费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汤武文侯之命，参配傅说世无议者正惟不昡于名耳，而至于诗之品目独譊譊焉，是非谓之不知类也乎。
五　国风之名出于左荀
国风之名，汉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则自毛氏始，戴记迁史，凡援说国风，或引为自己所见，或托以夫子所言，盖皆沿习前传，不足多辨，尝究求其元，则左氏、荀况氏既云尔矣。曰风有《采蘩》、《采蘋》，曰风之所以为风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时去孔子不远，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辈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腊矣，世未更秦，未有腊名，是不独不与夫子同时亦恐世数相去差远矣。又况其托说于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见，故如指《采蘩》、《采蘋》为风援引颂文而冠商鲁，其上皆春秋以后语，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鲁府古藏本真也。岂可概徇世传，疑其授诸夫子也哉？荀况之出虽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参赐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纯师也。中庸率性，子思亲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复礼，皆《易》、《论语》中，夫子笔舌所出也。况乃概曰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若以善为非性，则礼也，道义也，皆非天赋而自外来。设使己欲已克，本性已成，元无此礼，本无放失，循何而复？不蕴道义则本自无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学术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据矣。犹有可诿，曰传授或偏见，解不至。至唐虞，象刑典谟既尝两出又皆虞史所书，亦帝舜本语，而况直曰治古无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经明有其文者，况犹忽忘以为无有，则讹诗为风，其可坚信以为有所传授乎？
六　證左荀创标风名之误
汉人赘目国风以参雅颂，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汉之诗师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诗派亦无能与鲁诗为匹者。申公之师则浮丘伯，而浮丘伯者，亲况门人也。高后时，浮丘伯尝游京师，文帝时申生又以精诗为博士。刘歆所谓诗始萌芽者也。汉诗自毛公以外得立学官者，凡三家。齐辕固事景帝，始为博士，独韩婴在燕，申生在鲁，最为蚤出，然终西都之世、鲁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国、王式韦，贤贤子元成尝皆以诗显，名为世所宗。辕韩之学绝不能抗，则汉世诗派大抵皆自况出也。譬之水，然源浊则流浊，所受则然何怪乎？况说之蔓，衍于汉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后，则未易亟断，然而创标风名以比雅颂，则二子同于一误也。抑尝深求其故则亦自有，盖札之言诗尝曰其卫风乎？又曰泱泱乎？大风也哉，是语也。谓康叔太公之馀风形见于诗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当时，其必尊信乎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谓风者，与雅颂配对，又会十三国者徒诗而无他名，徒国而无附语，遂并齐卫二诗概取风名，加配诸国，于是乎风与雅颂遂有名称与之相敌，后儒因又加国其上而目曰国风。毛氏正采国风之目，分寘十三国，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马迁四始而扩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风、雅、颂，分为四诗，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四始立而国风之体上则掩没二南，使其体不得自存，又上则包并后稷、平王，使王业在位，下齿侯国，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误认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误之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是说也，予虽有见而去圣人绝远，乃欲以百世末学回数，千载积久尊信之语，于儒家俱无拟议，之后多见其不知量也已然。其敢于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遗训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说焉耳矣。
七　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證风不得抗雅

周官之书，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吹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则又可以见成周之前无风，而有诗雅颂正，与季札所见名称相应也。太师比次诗之六义，曰风也，赋也，比也，兴也，雅也，颂也，列以为六，盖类而畅之，犹曰诗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郑司农于此遂取季札卫风一语以实其说，而曰国风者，古固已有，如太师所掌也。是郑氏亦觉六经夫子无言诗之有风者，而特并沿六经以證夫风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断谓左荀之失起于误认札语也，且郑不知此之六目，特释其义，而未尝以命其名也。试言其类，吉甫之赠，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是正六义，中取风以为之义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颂以正其所，而崧高部汇自属大雅，足以见雅之体可以包风，风之义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
八　论豳诗非七月
周礼籥章吹豳诗、豳雅、豳颂，则豳疑于入乐矣。然予尝取周官凡尝及乐者，反覆推考，以类證类，然后知籥章之谓豳诗豳雅豳颂者，非今《七月》等诗也，盖自大司乐以下诗之入乐者皆枚数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驺虞》、《狸首》，是其证也。而未尝有如籥章所吹概举。诗、雅、颂，三体无分，其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于篇章无所主指，固不可亿其为诗矣。设如所云，即诗雅颂自是三类，使一类但有一诗，岂其不为三诗乎？今考诸豳为诗凡七，独《七月》一篇与迎气祈祭相入至，《鸱鸮》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东时事。既与迎气祈祭绝不相类，又无缘可混雅颂，以为名郑氏，必欲附会，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风也，此雅也，此颂也。一诗而杂三体，吾不敢亿断其然乎？不也。然独质诸《论语》，夫子以雅颂得所始为乐正，则雅颂混为一诗，其得为正乎？既不得为正，岂不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乐，其全奏乎？抑断章而吹乎？使其全奏则一乐，所举凡三，夺其伦籥章，其失职矣。使断章而取，自应别《七月》而三奏之，不应杂三体以为一诗也。郑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实籥章，而籥章所吹，诗也，雅也，颂也，是已鼎立为三，细而推之，三者之中，诗之名既可以该括雅颂，而《七月》一诗又惑，于诸儒所谓国风中若从籥章之旧而谓之诗，则是于四始，独遗国风，于是又舍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语，独改豳诗以为豳风，而曰此诗即籥章氏所吹者也。此可以见其迁就无据之甚矣。欧阳文忠公疑别有豳诗，于今不存，所谓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为断也。盖古今事有偶相类者。夫子闻韶于齐，而齐亦有角招徵招释者，读招如韶，后世因其语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诚韶之遗音在齐者，今去古日远。安知前人此说不有传授，亦未敢必谓其非也。赖孟子载此诗本语曰畜君何尤？又从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后今世得以知其为景公君臣相说之乐，而非舜韶也。今郑氏以籥章所吹之豳，诗、雅、颂适与豳同，而遂取是三体于《七月》一诗，则招同于韶，且又在齐，其亦可指，以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牵合也。
九　辨诗序不出子夏
《诗序》，世传子夏为之，皆汉以后语，本无古据，学者疑其受诸圣人，噤不敢议，积世既久，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尝觉其违异而致其辨矣。予因参己意而极言之，夫子尝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也夫子非以言《诗》也。或者鲁太师挚之徒奏乐，及《关雎》，而夫子嘉其音节中度，故曰虽乐矣，而不及于淫，虽哀矣，而不至于伤，皆从乐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诗之文义也。亦犹宾牟贾语武而曰声淫。及商者谓有司失传而声音夺伦耳，非谓武王之武实荒放无检也。今序误认夫子论乐之指，而谓《关雎》诗意实具夫乐淫哀伤也，遂取其语而折之曰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其与夫子之语既全不相似，又考之《关雎》，乐则有之，殊无一语可以附著于淫哀伤也，夫其本圣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实而不敢加辨也欤？至他序，失当与诗语不应，则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荡》之诗以荡荡上帝发语，《召旻》之诗以旻天疾威发语，盖采诗者摘其首章要语以识篇第，本无深义，今序因其名篇以荡乃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则与荡荡上帝了无附著。于《召旻》又曰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闵无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时世、舛误本文者触类有之。又如《丝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缀其下，自是援引他师解诂以释诗意，决非古语。世儒于其不通者则姑敛默而阙疑焉。大抵疑其传授或出圣门焉耳。然则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则虽博引曲喻深见古诗底蕴，学者亦无敢主信也矣。
十　辨小序缀语出于卫宏
谓序诗为子夏者，毛公、郑元、萧统辈也。谓子夏有不序诗之道三，疑其为汉儒附托者。韩氏愈也，诗之作托兴而不言其所从兴，美刺虽有指著而不斥其为何人。子夏之生，去诗亡甚远，安能臆度而补著之欤？韩氏所谓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晔之传卫宏曰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而郑元作毛诗笺也，其叙著传授明审如此，则今传之序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较卫宏，其上距古诗年岁远，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晔固明言所序者，毛传耳。则诗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郑元之释《南陔》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元谓序出子夏，失其传矣，至谓六诗发序两语，古尝合编，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汉，盖亲见也。今六序两语之下明言有义亡辞，知其为秦火，以后见序而不见诗者所为也。毛公于诗第为之传，不为之序，则其申释先序时义，非宏而孰为之也？以郑元亲见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缀语而例三百五篇序语，则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十一　辨序
宏之学出于谢曼卿，曼卿之学出于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传，以发意指，今其书具在，可覆视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惟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郑氏之于毛传，率别立笺语以与之别而释序，则否知纯为郑语，不俟表别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后，鲁自定哀以前，无贵贱、朝野，率皆有诗。诗之或指时事，或主时人，则不可概定其决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虚发也。今其续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传》、《国语》所尝登载则深切著明，历历如见，苟二书之所不言而古书又无明證，则第能和附，诗辞顺畅，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见序之所起非亲生作诗之世目、击赋诗之事，自可以审定不疑也。然则晔谓续序之为宏作真实录矣，且夫诗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为也。采诗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审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实状致之太师，上之国史。国史于是采案，所以缀辞其端而藏诸有司，是以有发篇两语而后世得以目为古序也。诗之时世，上自周，下迄春秋，历年且千百数，若使非国史随事记实，则虽夫子之圣亦不得凿空，追为之说也。夫子之删诗也，择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删采既定，取国史所托二语者，合为一篇而别著之。如今书序之未经散裂者，《史记》、《法言》叙篇传之，同在一帙者，其体制正相因也。经秦而《南陔》六诗逸，诗虽逸而序篇在，毛公训传既成，欲其便于讨求，遂釐剟诸序，各寘篇首，而后卫宏得缀语以纪其实，曰此六诗者有其义，而亡其辞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

十二　据季札序诗篇次

予论二南国风，既与左荀汉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盖略与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说而有以屈服之，则予犹不能自信而能取信于人乎？左荀汉儒，其理若事既详辨之矣。而予意所向欲求典刑来自夫子，或如季札观鲁之类，辨之而极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释前疑也。世远无古书可考，则不免试于毛传乎求之，求之既久，忽于析类标卷之间见其名称略与札同，而时有赘出者，因从赘出者而删削之，其类例所列，乃遂上与札语，配合无间，因得以确然，自信曰季札所见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误其尚可正也哉。盖自周南以及召南、邶豳十三国，小雅、大雅、颂皆古诗之名品次第略见札语，而亦毛传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标篇记卷也。于二雅、三颂，每一更卷，特曰某诗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颂，则别出一简，列寘左右，未尝举而加诸记卷之首也。独至于周南、召南十三国者，则皆枚数国名，升而系诸各卷诗名之上，如曰周南《关雎》传第一，邶《柏舟》传第三，而后别出国风一目，布之左简，二体既异而其书类例，由此不能自相参合，且多与札语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标者，而参较言之，则二南、十三国者之比雅颂，既皆长添国土于每卷之上矣。以札语而较毛传则二南十三国之左，遂又赘添国风一名以己例，则自为差戾视。札语则有所增溢，盖尝详而求之，则知其所从差，而正其所以误。削去国风二字而下《周南》、《召南》与？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国名者补寘，今毛氏国风部位则二南、十三国、二雅、三颂皆列寘毛诗二字之下，而标卷悉用诗名，截然一贯无有殊异。而三百十有一篇者与季札所见名称、位置色色相合矣。其乐名之附国土者，则《周南》、《召南》、《周颂》、《鲁颂》、《商颂》同为一类；其徒诗之系国土者，则十三国而无乐名，又自一类；其小大二雅不系国土，独志音调，又自一类，彼此参会，悉无舛误，此予所以得循毛传以正毛失，而喜古则未泯者，此也。毛传篇卷散裂难考，今取其本目著之于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随著之后，苟信予说而即此观之，不待求之毛传，固已昭昭可晓也。
十三　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于三家
孔子世家古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诗之著序者顾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谶纬之书，如《乐纬诗》、《纬尚书》，璿玑钤其作于汉世者，皆以三百五篇，为夫子删采定数，故长孙无忌辈推本其说，知汉世毛学不行，诸家不见，《诗序》不知，六诗亡失也。然则先汉诸儒不独不得古传正说而宗之，虽古序亦未之见也。夫既无古序以总测篇意，则往往杂采他事，比类以求，归宿如战国之人相与赋诗，然断章取义无通概成说，故班固总齐、鲁、韩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训、燕韩之传或取春秋杂说，咸非其本义也。然则古序也者，其诗之喉襟也。欤毛氏之传固未能悉胜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该括章指，故训诂所及会一诗以归一贯，且不至于漫然无统。河间献王多识古书于三家之外，特好其学，至自即其国立博士以教，与左氏传偕行，亦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终以不得立于天子学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显，积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礼》，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传始得。自振东都大儒如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郑元，皆笃乡传习，至为推广其教而万世亦皆师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与抗，则古序之于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传毛也，曰毛公之学自谓出于子夏，则亦以古序之来不在秦后，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传而真知，其何人也？若夫郑元直指古序以为子夏，则实因仍毛语无可疑也。子夏之在圣门固尝因言诗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则汉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然子贡亦尝因切磋琢磨而有会于夫子之意，其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是亦夫子语也，而独以序归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十四　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
古者陈诗以观民风，审乐以知时政，诗若乐语，言声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诗典乐之官稍有增损，则虽季札师旷亦末以用其聪与智矣，是故诗之作也。其悲欢、讥誉、讽劝、赠答既一一著其本语矣。至其所得之地与夫命地之名，凡诗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宁舍国号以从之，无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为稽据也。及其裒辑既成，部居已定。圣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杂雅，其名雅者，亦不参颂，其不为南、雅、颂而为徒诗者，亦各以国。若地系之，率仍其旧圣人，岂容一毫加损哉？知此说者其于诗无遗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陕命之也。颂，一也，而有周、商、鲁，以时代别之也。诗陈于夏而类著于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赋诗之地也。自《七月》以后，多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作以美公也。在盘庚时商已为殷，且颂又有殷武，今其颂乃皆为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时已为晋矣，至春秋时实始有诗，今其目乃皆为唐，又其甚者。三监之地自康叔得国时已统于卫，今其诗之在顷襄文武者乃复分而为三，曰邶、鄘、卫，凡此数者猝而视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实证，类正从民言之便，熟者纪之耳。本无他意也，后世事有类此者。中国有事于北狄，惟汉人为力，故中国亦不为汉，而北虏犹指中国为汉，唐人用事于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国为唐，从其称谓，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远也。《王》、《黍离》诸篇既徒诗而非乐不可以参之南、雅、颂，故以诗合诗，杂寘列国，如冀州之在禹贡，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别异，知于帝都之体无损也，不独此也。《木瓜》美齐而列于卫，《猗嗟》刺鲁而系诸齐，《召穆之民》、《劳卫》、《武宾之初筵》不附其国而在二雅，推此类具言之，若事为之说则不胜其说，而卒不能归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参贯，彼此俱无疑碍，故知其为通而可据也。且夫子尝自言述而不作六经，惟《春秋》疑于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于《诗》特因其旧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传之乐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谓信以传信也，亦所谓述而不作也。
十五　论南为乐名
或曰卫宏之言，南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诗有江、沱、汉、汝而无齐、卫、鄘、晋，则其以地分南北，为言不无据也。曰十五国单出国名，而周、召独缀南。其下以汉人义类自相参较，则既不一律矣。而谓其时化独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当文王与纣之世也。然而纣犹在上，文王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为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称之，况又大统未集，周虽有陕，陕外未尽为周，周虽欲限陕而分治之，召公亦于何地而施其督莅邪？又如《甘棠》之诗正是追咏遗德，疑其尚在召公国燕之后，于是时也。周之德化既已纯被天下，无复此疆彼界矣。《驺虞》、《麟趾》盖其推而放诸四海无不准者，岂复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国甫有某诗，则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笃论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诗；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则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诗可采，亦各随其分地而纪系其实，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为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为诸侯之风，然则王化所被一何狭？而不畅邪？此皆不知南之为乐，故支离无宿耳。
十六　论关雎为文王诗
或曰古语曰周道阙而《关雎》作，又曰康后晏朝《关雎》作，戒使南而果乐也。安得纯为文王之乐也？曰从作诗者言之，固可命以为作，从奏乐言之，岂不得谓之作乎《关雎》？文王固已有之，为夫晏朝者之不能宪祖也，遂取故乐奏之，以申儆讽，其曰作犹始作，翕如之作则虽人更百世，南更万奏，犹不失为文乐也。宏之序《鱼丽》也固尝枚数《棠棣》列著文武内外之治，是为文武之诗矣。至其正序《棠棣》，乃曰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夫文武之时，安知管蔡失道而预作一诗以待之邪？左氏所说，盖曰厉王怨郑，欲引狄以讨，除之其于阋墙，外禦之义全与文武不类，于是召公、穆公纠合周族，歌文王所从燕乐兄弟者，以感动王。其于《棠棣》言作，盖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吊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为之，而宏之于二义皆迷失其本，遂谓闵管蔡而著此诗，此其为误，岂不重复可笑哉？苟疑夫《关雎》作于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棠棣》之作于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释然矣。
十七　论诗乐及商鲁二颂
或曰子以徒诗不为乐，则籥章之于豳诗尝并豳雅、豳颂，而比竹以吹矣。则安得执为徒诗也？曰此不可亿度也。古来音韵节奏必皆自有律度，如从今而读雅颂，等之其为诗章焉。孰适而当为雅，孰适而当为颂也。乃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乱者，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则列国之诗，其必自有徒诗而不堪入乐者，不可强以意测也。或曰颂有美无刺，可以被之管弦矣。雅之辞且具讥怨，亲出其时，而可明播无忌欤。曰此不可一概言也。若其隐辞寓意虽陈古刺今者，诗之乐之皆无害也。至其片言政乖民困，不可于朝燕诵言，则或时人私自调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绝也。朝廷不知而国史得之，录以示后，以见下情壅于上闻，而因为世戒，是或自为一理也欤，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观之诗，其名若次皆与今同，而独无商鲁二颂，是鲁虽有诗而不得其全，岂得尽据札语而證定他诗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虽有颂，未必敢与周颂并藏，商颂虽赖周太师以存，鲁未必遂亟得之。后经夫子鸠集删次，乃为今诗，则札之观鲁，其不见宜也。或曰：《诗序》今与经文并置学官，如是说，行独奈何？曰：不相悖也。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周民其果无馀乎？《崧岳》其果极天乎？而圣人存之不废，盖不以其辞妨实理也。诗而一语不附事实，圣人且所不删则序之发明，于诗为不少矣。而又可废乎？《礼记》之书，万世通知汉儒所为，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经列寘学官，则于《诗序》乎何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