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二百三十八卷目录

食货典第二百三十八卷

平准部总论二

《大学衍义补》《市籴之令》

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臣按此，后世为市之始，先儒谓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离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盖以其所居，异其处，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当日中之时，致其人于一处，聚其货于一所，所致所聚之处，是即所谓市也。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则国用有馀矣。

《周礼》：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时而市，夕市夕时而市。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胥师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贾，然后令市。
臣按《周官》于市肆一事设官，如此之详，所以使民懋迁其有无也，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济，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
臣按泉府之设，以泉为名，盖主泉布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无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于上，货物生于民，民之货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然后无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时之用物也有急有缓，少而急于用则通多。而不急于用则滞，上之人因其滞也。则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则随其原价而卖之，所以济民之用也。然买物必以价，彼民之贫者，无价以买。官则或赊或贷与之，赊则取偿而不取息。贷则按本以计其息，所以不取息者，应其丧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费也，然其取息也，则又不以钱而以力焉。所谓国服为之息者，偿本之后，以服役公家为息，服如国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无非以阜民之财，济民之急，而上之人无分毫利焉。岂若王莽、王安石之所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汉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输官于郡国尽笼天下之货，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而物价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臣按桑弘羊作均输法，以为平准，观其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辨论者，大略尽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与私，义与利而已矣。义则公，利则私，公则为人而有馀，私则自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为商贾贸易之事，且曰：欲商贾无所牟利。噫，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

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臣按《乐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书，以立五均则市无贰价，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说，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无足道者，故录之以示世戒。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言县官，宜自交阯，益州上计吏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无异，非明王所宜行。帝不从，其后用度益奢。
臣按均输之法，谓郡国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
之，而为之转输于京，此非但商贾之事，盖贫民无产者，为人佣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虽乡里之名，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为汉七制，主之一而亦为此。岂非武帝诒谋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为宫市使，置白望数百人抑买人物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臣按万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夺贫人之物以为食用，无以异于盗贼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责犹有可诿者幸。而农夫以驴负柴者，殴宦者，得以上闻谏官御史又数言之，而方镇来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罢之矣。夫以众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区区信一人之言，谓京师游手万家，仰宫市以取给。嗟夫，人君听言当揆之于理，吾取物于市，而游手何预焉。而赖此以给乎，盍遣亲信不欺者，往侦其实，则情伪见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诏：官中买物有原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
宋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仁宗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岁非所急务，一切收市扰人甚矣。乃申旧令使，皆给实直其间，内东门市民间，物或累岁不偿钱，有司请自今宜以见钱售之。
臣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阙，不能不求之于市肆。要之不必设场务专官，使过有所用，遣廉谨之，人赍见钱，随时价两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异时。不易以坏币，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与其直。
臣按宋朝预买䌷绢，谓之和买绢。夫买而谓之和，必两无亏损，上下同欲，而无抑配之谓也。宋朝所谓和买，犹是民以乏钱而须卖，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后之弊，且至与夏税并输，而民家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而为民无穷之害。今所谓和买者，非止于绢，凡宫闱、官府有所匮乏，一切取之于州郡。州郡取之于民，然后计其直，俾其诣官库给价偿之，名曰：和买。其实非民间所有，而欲以出卖者，亦是州郡于民常赋之外，敛钱收买以应官司之求。及其领价之际，文移上下，展转伺候，动经旬月，所得不偿所费。呜呼，官府所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详哉。

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始制均输之法，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法，使富商大贾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权。假发运使以钱货，资其用度，俾周知财赋有无而移用之。得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所当供办者，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以发运使薛向领其事，时议多以为非，后迄不能成。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私有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
臣按先是草泽魏继宗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下此诏，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上其得所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岁市䌷绢计纲赴京。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赋有定制，凡于常赋定制之外，有所建请。必是欲行己私趋时，好以希爵禄，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请者，必曰：不益赋而国用饶。又曰：民所愿请而非强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远无弊。人君听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际，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损国课戕民生，促国脉以贻后世，羞者多矣。人主于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舶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盖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专于航海也。元因宋制，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验货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抽分之数，细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税者断没。仍禁金银铜铁，男女不许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臣惟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如此，则吾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于户律，有舶商匿货之条，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不知何时始禁，窃以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或者若谓恐其招惹边患。臣请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我边寇者，且暹罗，爪哇诸番，隔越涨海，地势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国号为倭奴。人工巧而国贫窘，屡为沿海之寇。当遵祖训不与之，通傥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制下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馀，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间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以上市〉。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钟饟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又曰：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馀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谷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辅桓公以兵车伯天下，而其治国，犹知以守谷为急务，而通轻重之权，为敛散之法。岁攘民有馀则轻谷，因其轻之之时，官为敛籴。则轻者重，岁凶民不足，则重谷。因其重之之时，官为散粜。则重者轻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便人，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粜甚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
臣按天生万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三代以前，世无不耕之民，人无不给之家，后世田不井，授人不皆农。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几时，随即罄尽。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东为甚。臣愿朝廷举李悝平籴之法，于此二处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户部，属官三员。量地大小借与官钱为本，每岁亲临所分属县，验其所种之谷。麦熟几分，粟熟几分，与夫大小豆之类，皆定分数，申达户部。因种类之丰荒，随时价之多少收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谷。逐月验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则发粟，麦少则发麦，诸谷俱不收，然后尽发之。随处立仓，通融般运分散，量时取直。凡货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专取银与钱也。其所得货物，可资国用者，其数送官，其馀听从随时变卖，以为籴本。臣言傥有可采，乞下有司计议，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仍乞敕谕奉行之，臣俾其体李悝立法之心，必使农与人两不伤，丰与歉两俱足。其法虽不尽合于古人，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也。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
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
臣按寿昌于宣帝时上言，欲籴三辅及弘农等四郡谷，以足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至明帝时，刘般已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寿昌初立法时，兼请立于边郡，臣愚亦窃以为内地行之，不能无弊，惟用之边郡为宜。非独可以为丰荒、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边郡之食，宽内郡之民焉。请于辽东宣府大同极边之处，各立一常平司，不必专设官。惟于户部属遣官一二员，岁往其处，涖其事。每岁于收成之候，不问是何种谷，遇其收穫之时，即发官钱，收籴贮之于仓。谷不必一种，惟其贱而收之，官不必定价，随其时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储之以实边城。其不可久者，随时以给廪食之人。凡诸谷一以粟为则，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则支一石者，以二石与之，他皆准此，然后计边仓之所有。豫行应运边储，州县俾其依价收钱，以输于边。如此不独可以足边郡，而亦可以宽内郡矣。由是推之，则虽关中盐粮之法，亦可以是而渐有更革焉。

唐都关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岁不登天子常，幸东都以就食。元宗时，有彭果者献策请行和籴于关中，自是京师粮廪溢羡，元宗不复幸东都。德宗时，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馀万斛。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收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欣便乐输。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谷狼戾之秋，遣官赍钱于丰熟之处，开场设法，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国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户，督限蹙迫，鞭挞则利未必得于国，而害已先及于民，又不若不籴之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后，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其后连岁登稔，乃令河北、河东、陕西增籴。
臣按马氏此言，唐以前所谓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后，所谓籴者，聚米以养兵。所以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以东，淮以北，是也。所以为兵者，今日宜行之边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东、大同等处，是也。伏惟尧舜在上，不弃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闻其于国家储蓄之计，未必无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敛散未得其宜。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其青苗法以钱贷民，春散秋敛，取二分息。
臣按青苗之法，谓苗青在田，则贷民以钱，使之出息也。贷与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于正月俵散，秋料于五月俵散。盖假周礼、泉府、国服为息之说，虽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实欲专其利也，昔人谓其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徵钱也，取息也，抑配也。条例司初请之时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是未尝徵钱。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是未尝取息曰：愿给者听，则是未尝抑配，及其施行之际，实则不然者。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耳。夫奄有四海之大，亿兆之众，所以富国之术，义无不可，而取举贷出息之利，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钱，不抑配，有利而无害，尚且不可况无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后世英君硕辅，宜鉴宋人覆辙，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贻害哉。
以上市籴之令，臣按昔人谓市者。商贾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作贡而有馀。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馀，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市之说昉于周官、泉府籴之说，昉于李悝平籴。然其初立
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焉。后世则争商贾之利，利民庶之有矣。岂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观之，籴之事犹可为，盖以米粟民食所需，虽收于官亦是为民。若夫市贾之事，乘时贵贱以为敛散，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

《权量之谨》

舜典同律度量衡。
臣按律者候气之管，所以作乐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长短，量多寡，称轻重，所用与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于度量衡，何哉。盖以度量衡皆受法于律，于此审之三者之法制，皆与律同，斯为同矣。诚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而与候气之律，同出于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圣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圣人不徒因律而作乐，而用之于郊庙、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为造作、出纳、交易之则焉。其作于上也，有常制。其颁于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与上之所颁者不同，则上取于下者当短者或长，当少者或多，当轻者或重。下输于上者当长者或短，当多者或少，当重者或轻。下亏于民，上损于官，操执者有增减之弊，交易者有欺诈之害，监守出纳者有侵剋、陪备之患。其所关系盖亦不小也，是虽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为治尚不之遗，而况后世民伪日滋之时乎。乞敕所司每正岁，申明旧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权衡，使凡收受民间租税、器物不许过则，又于凡市场交易之处，悬挂则样以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在外府州县官，每月一次校勘。宪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验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臣按圣王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钧石也。而五子所歌，举大禹所贻之典，则止言钧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谓法度之制，始于权。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是权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钧石言之，嗟夫万物之轻重，取信于权衡，五权之轻重归极于钧石，是虽一器之设，而与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则，同为祖宗之所敷。遗承主器而出治者，乌可荒坠先祖之绪哉。

《周礼·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陈其货贿，出其度量。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同其数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一岁，同度量，同数器。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制度量，以定长短、多寡，以取信于天下者。非但王府则有，凡诸侯之国、道路之间莫不有焉。天子时巡则自用，以一侯国之制，非时巡之岁，则又设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当是之时，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于王度，而无有异同，否则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以一统也欤。

典瑞璧羡以起度。
玉人璧羡度尺，好三寸为一度。
臣按班固《汉志》：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釐，十釐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则尺固当以十寸为正矧，天地之数生于一，而成于十，十者天地之足数也。以是为度以定万物之长短，岂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羡既起，十以为丈。引又起八以为寻常，则非一定矣。设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则八也。又何用别为之制哉。臣愚以为，璧羡虽古人之制，然宜于古而未必宜于今也。请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为则。谨考《许慎说文》：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脉谓之寸口，十分为寸，则十寸为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为准，铸铜为式，以颁行天下。凡所谓八寸、六寸之尺，虽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则用度者有定准，制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长，体有肥瘠乌，可据以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累桼，或以丝忽，地之生黍，岂皆无小大，蚕之吐丝岂皆无粗细，何独致疑于人身哉。且身则人人有之，随在而在，拟寸以指，拟尺以手，虽不中不远矣。
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
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釜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釜，其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臣按先儒谓栗之为义，有坚栗难渝之义，使四方观之以为则，万世守之以为法，以立天下之信，无敢渝焉。所以名工谓之栗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锡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后世则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则于子孙以示四方信。后世者既有所谓大经大法，而于器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岁久而易坏也。又必镕炼金锡而铸为之器，权其轻重之剂，准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坚，无馀无欠。刻为铭文，以为世则，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后世之范。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贷，以暗收人心，潜移国祚。如齐陈氏者，然后知古先哲王于巡守之时，必同度量衡，于行政之初，必审权量。非故为是屑屑也，其为虑一何远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者，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后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沟涂，封植之界限尽废。所以经界者不过步。其远近量其广狭，分其界至，以计其顷亩之数焉耳。然欲计之，而无所以经画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广野，若欲步算，固亦无难。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险隘，溪涧阻隔，乃欲一一经画之，使无遗憾，岂非难事哉。古人丈量之法，书史不载，惟王制仅有此文。然正言古今尺步，亩里之数，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谓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传用非一日，未必无所自也，是法也施于宽广平衍之地，固无不可，惟于地势倾侧、纡曲尖邪之处，其折量纽算为难，小民不人人晓也。是以任事之人，易于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首行于平江，然后推及于诸郡，当时亦以为便，惟闽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力主行之。然竟沮于言者，或曰：宋人经界之法，可行否。欤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县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郑昭叔斯行矣。虽然犹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见，得君之专，以主之于上，岂能不摇于群议，而终于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正权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
臣按古先盛王，凡有施为必顺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昼夜各五十刻，于是乎平等。故于此二时审察度量权衡，以验其同异，或过而长，或过而短，或过于多，或过于少，或过于重，或过于轻，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适于平焉。后世事不师古，无复顺时之政，虽有度量权衡之制，一颁之后，听民自为，无复审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数十年，而不经意者矣。况一岁而再举乎，民伪所以日滋，国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论语》：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
臣按饶鲁谓民间权量关，系尚浅，最是官府与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呜呼，岂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为多尔，凡官府收民贡赋，其米麦之类，则用斗斛，布帛之类则用丈尺，金银之类则用权衡，三者之中，丈尺为害较浅。惟斗斛之取盈，积少成多，权衡之，按抑以重为轻，民之受害，往往积倍，蓰以至于千万，多至破家鬻产，以沦于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祸乱，以作武王继商，辛坏乱之后，即以谨权量为行仁政之始，言权量而不言度，非遗之也。而所谨尤在于斯焉，谓之谨者，其必丁宁慎重，反覆详审，而不敢轻忽也欤。

《前汉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夫度者，别于分，忖为寸，蒦于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义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义，龠者跃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
臣按以上言权五权之义，铢者，殊也，物丝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钧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钧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异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则用竹，盖引长十丈，高一分，广六分，长而难以收藏，故用竹篾为之，为宜也。五量之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夫班志于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制造之质，或用铜，或用竹，独于权衡略焉。乃于下文总言度量衡，用铜者，意者权衡亦用铜欤。后世于度量二者，用木为之度。间有用铜者，而斗斛之制，用铜鲜矣。权之为器，非若度量虽有长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为用，惟权之一器，则兼衡与准，而参用之。所以为之质者，亦各不同，准必以绳，权必以铜，而衡则以木，若铜为之也。后世一惟用木耳，臣请诏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铸铜为度量权衡之式，藏在户部，颁行天下藩服、郡县，凡民间有所铸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岁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许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臣按秦事不师古，至为无道，而犹知以一衡石丈尺为先务。况其不为秦者乎，然吕祖谦作大事记，于始皇平六国之初，《书》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题。则云自商君为政，平斗甬权衡丈尺，意其所书之。石非钧石之石也，后世以斛为石，其始此欤。

宋太祖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诏曰：《书》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间，熟知官府出纳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谨权量为务。史谓比用大，称如百斤者，皆悬钓于架，植镮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则轻重之际，殊为悬绝。于是更铸新式，悉繇累黍，而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也。又令每用大称，必悬以丝绳，既置其物则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繇是观之，可见古昔好治之君，莫不爱民，其爱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无不预为之禁革。则虽一毫之物，不使过取于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约束非不备，刑罚非不严，然利之所在，人惟见利而不见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为奸，孰若每事皆立为一法。如宋人之于权衡，必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又俾操执者，却立以视，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准，此以立为之法，则官吏无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颐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
臣按程子谓，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皆不可阙。朱子谓文章便是文饰，那谨权、审量之类，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纲纪，臣窃以谓权而谨之量，而审之使其长短，适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饰之意。然于操执之时，或钩锤之转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际，或斛面之加淋，旁庣之摇撼，则是无纲纪矣。是知圣人为治，无一善之徒，行无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设，虽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虽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钜细、精粗，无不毕举，上下四方无不均平也欤。
以上权量之谨，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权量而不及度者。盖《论语》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谨权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谨权审量，而不及度意者。权量之用，比度为切欤，不然则举二以包其一也。

《荆川稗编》《王应电论泉府》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已。于后乃有商焉，注有于无，自物所出之处，迁之于所无之地，有贾焉。积盈待之，自物所生之时藏之。于既竭之时，故商之为言，以商计财利为事也。贾之为言，以网罗财利为心也。夫以利相交，人己相形，不能无私己之心，故一物也。卖则欲多，买则欲寡，彼此竞为虚诳争辩。于是乎起然，犹自己之物，弊端未甚也。至于有商贾则专以牟利为事，旦暮孳孳。凡可以利己而生息者，无所不至，滥恶伪饰。凡可以欺人而觅利者，无所不为于是山野之氓，不得不资于市，而其受屈，则有无所控愬者。至于天患民病，乘急踊价，众方以为灾祸，而彼独以为乐幸。孤寡贫穷假贷称责，此方以为困苦，而彼乃以为资息，又大利所在，则奸细于是而窃窥大众所萃，则奇邪，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为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无处治之法，与转移之方哉。是故肆长陈其货贿，而美恶不可以混淆。贾师奠其价值，而贵贱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师察其饰行，儥慝而诈伪，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则事不乱，有质人以为之质剂则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准，司暴禁暴乱，司稽执盗贼，而强暴无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乱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觉，梗化而成讼者，小则胥师贾师听之，大则市师听之。则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厌其多者。则使之阜为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则使之无。又有罕用而不可无，宜有而不可多者。故无则使之有，多则使之少。盖或有无其征廛，或低昂其价直，以示夫去取轻重之意，无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过以民间货物，为转移之方耳。犹末见夫君民一体之意也。民有货物，不适于用市而不售者，虽贱而亦乐输也。则以其价买之，事居积者不得抑其价，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买者，虽贵而亦乐从也。复以其价卖之，拥富资者不得高其直，而与焉。是以市中无甚贱之物，而民之有货者不伤，亦无甚贵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犹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丧祭大事，适空乏而不能卒办，听其从官赊用，事过即还。盖民有急而无措，官有馀而无用，赊而与之，有益于彼，而无耗于此，所谓惠而不费者也。然此犹欲其还也，至于民有极贫者，则遂贷而与之，以其不可以为继，故以国服为之息。盖力者民之所自有，而无待于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无，而心欲假之于民者，故贷之。而使服国事下之用物者，若食其力，上之与物者，若假之直与焉，而不损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乎贫民，市法之善，莫有大于是也。后之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俗儒或以时政，而妄释经语纤人或屈圣经，以便己私。因有禁贵儥敛滞货之云，遂为均输之说，贱则买之，贵则卖之，使富商大贾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为商贾，而牟利焉。因国服为息之云，遂有放钱收息之举，恶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为豪民，以病民焉。彼瞽聋者，遂因而訾圣经，谓之何哉。愚尝因是，而推原夫圣人，制利之心矣。盖利者人所同欲也，多亦何用。财者本无所用也，竭则废事。故圣人者立为政教，使愚夫之自足其用，亦不能不取之于民，以足国之用耳。岂有立为巧法，人弃我取，以阴夺民利。又为之固财自守，坐视民之困穷，而不救。复愚弄之，使之借而出息哉。故夫商功计利，夺彼与此，日积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内为家，通有无，同忧乐，以均平为事。而不使有一夫之不获，此天子之事也。故君犹天也，覆载生成，岂有利于物，相之于天下也。乃家事也，君民一身岂有助君以为敛于民。且古者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尽藏于己于后，而有借。孔子曰：有马者，借人乘之。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后事。注疏，一差荆舒因执之，以殃民，然亦未有能，推圣人公天下之心。以明经旨而服其心者。愚是以不能无遗喙也。彼贾人之子，篡弑之流，皆不足道。尝因是而反复，熙宁之事，以谓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是矣。谓当时之务，莫急于强兵，强兵莫先于富国，亦未为失。但谓富国须取之于民，此念一兴，其谬何啻千里。遂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且操君相之势，执平治天下之说，而行之视彼禦人之劫夺，而犹有所畏忌者，殆加数等矣。后之人犹以其文章制行，而不敢非之。夫文以载道，失道而文亦何所用，行检而失其大经，亦陈仲子之流耳，何足道哉。

《古今治平略一》《三代贮籴》

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周书》曰：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二年之积者亡，生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盖积贮国之上务，久矣。周官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凡新氓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美恶为之。等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馀法，用有馀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调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釜，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用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舍人，掌平官中之政。分其财，守以法，掌其出入以岁时。县穜稑之种，以供王后之春献，种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岁终则会计其政。其后齐桓公问于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馀有数，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参分，则二分在上矣。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诸侯。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桓公问曰：吾欲丰本而富五谷可乎。对曰：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吾民常为天下虏矣。昔纪氏，强本而节用，其五谷丰满而已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公又问曰：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以是与天子提衡，争秩于诸侯，为之有道乎。对曰：唯籍于号令为可耳。请以令发师置屯籍农，十种之家不行，百钟之家不行，千钟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数，皆见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数令之曰：国贫而用不足，请以价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损焉。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劝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是故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氓，若此，则菹菜咸卤斥泽，山间之壤无不发草，此之谓藉于号令。故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非岁凶而民饥也，辟之以号令，引之以徐疾，故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昔者武王有钜桥之粟，因立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十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十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毋籍金于民，此准衡之数也。且夫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襁，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十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用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馀。夫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钟饟粮食，必取赡于君。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藉，而国利归于君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馀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十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捐瘠矣。十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馀食也，则民有鬻子矣。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奸涂不可独行，遗才不可包止，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今操不及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无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履，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是君令一怒，布帛流越而知天下。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此谓不待战而内败。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栖，欲阴图吴，乃召计倪而问焉。计倪对曰：必先有积蓄，以备妖祥，省赋敛，劝农桑，因熟积以备四方，师出无时，未知所当应变，而动随物徜徉。卒然有师，彼日以弱我者，以强得世之和，擅世之阳，王无忽忘慎，无如会稽之饥，不可再更。臣尝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闻君自耕，夫人自织，此竭于庸力，而不断时与，智也。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知此二者，则万物之长短、逸顺可得观矣。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散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王曰：善请问其方。计倪对曰：从寅至未阳也。太阴在阳岁，德在阴岁，美是故圣人动而应之，制其收发常以太阴，在阴而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故八谷贵贱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决矣。王曰：何谓三表。范子曰：水之势胜金，阴气蓄积大盛，水据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岁大败，八谷皆贵金之势胜，木阳气蓄积大盛。金据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岁大美，八谷皆贱。金、木、水、火更相胜，此天之三表也。且欲知八谷之贵贱，上下衰极，必察其魂魄，视其动静，观其所舍，万不失一。问曰：何谓魂魄。对曰：神主生气之精，魄主死气之舍。魄者主贱，魂者主贵，故当安静而不动，魂者方盛。夏而云行，故万物得以自昌。否则神气槁而不成故死，凌生者岁大败，生凌死者岁大美，故观其魂魄，即知岁之善恶矣。王曰：阴阳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气，而物生可得知乎。范子曰：阴阳气不同，处万物生焉。冬三月之时，草木既死，万物各异藏。故阳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使阴得成功于外。夏三月盛暑之时，万物遂长，阴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使万物亲信阳德，而自昌。故阳主生方，夏大热不至，则万物不能成。阴主杀方，冬地不内藏，则根荄不成，一时失度，即四序为之不行。故当寒而不寒者谷暴贵，当温而不温者，谷暴贱。故曰：秋冬贵阳气施于阴，阴极而复贵，春夏贱，阴气施于阳。阳极而不复，夫阳动于上，以成天文。阴动于下，以成地理。审察开置之要，可以为富。凡欲先知天门开，及地户闭其术，天高五寸，减天寸六分，以成地。谨司八谷，初见出于天者，是谓天门开，阳气不得下入，转动而上。阴阳俱绝，八谷不成大贵，必应其岁而起，此天变见符也。谨司八谷，初见入于地者，是谓地户闭，阴阳俱会，人谷皆贱，来年大饥，此地变见端也。谨司八谷，初见半于人者，籴平熟，无灾害。故天倡而见符地，应而见瑞。圣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谓天平、地平以为天图。越王用之，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魏文侯。时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以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卒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馀四百石，中熟自三，馀三百石，下熟自倍，馀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时文侯御廪灾，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吊公子成父独不吊。文侯复殿，公子成父趋而入，贺曰：甚大善矣，夫御廪之灾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廪者，寡人所藏也。今火灾，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吊，至于子大夫而不吊，今以复辟矣，犹入贺何为。公子成父曰：臣闻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箧椟。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灾，必有人患。今幸无人患，乃有天灾，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叹曰：善。邹穆公有令食凫燕者，必以秕，毋得以粟。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请曰：秕食雁为费也。今求秕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以秕食雁则费甚矣，请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喣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墯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养鸟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会。周谚曰：囊满贮中，而独弗闻与。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鸟苟食邹之秕，不害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会，与其在民，于吾何择。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此之谓知富邦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故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无禄，廪食而已矣。故凶岁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辄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负其子而汲者坠，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与坠，其可无察耶。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尝之有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节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主，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馁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罹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食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而不为备也，故此之谓国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