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二十二卷目录

食货典第一百二十二卷

赋役部汇考十二

宋二

英宗治平元年，科陕西户三丁之一，为义勇军。蠲被水诸州租赋。
按《宋史·英宗本纪》：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科陜西户三丁之一，刺以为义勇军，凡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各赐钱二千。是岁，畿内、宋、亳、陈、许、汝、蔡、唐、颍、曹、濮、济、单、濠、泗、庐、寿、楚、杭、宣、洪、鄂、施、渝州、光化、高邮军大水，遣使行视，蠲其赋租。
治平　年，岁赋所增及蠲除不追，各有数。
按《宋史·英宗本纪》不载。　按《文献通考》：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槁桔、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皇祐中，比景德之数，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减者，又不在此。盖不可悉数云。
治平三年，诏察调役利病以闻。谏官司马光言，衙前当募人，为之轻役，则用农民。
按《宋史·英宗本纪》：三年三月庚申，彗星晨见于室。癸酉。以灾异责躬，诏转运使察狱讼、调役利病大者以闻。
按《文献通考》：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言：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疋之帛，邻毕视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闾舍乎。臣闻其事，惄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纲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废八九。何则儇利戆愚之性不同也。其馀轻役，则以农民为之。治平四年，神宗即位。诏官吏议宽减徭役之法，又诏减逃田税额，蠲山陵役民赋。
按《宋史·神宗本纪》：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六月辛未，诏天下官吏，有能知徭役利病，可议宽减者，以闻。九月丁丑，诏减诸路逃田税额。戊子，诏民役山陵者，蠲其赋。　按《食货志》：四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博访利害，集议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寄。役法更议始此。　又按《志》：四年，诏曰：岁比不登，今春时雨，农民桑蚕、谷麦，众作勤劳，一岁之功，并在此时。其委安抚、转运司敕戒州县吏，省事息民，无夺其时。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税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输五分，二十年输七分，著为令。
按《文献通考》：四年六月，诏州县差役仍重，劳役不均，其令逐路转运司，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
神宗熙宁元年，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殷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寖少，中下户寖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后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踰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
按《文献通考》：元年，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在法，请田户五年内凡科役皆免。今汝州四县如有客户，不过一二年便为旧户纠决，与之同役，以此即又逃窜，田土多荒。乞仍旧法，五年内无差科。从之。
熙宁二年，创置三司条例，始行新法。按《宋史·神宗本纪》：二年二月甲子，陈升之、王安石创置三司条例，议行新法。三月乙酉，诏漕运、盐铁等官各具财用利害以闻。夏四月丁巳，遣使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甲子，免河北归业流民夏税。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十一月乙丑，命韩绛制置三司条例。是月，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　按《食货志》：二年，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顾，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辙以议不合罢。条例司言：使民出泉雇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愿以条目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毋费。承符、散从官等旧若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庶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泉以助役。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惷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仿视施行，若实便百姓，当特奖之。诏可。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府界所在条目，下之司农，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产，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乡役数千，遂颁其法于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轻重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顾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顾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又按《志》：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诸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当议置提举官。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诏诸路各置提举官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当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初，神宗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安石为帝言天下财利所当开辟敛散者，帝然其说，遂刱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因请以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自是专一讲求立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苏辙自大名推官上书，召对，亦除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倖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苏辙以议不合罢。而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务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一等户给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犹给一千，民间喧然不以为便。广廉入奏谓民皆欢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众。右正言李常、孙觉乞诏有司毋以彊民。时提举府界常平事侯叔献屡督提点府界县镇吕景散钱，景以畿县各有屯兵，岁入课利仅能赡给；又民户尝贷粮五十馀万石，尚悉以阁；今条例司又以买陜西盐钞钱五十万缗为青苗钱给散，恐民力不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司官至中书戒谕之。王安石言：若此，诸路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条例司指挥。从之。按《苏辙传》：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有不便。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　按《陈升之传》：二年，同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王安石共事。数月，拜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升之既相，遂请免条例司，其说以为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则不可。由是忤安石。　按《王安石传》：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勾，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馀辈，颁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邑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力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祇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熙宁三年，始散青苗钱于诸路，立保甲及免役法。按《宋史·神宗本纪》：三年春正月乙卯，诏诸路散青苗钱禁抑配。三月丙申，孙觉、吕公著、张戬、程颢、李常上疏极言新法，不听。戊申，李常言青苗敛散不实，有旨具析，翰林学士兼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封还诏书，以为不当，坐罢职，守本官。五月癸巳，诏并边州郡毋给青苗钱。壬寅，诏令司马光详定转对封事。甲辰，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归中书。八月丙寅，以卫州旱，令转运司振恤，仍蠲租赋。十二月乙丑，立保甲法。戊寅，初行免役法。庚辰，命王安石提举编修三司令式。是岁，振河北、陕西旱饥，除民租。　按《食货志》：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户有物业胜质当者亦依乡户例支借。且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钱，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绝相违戾。又条约虽禁抑勒，然须得上户为甲头以任之，民愚不虑久远，请时甚易，纳时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均赔之患。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若乘时多敛，俟贵而粜，不唯合古制，无失陷，兼民被实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籴而提举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籴本尽为青苗钱，则三分之息可为己功，岂暇更恤斯民久远之患。若谓陜西尝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适自冬及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陜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俟有绪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尽于诸路置使，非陛下忧民、祖宗惠下之意。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彊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帝谕执政罢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自罢之，连日不决。帝更以为疑，因令吕惠卿谕旨起安石，安石入谢。既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坚。诏以琦奏付制置条例司，条例司疏列琦奏而辩析其不然。琦复上疏曰：制置司多删去臣元奏要语，惟举大概，用偏辞曲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臣窃以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解释或有异同。《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广其说，谓：如此则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制置司何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一事，以诋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所赢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钱岁赢万钱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馀皆据利催什一。若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鞋钱之类，凡十馀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䌷绢斛斗抵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䌷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又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制置司又谓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户未尝零籴常平仓斛斗，此盖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称《周礼》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详之。枢密使文彦博亦数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阴结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帝因使二人潜察府界俵钱事，还言民皆情愿，无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群臣进读迩英毕，帝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吕惠卿曰：青苗法愿则取之，不愿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及拜官枢密副使，光上章力辞至六七，曰：帝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竟出知永兴军。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后以言不行致仕。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戬、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镇。知陈留县姜潜之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府、寺疑潜壅令，使其属按验，无违令者。潜知不免，即移疾去。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举，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一岁尝两输息钱，乃别为一赋以弊生民也。坐谪南康军盐酒税。陜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庆等六州毋散青苗钱，且留常平仓物以备用，条例司劾其罪，诏释之。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以常平新法付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寺，兼领田役水利。　按《司马光传》：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籴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按《孙觉传》：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奏条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莽时。况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傥专取具于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邪。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而不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臣诚恐奸邪之人，结党连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也。安石览之，怒，觉适以事诣中书，安石以语动之曰：不意学士亦如此。始有逐觉意。会曾公亮言畿县散常平钱，有追呼抑配之扰，安石因请遣觉行视虚实。觉既受命，复奏疏辞行，且言：如陈留一县，前后晓示，情愿请钱，卒无一人至者，故陈留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所有体量，望赐寝罢。遂以觉为反覆，出知广德军。　按《范镇传》：王安石改常平为青苗，镇言：常平之法，起于汉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倾，则人皆知恶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吕惠卿在迩英言：今预买䌷绢，亦青苗之比。镇曰：预买，亦敝法也。若府库有馀，当并去之，岂应援以为比。韩琦极论新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李常乞罢青苗钱，诏令分析，镇皆封还。诏五下，镇执如初。
熙宁四年，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
按《宋史·神宗本纪》：四年二月辛酉，诏治吏沮青苗法者。三月辛卯，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职者。癸卯，诏民缘军事科役者，蠲其租赋。五月壬子，诏恩、冀等州灾伤，遣使振恤，蠲其税。六月甲戌，富弼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八月癸丑，遣官体量陕西差役新法及民间利害。冬十月壬子朔，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十一月甲申，诏蠲逋租。　按《食货志》：四年，罢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两浙提点刑狱王庭光、提举常平张靓率民助役钱至七十万。薛向为帝言，帝问王安石，安石曰：提举官据数取之，朝廷以恩惠科减，于体为顺。御史中丞杨绘亦言：靓等科配民输钱，多者一户至三百千，乞少裁损，以安民心。五月，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以相府不知；诉之御史台，台不受诉，谕令散去。杨绘又言：司农寺不用旧则，自据户数刱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著之籍，如酸枣县升户等皆失实。帝乃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仍严升降之法，畿民不愿输钱免役，县按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先是，帝既知东明事，及闻绘言，两降手敕问王安石曰：酸枣既有自下户升入上户，则四等有免输役钱之名，而无其实。安石力言尝取诸县新旧籍对覆升降，闻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多必有赢馀，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倖，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乃尽用其言。中书孙迪、张景温体量不愿出钱之民，欲困以重役，杨绘复论之。而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为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骚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却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出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帝因安石进呈役钱文字，谓之曰：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事更与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岂须规规恤浅近之人议论耶。于是提点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能禁遏县民来讼，杂摭他事致蕃于理。又使子几自鞫之。杨绘谓是希安石意指，而致县令于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几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无言；若所劾后乎此日，是以威胁令佐使民不得赴愬，得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刘摰亦言：赵子几以他事捃摭贾蕃为过，且变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诉，而刻薄之人，反怒县官不能禁遏。臣恐四远人情，必疑朝廷欲钳天下之口，而职在主民者，必皆视蕃为戒，则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几挟情之罪，伏请付吏部施行。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辨诘之，其略曰：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谕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尝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釐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第，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喻也。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绵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馀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馀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喻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馀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馀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喻也。贾蕃为令，不受民诉，使趋京师諠哗，其意必有谓也。诚令用心无他，亦可谓不职矣。蕃之不职不法，其状甚众，皆赵子几所不得不问；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几，是不顾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与御史也。于是下其疏于绘、挚，使各言状。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辨。摰言：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内，有大臣亲党为监司、提举官而行之于诸路，其势顺易矣；然旷日弥年，终未有定论，为不顺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农为是耶，则事尽前奏，可以覆视；以臣言为非耶，则贬黜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而风宪之官，岂当与有司较是非胜负耶。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改助役为免役，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侁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不合，遂各为奏。帝是侁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馀，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提点刑狱周约亦占名无异辞。诏责瑜、约，而擢侁为副使。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有禄而赃者，周仓法重其坐。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焉。时知长葛县乐京称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询其故，不答，遂罢。京西使者召知湖阳县刘蒙会议，蒙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减十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免役剩钱，诏州县用常平法给散休息，添给吏人餐钱，仍立为法。京东免役钱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轻有未究者，命监司详具来上，仍须熙宁七年乃行。永兴、秦凤比之他路，民贫役重，诏提举司并省冗役，次第蠲减，当留三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　又按《志》：景德中，赋入之数总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于民，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农赋，湖、广之民旧岁输丁米，大中祥符以后屡裁损，犹不均。熙宁四年，乃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往广东相度均之。
按《文献通考》：四年，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冯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弊。上曰：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四月，从提举常平陈知俭之请，罢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初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赔费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军校其，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
熙宁五年，颁方田均税法。
按《宋史·神宗本纪》：五年八月甲辰，颁方田均税法。十二月戊寅，诏寺观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者，免役钱。　按《食货志》：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熙宁七年，诏役钱千别纳头子五钱，行给田募役法。又以吕惠卿言，行手实法。
按《宋史·神宗本纪》：七年二月癸未，诏三司岁会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八月辛卯，诏免淮南、开封府来年春夫，除放邢、洺等州秋税。冬十月庚辰，置三司会计司，以韩绛提举。　按《食货志》：七年，诏：役钱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运之类，皆许取以供费；不给，以情轻赎铜钱足之。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于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提刑司以其田给应募者，而覈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于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言，不独两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费多难赡，乃欲改法。遂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馀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已之。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买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示众两月，使悉知之。诏从其请。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其后，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
又按《志》：七年，帝以久旱为忧，翰林学士承旨韩维

言：畿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于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太皇太后亦尝为帝言：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盍罢之。会百姓流离，帝忧见颜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四月，出知江宁府。然安石荐韩绛代相，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　按《蒲宗孟传》：宗孟为三司提举帐司官。吕惠卿制手实法，然犹许灾伤五分以上不预。宗孟言：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灾伤五分不预为。臣以为使民自供，初无所扰，何待丰岁。愿诏有司，勿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民于是益病矣。
按《文献通考》：七年，诏：役钱每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载之类，皆许取以供费；若尚不给，用许以情轻赎铜钱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费，有敷于民间者，谓之圆融。多寡之数，或出临时，污吏乘之以为奸，习弊滋久。至是，诏辄圆融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　又诏：闻定州民有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者。令安抚转运提举司，体量具实以闻。　王安石白上言：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然论事有权，须考问从前差役，卖屋赔填，与今卖屋纳役，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然可见。　又诏：崇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寺院宫观，免纳役钱。诸旌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帝王子孙，于决有荫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赐号处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七月，参知政事吕惠卿献议曰：免役出钱或未均，出于簿法之不善。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抉。以此旧簿不可信用，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刊匿，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于是遂行手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