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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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典第一百七十一卷

明堂祀典部汇考二

南齐

高帝建元元年，议明堂之祀，诏依旧。
按《南齐书·高帝本纪》不载。按《礼志》：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逖议：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祀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右仆射王俭议：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政，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议》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耶。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泰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曰：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尧典》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宜以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享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诏：明堂可更详。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武帝即位，议祀明堂。
按《南齐书·武帝本纪》不载。按《礼志》：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谓明年正月宜飨礼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武帝永明二年，始命郊祀明堂。异日，明堂降用法驾。按《南齐书·武帝本纪》不载。按《礼志》：永明二年，祠部
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祠，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按元注《月令》季秋大飨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按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议：《孝经》郑元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釐革。尚书陆澄议：遗文馀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于明堂。柴山祀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诰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郁林王隆昌元年二月，祀明堂，以世祖配。
按《南齐书·郁林王本纪》：隆昌元年二月辛卯，车驾祀明堂。按《礼志》：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元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议：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虽事施于尊祖，亦义章于严父焉。左仆射王晏议，以为若用郑元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于郊。今殷荐上帝，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东昏侯永元二年，议明堂，以祖宗并配。
按《南齐书·东昏侯本纪》不载。按《礼志》：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议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元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两配，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配之祀。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于武皇，伦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配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国子博士王摛议：《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佟之又议：《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文祀后稷配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若如摛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则泛配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配。参议以佟之为允。诏可。

梁

武帝天监十年，亲祀明堂，更定祀仪。
按《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十年正月辛酉，舆驾亲祀明堂。
按《隋书·礼仪志》：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旧齐仪，郊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监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仪注》犹云衮服。十年，仪曹郎朱异以为：《礼》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远，义须诚质，今从汎祭五帝，理不容文。于是改服大裘。异又以为：齐仪初献樽彝，明堂贵质，不应三献。又不应象樽。《礼》云：朝践用太樽。郑云：太樽，瓦也。《记》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庙所用，犹以质素，况在明堂，礼不容象。今请改用瓦樽，庶合文质之衷。又曰：宗庙贵文，故庶羞百品，天义尊远，则须简约。今《仪注》所荐，与庙不异，即理徵事，如为未允。请自今明堂有膳准二郊。但帝之为名，本主生育，成岁之功，实为显著。非如昊天，义绝言象，虽曰同郊，复应微异。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属，犹宜以荐，止用梨枣橘栗四种之果，姜蒲葵韭四种之菹，粳稻黍粱四种之米。自此以外，郊所无者，请并从省除。初，博士明山宾制《仪注》，明堂祀五帝，行礼先自赤帝始。异又以为：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后，东阶而升，宜先春帝。请改从青帝始。又以为：明堂笾豆等器，皆以彫饰。寻郊祀贵质，改用陶匏，宗庙贵文，诚宜彫俎。明堂之礼，既方郊为文，则不容陶匏，比庙为质，又不应彫俎。斟酌二途，须存厥衷，请改用纯漆。异又以旧仪，明堂祀五帝，先酌郁鬯，灌地求神，及初献清酒，次酃，终醁。礼毕，太祝取俎上黍肉，当御前以授。请依郊仪，止一献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并无黍肉之礼。并请停灌及授俎法。又以为：旧明堂皆用太牢。案《记》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茧栗。五帝既曰天神，理无三牲之祭。而《毛诗·我将》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维羊维牛之说。良由周监二代，其义贵文，明堂方郊，未为极质，故特用三牲，止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义存通典，蔬果之荐，虽符周礼，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请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质文之中，又见贵诚之义。帝并从之。
按杜佑《通典》：梁祀五帝于明堂，服大裘冕，樽以瓦，俎豆以纯漆，牲以特牛，肴膳并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属，宜以荐。郊所无者，从省除。所配五帝，行礼自东阶升，先春郊帝为始，止一献清酒，并停三献及灌事。
天监十二年，诏更修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十二年冬十月丁亥，诏曰：明堂地势卑湿，未称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尽诚敬。按《隋书·礼仪志》：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与群臣切磋其义。制曰：明堂准《大戴礼》：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盖屋，上圆下方。郑元据《援神契》，亦云上圆下方，又云八窗四达。明堂之义，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数，未见其理。若五堂而言，虽当五帝之数，向南则背汁光纪，向北则背赤熛怒，东向西向，又亦如此，于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则是总义，在郊之祭五帝，则是别义。宗祀所配，复应有室，若专配一室，则是义非配五，若皆配五，则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无有室。朱异以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听朔之礼，既在明堂，今若无室，则于义成阙。制曰：若如郑元之义，听朔必在明堂，于此则人神混淆，庄敬之道有废。《春秋》云：介居二大国之间。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谓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号明堂，分为三处听朔。既三处，则有左右之义。在营域之内，明堂之外，则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听朔之处，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别，差无相干。其议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复引《周礼》明堂九尺之筵，以为高下修广之数，堂崇一筵，故阶高九尺。汉家制度，犹遵此礼，故张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郑元以庙寝三制既同，俱应以九尺为度。制曰：可。于是毁宋太极殿，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间，基准太庙。以中央六间安六座，悉南向。东上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黄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总配享五帝，在阼阶东上，西向。大殿后为小殿五间，以为五佐室焉。
普通二年二月辛丑，舆驾亲祀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普通四年正月丙午，舆驾亲祀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巳，舆驾亲祀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中大通三年二月辛丑，舆驾亲祀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中大通五年正月辛亥，舆驾亲祀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舆驾亲祀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大同七年正月辛丑，舆驾亲祀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太清元年正月甲子，舆驾亲祀明堂。
按《梁书·武帝本纪》云云。

陈

高祖永定二年正月戊午，舆驾亲祀明堂。
按《陈书·高祖本纪》云云。
按《隋书·礼仪志》：陈制，明堂殿屋十二间。中央六间，依齐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维，而配飨坐依梁法。武帝时，以德帝配。
文帝天嘉　年，有事明堂，以武帝配飨。
按《陈书·文帝本纪》不载。按《隋书·礼仪志》：文帝时，以武帝配。
宣帝太建三年二月辛巳，舆驾亲祀明堂。
按《陈书·宣帝本纪》云云。
按《隋书·礼仪志》：废帝已后，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饭，钘羹果蔬备荐焉。
太建五年二月辛丑，舆驾亲祀明堂。六月，治明堂。按《陈书·宣帝本纪》云云。

北魏

高祖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
按《魏书·高祖本纪》云云。
按《水经注》：温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又南径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仰象天状，画北通之宿鸟，盖天也。〈此处错简已正，尚有讹误，当云昼北辰，列宿象，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
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十一月，祀明堂。
按《魏书·高祖本纪》：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经始明堂，改太庙。冬十月，明堂、太庙成。按《礼志》：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将祭圆丘，帝衮冕剑舄，侍臣朝服。之圆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
太和十六年正月，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九月，大序昭穆于明堂。
按《魏书·高祖本纪》：太和十六年正月己未，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于明堂。
世宗延昌三年冬十二月庚寅，诏立明堂。
按《魏书·世宗本纪》云云。
肃宗熙平二年，议以高祖孝文皇帝配明堂。令曰可。按《魏书·肃宗本纪》不载。按《礼志》：熙平二年，太师、高
阳王雍，太傅、领太尉公、清河王怿，太保、领司徒公、广平王怀，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侍中、中书监胡国珍，侍中、领著作郎崔光等议：窃以尚德尊功，其来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业，剋清祸乱，德济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膺期，惟新魏道，刑措胜残，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议施行。〈又〉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至是复议之，诏从五室。及元议执政，遂改营九室。值世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按《贾思伯传》：思伯转卫尉卿。于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按《周礼·考工记》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按《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阴阳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按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且《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耳。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按《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学者善其议。按《封轨传》：轨除国子博士，加扬武将军。假通直散骑常侍，慰劳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怿表修明堂辟雍，诏百寮集议。轨议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在国之阳，所以严父配天，听朔设教，其经构之式，盖已尚矣。故《周官：匠入职》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阶、四户、八窗。郑元曰：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之以见同制。然则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与夏殷，损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义，得天数矣。是以郑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则九阶者，法九土；四户者，达四时；八窗者，通八风。诚不易之大范，有国之恒式。若其上圆下方以则天地，通水环宫以节观省，茅盖白盛为之质饰，赤缀白缀为之户牖，皆典籍所具载，制度之明义也。在秦之世，焚灭五典，毁黜三代，变更先圣，不依旧宪。故吕氏月令见九室之义，大戴之礼著十二堂之论。汉承秦法，亦未能改，东西二京，俱为九室。是以《黄图》，《白虎通》，蔡邕，应劭等，咸称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过五；依时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与辰，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其用安在。今圣朝欲尊道训民，备礼化物，宜则五室，以为永制。至如庙学之嫌，台沼之杂，袁准之徒已论正矣，遗论具在，不复须载。按《李崇传》：崇上表曰：臣闻世室明堂，显于周夏；二黉两学，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严；宣布下土，以彰则天之。养黄发以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国久长，风徽万祀者也。故孔子称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灭学，以蔽黔首。国无黉序之风，野有非时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终二世。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文景已降，礼乐复彰，化致升平，治几刑措。故西京有六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纷纶掩蔼，响流无已。逮自魏晋，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绝，遗文灿然，方轨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圣自天，道镜今古，徙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轨仪，规周汉以新品制，列教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使揖让之礼，横被于崎岖；歌咏之音，声溢于仄陋。但经始事殷，戎轩屡驾，未遑多就，弓剑弗追。世宗统历，聿遵先绪，永平之中，大兴版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篑。窃惟皇迁中县，垂二十祀。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塼石之工；墉堞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又府寺初营，颇亦壮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缮，厅宇凋朽，墙垣颓坏，皆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伏闻朝议，以高祖大造区夏，道侔姬文，拟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阙于国阳，宗事之典，有声无实。此臣子所以匪宁，亿兆所以失望也。臣又闻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此，上无旷官之讥，下绝尸素之谤。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昔刘向有言：王者宜兴辟雍，陈礼乐，以风化天下。夫礼乐所以养人，刑法所以杀人。而有司勤勤请定刑法，至于礼乐，则曰未敢，则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臣以为当今四海清平，九服宁宴，经国要重，理应先营；脱复稽延，则刘向之言徵矣。但事不两兴，须有进退。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美榭高墉，严壮于外；槐宫棘宇，显丽于中。道发明令，重遵乡饮，敦进郡学，精课经业。如此，则元、凯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国，岂不休欤。诚知佛理渊妙，含识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缓。苟使魏道熙缉，元首唯康，尔乃经营，未为晚也。灵太后令曰：省表，具悉体国之诚。配享大礼，为国之本，比以戎马在郊，未遑修缮。今四表晏宁，年和岁稔，当敕有司别议经始。按《袁翻传》：翻为尚书殿中郎。后除豫州中正。是时修明堂辟雍。翻议曰：谨按明堂之义，古今诸儒论之备矣。异端竞构，莫适所归，故不复远引经传、傍采纪籍以为之證，且论意之所同，以詶诏〈阙〉耳。盖唐虞已上，事难该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谓典章之极，莫如三代；郁郁之盛，从周斯美。制礼作乐，典刑在焉；遗风馀烈，垂之不朽。按《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具论夏殷名制，岂其纰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礼坏，法度淆弛，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疑〉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窃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班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堂后有九室。堂后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頠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元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元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又无坦然可准。观夫今之基址，犹或髣髴，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亡据，何用经通。晋朝亦以穿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兹为不典，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驭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议，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礼变，所存者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识偏学疏，退惭谬浪。
正光元年，起部郎源子恭请立明堂。从之。
按《魏书·肃宗本纪》不载。按《源子恭传》：正光元年，为行台左丞，巡行北边。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曰：臣闻辟台望气，轨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范世之道斯远。是以书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尊之美，事绝于生民。至如郊天飨帝，盖以对越上灵；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严父以兹为大，乃皇王之休业，有国之盛典。窃惟皇魏居震统极，总宙驭宇，革制土中，垂式无外。自北徂南，同卜维于洛食；定鼎迁民，均气侯于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按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乃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兴一代之茂矩，标千载之英规。永平之中，始创雉构，基趾草昧，迄无成功。故尚书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缘期发旨，即加葺缮。侍中、领军臣乂，物动作官，宣赞授令。自兹厥后，方配兵人，或给一千，或与数百，进退节缩，曾无定准，欲望速了，理在难克。若使专役此功，长得营造，委成责办，容有就期。但所给之夫，本自寡少，诸处竞借，动即千计。虽有缮作之名，终无就功之实。爽垲荒茫，淹积年载，结架崇构，指就无兆。仍令肄冑之礼，掩抑而不进；养老之仪，寂寥而不返。构厦止于尺土，为山顿于一篑，良可惜欤。愚谓召民经始，必有子来之歌；兴造勿亟，将致不日之美。况本兵不多，兼之牵役，废此与彼，循环无极。便是辍创礼之重，资不急之费，废经国之功，供寺馆之役，求之远图，不亦阙矣。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使祖宗有荐配之期，苍生睹礼乐之富。书奏，从之。
正光五年，幸明堂，饯西征诸将。
按《魏书·肃宗本纪》：正光五年九月，诏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率诸将西讨。乙亥，帝幸明堂，饯萧宝夤等。

北齐

后齐制，明堂为五室。
按《隋书·礼仪志》：后齐采《周官·考工记》为五室，存其制，而竟不立。

北周

后周制，明堂为九室。
按《隋书·礼仪志》：周采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存其制，而不立。

隋

高祖开皇十三年，诏议明堂祀典。
按《隋书·高祖本纪》不载。按《礼仪志》：高祖平陈，收罗杞梓，郊丘宗社，典礼粗备，唯明堂未立。开皇十三年，诏命议之。礼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等定议，事在弘传。后检校将作大匠事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按《牛弘传》：弘，拜礼部尚书。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元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𡙇，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踰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元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履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元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载。束晰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令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川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鬼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元矩，苍曰灵府。郑元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元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元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宜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廱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廱、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廱、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辟廱。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廱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元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铭》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
炀帝大业　年，宇文恺上明堂议，并献木样。
按《隋书·炀帝本纪》不载。按《礼仪志》：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终隋代，祀五方上帝，止于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坛上而祀。其用币各于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犊十二。皇帝、太尉、司农行三献礼于青帝及太祖。自馀有司助奠。祀五官于堂下，行一献礼。有燎。其省牲视熟，如南郊仪。按《宇文恺传》：恺，拜工部尚书。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扆宁，尽妙思于规摹，凝睟冕旒，致子来于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辩乘乾，咸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用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元，陈圭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瀍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土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冀轮奂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途，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證据，以相发明。议曰：臣恺谨案《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刱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元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按，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覈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庙及露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辟廱。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霤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按《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鸱尾，其圆墙璧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臣恺按，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回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享，鼎俎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馀，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馀，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享之典，于焉靡托。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
按《唐书·礼乐志》：隋无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坛。按《旧唐书·礼仪志》：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炀帝时，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属迁都兴役，事又不就。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坛设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