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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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政典第七卷

戎政总部总论六

《大学衍义补一》《总论威武之道》

《易》：师之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臣按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众即此民也。容之则保爱而不伤，畜之则聚处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踰；国有兵，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不动也。

《序卦》曰：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杂卦》曰：比乐师忧。
苏轼曰：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余𦬊舒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居下而任众，故忧。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师之忧也。
臣按师之为卦，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间。凡军旅之用，所谓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无所不有。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不如师卦六爻之略。且所论者，王者之师，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立武以卫国，卫国以安民。乌可舍此而他求哉。

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乃。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宽纵乃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师。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

夬之彖曰：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程颐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彊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夬，决也。阳决，阴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颐曰：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
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己彊而事威武也。内怀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夬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实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臣按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间。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而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谓之乃者，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朱熹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旧说，以此
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馀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发，而中其节，是谓之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乃作邑也。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惟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惟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臲臲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
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其七章曰：角弓其觓，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鄫。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发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古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曲礼》曰：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吴澄曰：班次朝仪，各有位次；整治军伍，各有部分；临涖官府，各有职掌班。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礼，是以有威严，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谓威则人不敢犯，严则人不敢违，所以致其威严者，礼而已矣。是以朝廷之仪，官府之治，虽皆不可以无礼，而于军伍之法，尤当以威严为尚。然徒尚威严而不本于礼，则所谓威者，矫亢之容；严者，暴戾之气也。

《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郑人伐卫。
胡安国曰：郑人伐卫，讨滑之乱也。凡兵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缳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徙其朝市曰迁，毁其宗庙社稷曰灭，诡道而胜之曰败，悉虏而俘之曰取，轻行而掩之曰袭，已去而蹑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实，以明轻重。征伐天子之大权，今郑无王命，虽有言可执，亦王法所禁，况于修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权，非王命而自行，是乱也。《春秋》：书郑人伐卫入。春秋以来，列国兴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书伐，推而详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战，曰围，曰入，曰迁，曰灭，曰败，曰取，曰袭，曰追，曰戍，曰以，以见用兵之事。其事类名称有不一如此者，兴师以讨人之罪者，必先审其大小远近彊弱虚实，以定其名。然后随其势，因其机，而决其谋，则收其万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
胡安国曰：三军，鲁之旧也。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鲁侯封于曲阜，地方数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时，能复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颂。其诗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故知三军鲁国之旧尔，然车而谓之公车，则臣下无私乘也，徒而谓之公徒，则臣下无私民也。若有侵伐诸卿，更帅以出。事毕则将归于朝，车复于甸，甲散于丘，卒还于邑。将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众，不相系也。文宣以来，政在私门，废公室之三军，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尽征焉，而旧法亡矣。是以谓之作《春秋》书之，以见昭公失国，定公无正，而兵权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国家者，之所宜鉴也。
臣按胡氏谓兵权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国家，宜以鲁为鉴。鲁，一国也。尚不可失兵权，而况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胡安国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执而杀之，楚子贬而称名，何也。世子般杀其君，诸侯与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倡天下，奉词致讨，执般
于蔡，讨其弑父与君之罪。而在宫在官者，咸无赦焉。残其身，潴其宫室，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又何恶乎今虔本心，欲图其国。不为讨贼举也，而又挟欺毁信，重币甘言，诈诱其君，执而杀之，肆行无道，贪得一时，流毒于后。弃疾以是杀戎蛮，商鞅以是绐魏将，秦人以是劫怀王。倾危成俗，天下大乱，刘项之际，死者十九。圣人深恶楚虔，而名之也，其虑远矣。后世诛讨乱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义兴师。至用诡谋诈力，侥幸胜之，若事之捷，反侧皆惧，苟其不捷，适足长乱。如代宗之图思，明宪宗之绐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书此以见人君欲兴师以除奸乱，必审机宜时势，以伺间待时，仗大义正言，以声罪致讨，而不用诡谋诈力，以侥幸取胜。胡氏所谓后世诛讨乱臣者，不以大义兴师，至用诡谋诈力，侥幸胜之，若事之捷，反侧皆惧，苟其不捷，适足长乱，此数语者，可以为世之人君诛乱臣，安反侧者之鉴戒。

《谷梁传》曰：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宁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邻国望我，欢若亲戚，何师之为。师众素严，不须耀军，列陈上兵，伐谋何乃。至陈军陈严整，敌望而畏之，莫敢战，投兵胜地，避实攻虚。故无死者，民尽其命，无奔背散亡，见危授命。义存君亲，虽没犹存也。
臣按古之圣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为国一以德礼，而不专恃于兵，未尝无兵也，而不用之于师旅。虽用师旅之众，而不布于行陈；虽有行陈之法，而不施于战斗。战斗有其备，遇敌可以不死，然卒不战也；死亡以其道，虽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

《左氏传》：隐公十一年，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臣按郑庄公会齐鲁伐讦，既入许，庄公命许大夫奉许叔。君子谓其得伐叛讨，贰存亡继绝之礼，所谓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数言者，诚得圣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谓相时而动，无累后人者，其为虑周而谋远，尤可为世法者也。

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徵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杜预曰：不徵辞，谓言语相恨，当明徵其辞，以审曲直，不宜轻斗。
臣按韪之为言是也，人之兴师以伐人者，皆见他人有不是之处耳。反求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于不是者，则亟止焉。所谓是者，理而已矣。顺理为是，逆理为非。如此是惟不动众，动则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讨。

桓公十一年，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
臣按所谓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庄公十年，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刿对庄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复得用兵之法。所谓小惠之未遍，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战。惟察狱以其情，是为尽心之忠，如是而后可战。可谓得战之本矣。若夫三鼓则气竭，惧其有伏，必其辙乱旗靡，然后逐之，可谓得战之法矣。其答乡人之问，而谓肉食者鄙，不能远谋，是诚天下后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褖，而不能谋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晋侯将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禦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战将饥。
臣按《春秋》去古未远，故其论战，恒以民心为本，后世则论敌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围曹。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
林尧叟曰：因垒而降，垒，石垒也。言不增兵，但因旧垒，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无阙，而后可以伐人。世主有欲兴师以伐人者，盍姑内自省，曰：吾之德有阙否乎。若犹有阙，方当修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苏轼曰：古人有言，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犹足以当桓文之师，一战之馀，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以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吕祖谦曰：说者以宋襄之败，为古道之累，是犹聩者之误评宫角，遂欲并废大乐，岂不过甚矣哉。或者又谓宋襄无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败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则固不待于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则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纵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从容揖逊以待之，适遗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师，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师曰殄，歼乃雠曰取，彼凶残凛然，未尝有毫发贷其所宽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归我，是以弗击苟推锋而与之。争一旦之命，胡为而纵之哉。是纵降者，帝王之兵；纵敌者，宋襄之兵也。乌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宋襄公之败，公羊谓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其言虽过，然襄公之战，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变，是以取败耳。是故善学圣人者，当师其心。其心谓何仁义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骤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
杜预曰：责公不以礼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论征代率，以礼为言，可见惟礼可以已。乱苟伐人之国，而不以礼，则是以乱平乱也。

十有二年，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
臣按此举六事之目，下文历说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六者，为治之要也。为国而有六者，不可变易。则在我者，有不可敌之具；而在人者，无以敌我矣。

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盖古语也，使凡天下之兴兵动众者，皆必本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焉。非此七者不举，则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师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云霓矣。

成公十二年，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卫国家，此二者国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郑，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
孔颖达曰：叔时此对，首尾相成，先举六名，云战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战，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时，先王礼义之泽犹存。故论兵者，犹知以德义为言，后世则舍德义，而惟论兵甲士马之多寡强弱。其战则同也，所以为战则不同也。此无他，其器异也。其器既异，故其用亦各不同。

范文子曰：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臣按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之意也。盖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惧，有所惧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则不敢纵肆，而国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师请赏，公与之邑，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则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
林尧叟曰：宋向戍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赏。宋君欲赏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谓：凡诸侯之与，小国晋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惧，而后大小上下慈爱而和顺，慈爱和顺，而后国家赖以安靖，以听大国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无威则骄纵易生，骄纵则祸乱必至，祸乱则灭亡随之。此小大所以至灭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并举而用之，五者不可阙一。兵是五材之金，岂可去哉。古人设兵，其来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轨法之徒，而昭明国家文德之盛。汤武吊民伐罪，以兵威而兴；桀纣身弑国亡，以兵威而废。盖明君善于用兵，则以之而兴，以之而存，术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则以之而废，以之而亡，术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诸侯，不亦诬罔之甚乎。
臣按国有六典而不可无兵，犹天有五材而不可以无金也。盖立国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赏必有罚。徒有文而无武，则威不立，而国势弱；有赏而无罚，则法不行，而人心纵。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在庄十二年〉，齐渠丘实杀无知〈在庄九年〉，卫蒲戚实出献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预曰：五大，言五官之长，专盛过节，则不可居边，细弱不胜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颖达曰：宋杀子游，齐杀无知，乃是赖大邑以讨篡贼，而谓之害于国者，以其能专废置，则是国害。天子之建诸侯，欲令蕃屏王室；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挥从己，不得使下邑制国都。故大城为国害也。末大必折，以树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兽喻也。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实为切要。人君之治，国必居重驭轻，必以大制小，则上下之势顺，小大之分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独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语》有曰：公制城邑，若体牲焉。有首领股肱，以至于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变而不动。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譬之于牛马，处暑之既至，䖟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惧之此譬尤为详尽谋人国而虑及远者尚其图之。

哀公元年，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厉，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吴也，不料其地土之广狭，车徒之多寡，士卒之强弱，甲兵之利钝。惟以君之所修所为者，以占其胜负焉。然则，有国家者，所以强兵
之要，孰有先于修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于城，城保于德。所谓德者，信与仁而已。国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为心。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又安有争斗侵夺之患哉。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先王之于兵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乎。王〈襄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列，匿文不昭。
胡安国曰：古者觌文匿武，修其训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观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让之令，陈文告之辞，而又不至焉。亦惟增修其德而已，不勤兵于远也。所以然者，岂非武不可觌，文不可匿，不当尚武隐文乎。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将以害我。故曰：其事好还，用师之地，农不得耕，则荆棘生焉。用兵之后，伤天地之和气，则必有凶年之菑。
臣按人臣之佐君，当以道胜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胜，而惟以兵强焉。则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胜者必遇其敌，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兴，农业必废，杀戮既盛。天和必伤，在地则生荆棘，在天则召水旱，在人则致疾疫。兵虽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决其所行也。所以除残暴，戡祸乱。不果，则民害不除，而无有已时。如是用兵斯之谓善，非用之以取强于天下也。用之取强，则非善矣。然所谓果者，若矜伐自骄，得已而不已，恃强以陵人，则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骄勿强，不得已焉。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谨之意。如是则吾之兵不至于过壮而老矣。盖兵直为壮，曲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壮则老，苟用兵而矜伐骄强，可以已而不已，则必过壮而老矣。如此则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则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臣按佳之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为佳美，是乃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无不恶之，然人亦或有以为佳美，不恶之者，无乃反以兵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无为，惟以道德为乐，不以兵戎为佳。岂肯处其身于不祥之地，而杀人以为乐哉。后世之人主，如以用兵为佳，杀人为乐，本欲求以得志于天下，卒之殒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与圣人之道无以异也。以奇用兵说者，谓奇为诈术。臣窃以为不然。盖所谓奇者，若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乘机设覆，非所谓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臣按为士者必以文事，而以武自名，非善士矣。战所以行天讨，非以泄己怒也。以怒为战，非善战矣。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不与敌战，而敌服斯，乃为善胜矣。用人而为之下，不以己长胜物，不以己
有陵物。则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争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臣按老氏所谓，用兵有言，谓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动，而惟应人。是谓不敢为主，而为客。我之进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虽至于尺，亦不计焉。行然后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敌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敌，而若无敌，执持必以兵。吾所执者兵，而若无兵。若是者，盖以不争为德也。然争固不可，而轻敌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祸，轻敌为最。大轻敌而忽之，不以为哀，而反以为喜，则吾所以为国之宝，几何而不为所丧乎。故两敌之国，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胜。哀者不以用兵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误，以丧吾所恃之宝也。则宝常为我所有矣。宝者，何。国宝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异乎。以兵为佳者矣。不以兵为佳，而以为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则必不至于败衄，而丧吾之所实者矣。

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徵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下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
臣按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已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

临武君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之閒，滑然有离德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路暴露亶，读为袒，谓上下不相覆盖。〉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霸功小，小补塞閒隙之可比，又岂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又曰：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惧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书，或谓为太公之书。然其中所引军谶，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语，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汉光武尝引其言，以为诏。则此书之传，亦已远矣。其中可取者，鲜。然此数言者，庶几不悖于圣贤之旨。故录之，不以人而废言也。

司马法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陈师道曰：齐威王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国之政典也。所谓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正百官，均万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废其典，下失其职，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诸侯，典之用舍，兴坏系焉。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谓不学矣。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又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难哉。
臣按宋人辑兵法择其切要者，为七书。而司马法比诸家为优，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数言其尤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又曰：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胜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弱，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谓尉缭子虽未能纯王政，亦可谓窥本统矣。而此数言，庶几古人仁义之师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杀垂教，弃而不用可也。

《史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舅犯，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霸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驷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马迁载此于《律书》，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战国善战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陈武之言终焉。盖欲世主偃兵息民，绥和通使，使民气欢洽，阴阳协和，以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谓孙武辈申明军约，身宠君尊，以为荣，则犹战国之气习也。夫帝主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岂所以为身荣哉。若夫所谓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权之一字，诚用兵可否之决也。臣以为权于轻重，以事言之；不若权于是非，以理决之。之为得也。

汉高祖时，陆贾时时前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贾称之。其言仅八字，古今为治，所以立国本，成国治，延国祚，诚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遗一乎。

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
臣按陆贾此言，虽一时为陈平画，计以谋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未有将相乖异，而能安定者。此则百世之所同也。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论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闻之为言。盖
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为宣帝告也。后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以其所遇之敌，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兹五者，果何当欤。必合于义，而王，应而胜。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苟或有类。于所谓忿贪骄者，则亟止之，而不使其沦于败破灭之地。则所行者，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矣。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禦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末，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
臣按欧阳修当仁宗时上此疏，其言虽为宋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诚能谨号令之颁，明赏罚之施，责功实之效。则兵将财用，不患其无。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举。威武岂有不振也哉。

韩琦言于仁宗曰：今献策陈边事者，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畜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为安边捍寇之切务。然而，凡人之虑，皆能及之。臣窃以为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之时，岂能使四裔常自窜伏而保不为患哉。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晏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倖。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裔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
臣按为国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自古帝王虽以文德为治，而所以济其文，而使之久安长治者，未尝不资于武事焉。然武之为用，不以用之为功，而以不用为大。故武之为文，以止戈为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所以遏祸乱于将萌，卫治安于长久。不待乎临事，而始为之；有事而后备之也。不然，则无及矣。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昔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谓自治之策，立纲纪，分忠佞，明赏罚，慎号令，节浮费，罢横赐，省逸游，禁奢靡，绝干请，抑侥倖。能行此数者，则内无患矣。内既无患，则威武之本立矣。虽有外患，庸何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