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八十九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八十九卷

春秋部总论七

《宋·朱子全书》《春秋纲领》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耳。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
春秋有书天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称天，贬之。某谓，若书天王，其罪自见。宰咺以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只据旧史文。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威公不书秋冬，史阙文也。或谓贬天王之失刑，不成议论，可谓乱道。夫子平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至作春秋，却因恶鲁威而及天子，可谓桑树著刀，榖树汁出者。鲁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著，何待于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岂有因滕子之朝威，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亦岂复可得也。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予曰：然则何贵。设若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美为恶，则诚可信矣。今特出于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来归，以为季子之在鲁，不过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鲁。又况通于成风，与庆父之徒何异。然则其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明道正谊、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短长。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伯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为伯者作耶。若是为伯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看已前春秋文字虽觕，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看。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
问：春秋一经，夫子亲笔，先生不可使此一经不明于天下后世。曰：某实看不得。问：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难。曰：劈头一个王正月，便说不去。刘曰：六经无建子月，唯是礼记杂记中有个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见说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来作闹：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鹘突。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
今之做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说，专是计较利害，将圣人之经做一个权谋机变之书。如此，不成圣经，却成一个百将传。因说：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却说得圣人大意出。年来一味巧曲，但将孟子何以利吾国句说尽一部春秋。这文字不是今时方恁地。自秦师垣主和议，一时去趋媚他，春秋义才出会夷狄处。此最是春秋诛绝底事，人却都做好说。看来此书自将来做文字不得；才说出，便有忌讳。常劝人不必做此经，他经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这处也是世变。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乱下。使圣人作经，有今人巧曲意思，圣人亦不解作得。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著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处，却恐未必如此。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
或问伊川春秋序后条。曰：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又问：孔子有取乎五霸，岂非时措从宜。曰：是。又曰：观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上来。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谷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问：春秋，胡文定之说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说。且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
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以为春秋皆恶之，杨龟山亦尝议之矣。自今观之，岂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与否而褒贬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之时，而遽责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渐之意。曰：不然。盟诅，毕竟非君子之所为，故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将欲变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随俗者不能随时，唯刚毅特立乃所以随时。斯言可见矣。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曰：举烛。书者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曰：举烛者，欲我之明于举贤也。于是举贤退不肖，而燕国大治。故曰：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也。〈以上语类十八条〉
春秋例目拜贶甚厚，其间议论小国，自贬其爵，以从杀礼最为得其情者，顷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说非春秋恶恶短之义，今已释然，盖后来郑大夫亦有郑伯男也，而使从诸侯之赋之说，则当时诸侯之愿自贬者固多，但伯主必以此礼责之，故有不得而自遂耳。然其他尚有欲请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经简奥立说，虽易而贯通为难，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间，假以数年，未知其可学否耳？〈答程可久〉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经固当以类例相通，然亦先须随事观理，反复涵泳，令胸次开阔，义理贯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说杀正使，在彼分上断得十分的当，却于自己分上都不见得个从容活络受用，则亦何益于事耶？大抵不论看书与日用工夫皆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广阔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迫田地，狭隘无处著工夫也，此非独是读书法，亦是仁卿分上变化气质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诵论孟，及看近思录等书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实恐枯燥难见功耳。〈答黄仁卿〉
春秋之说向日亦尝有意而病于经文之太略，诸说之太烦，且其前后牴牾非一是以不敢妄为，必通之计而姑少缓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读也，来谕以为他处，皆可执其一说，以为据独即位之说为难通，愚恐其所执之说，未必圣人之真意，而非独即位之说为无据也。若只欲为场屋计，则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实为学，则不若，即他书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答龚惟微〉
所谕《春秋》难读固然大抵今所可见者，但程先生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然亦时有所谓隐之于心而未能惬当者，况其精微之意乎？此须异时别商量也。〈答李守约〉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某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有以自信于其心，以故未尝敢辄措一词于其间，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近刻易诗书于郡，帑易用吕氏本古经传十二篇而绌诗书之序，置之经后，以晓当世使得复见古书之旧，而不锢于后世诸儒之说，顾三礼体大未能绪正，独念春秋大训圣笔所刊不敢废塞，而河南邵氏皇极经世学，又以易诗书春秋为皇帝王霸之书，尤不可以不备，乃复出左氏经文别为一书以踵三经之后，其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故不能悉具异，时有能放吕氏之法而为三经之音训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书临漳所刊四经后　以上文集五条〉
《隐公》
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元年语类〉
春秋正朔事比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观伊川先生、刘质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两字乃鲁史之旧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与晦叔订之以见教也，〈元年　与张敬夫〉春秋书正据伊川说则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书春，则夫子有行夏时之意而假天时以立义耳，文定引《商书》十有二月，汉史冬十月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则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长之时，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将寒成梁之候。〈《国语》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号，此又何耶？或是当时二者并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其比商书不同者，盖后世之弥文，而秦汉直称十月者，则其制度之阔略耳。〈注家谓十月乃后人追改当更考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元年　答吴晦叔〉前书所谕周正之说，终未稳当。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以见，夫岁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若谓周人初不改月，则未有明据，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犹止于此，则无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陨霜之异證之，恐未足以为不改月之验也，盖陨霜在今之十月，则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则为异矣。又何必史书八月，然后为异哉？况鲁史不传无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书为据之明且审也，若尚有疑，则不若且阙之之为，愈不必强为之说矣。〈诗中月数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之类，故某向者疑其并行也。　元年　答吴晦叔〉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则商人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不改月号〈时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说考之，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不改时〈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故祭祀田猎犹以夏时为正〉。以书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考之，则古史例不书时。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之云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若如胡传之说，则是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纷更烦扰，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错乱无章也。愚见如此而考之，刘质夫说亦云：先书春王正月而后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旧文〉。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冢竹书乃晋国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则又似胡氏之说可为，据此间无竹书烦为见拙斋扣之，或有此书借录一两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以为武帝改用夏时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烦子细询考也。〈元年　答林择之　以上文集四条〉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元年〉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风，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孙明复之说。〈元年〉
陈仲蔚问：东莱论颍考叔之说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问：左传于释经处但略过，如何。曰：他释经也有好处。如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样处，说得也好，盖说得阔。又问：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这也不可谓知人。曰：这样处，却说得无把鼻。如公羊说，宣公却是宋之罪脑。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谷却都是胡撰。他去圣人远了，只是想像胡说。或问：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韩魏赵杀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丘明。〈元年〉
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云：或谓矢，如皋陶矢厥谟之矢。曰：便是乱说。今据传曰：则君不射，则矢鱼是将弓矢去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何以见得。夫子作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无事，陈鱼不只写作陈字，却要下个矢字则么。遂往陈鱼而观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说。据他上文，则无此意。〈五年〉
郑人来渝平。渝，变也。盖鲁先与宋好，郑人却来渝平，谓变渝旧盟，以从新好也。公谷作输平。胡文定谓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输，则渝之义自在其中。如秦诅楚文云：变输盟刺。若字义则是如此，其文意则只是渝字也。〈六年　以上语类五条〉
《桓公》
问洽：寻常何如理会是胥命。曰：尝考之矣。当从刘侍读之说。自王命不行，则诸侯上僭之事，由阶而升。然必与势力之不相上下者。〈池录作：如历阶而升，以至于极。盖既无王命，必择势力之相敌者。〉共为之，所以布于众而成其僭也。齐卫当时势敌，故齐僖自以为小伯，而黎人责卫以方伯之事。当时王不敢命伯，而欲自为伯，故于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则力之能为者专之矣，故威公遂自称伯。以至战国诸候各有称王之意，不敢独称于国，必与势力之相侔者共约而为之，魏齐会于苴泽以相王，是也。其后七国皆王，秦人思有以胜之，于是使人致帝于齐，约共称帝，岂非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窃之渐，势必至此，〈池录云：春秋于此，盖纪王命不行而诸侯僭窃之端也。〉岂非其明證乎。曰：然则左传所谓胥命于弥，何也。曰：此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也。曰：说亦有理。〈三年〉
桓公有两年不书秋冬，说者谓，以喻时王不能赏罚。若如是，孔子亦可谓太迂阔矣。某尝谓，说春秋者只好独自说，不可与人论难。盖自说，则横说竖说皆可，论难著便说不行。〈四年七年〉
春秋书蔡人杀陈佗，此是夫子据鲁史书之。佗之弑君，初不见于经者，亦是鲁史无之耳。〈六年　以上语类三条〉
《庄公》
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桓公会而不复雠，先儒谓春秋不讥，是否。曰：他当初只是据事如此写在，如何见他讥与不讥。当桓公被弑之初，便合与他理会。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复雠之师。只缘周家衰弱，无赴愬处，庄公又无理会，便自与之主婚，以王姬嫁齐。及到桓公时，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以尊周室，庄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乃是叛周。〈十三年　语类〉
《闵公》
成风事季友，与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书季子来归，是也。人杰谓：季子既归，而闵公被弑，庆父出奔。季子不能讨贼，是其意在于立僖公也。先生曰：纵失庆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恶。今春秋不贬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晓。盖如高子仲孙之徒，只是旧史书之，圣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书之者，欲见当时事迹，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若谓季子为命大夫，则叔孙婼尝受命服，何为书名乎。〈元年　语类〉
《僖公》
问：齐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齐谋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谋也。问：国语左传皆是左氏编，何故载齐桓公于国语，而不载于左传。曰：不知二书作之先后。温公言先作国语，次作左传。又有一相识言，先左传，次国语，国语较老于左传。后看之，似然。〈四年〉
壮祖尝闻长上言，齐威公伐楚，不责以僭王之罪者，盖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个率然不思后手者。当时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问之，只宜楚即罪服；不然，齐岂遽保其必胜楚哉。及闻先生言及，亦以为然。〈四年〉
或问：春秋书晋杀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见有可取者，但始终一节，死君之难，亦可取耳。后又书晋杀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讨之也。然克之罪则在中立。今左传中却不见其事，国语中所载甚详。〈十年〉
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初晋献公欲废太子申生，立奚齐，荀息便谓君命立之，臣安敢贰。略不能谏君以义，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郑谓从君之义，不从君之惑，所见甚正，只是后来却做不彻。曰：他倒了处，便在那中立上。天下无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骊姬一许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祸。正如隋高祖篡周，韦孝宽初甚不能平，一见众人被杀，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几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气闷。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处。曰：全然不是，岂止有不是处。只是办得一死，亦是难事。文蔚曰：里克当献公在时，不能极力理会；及献公死后，却杀奚齐，此亦未是。曰：这般事便是难说。献公在日，与他说不听，又怎生奈何得他。后来亦用理会，只是不合杀了他。〈十年〉
吴楚盟会不书王，恐是吴楚当时虽自称王于其国，至与诸侯盟会，则未必称也。〈二十一年〉
诸侯灭国，未尝书名。卫侯燬灭邢，说者以为灭同姓之故。今经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书卫侯燬卒，恐是因而传写之误，亦未可知。又曰：鲁君书薨，外诸侯书卒。刘原父答温公书，谓薨者，臣子之词。温公亦以为然。以卒为贬词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　以上语类六条〉问侵曹伐卫再称晋侯〈先生侧边批云此正是晋文谲处〉恐非贬辞。盖围宋之役，二国虽不与而其从楚，则一也。晋文不先加兵于陈蔡郑许，而先侵曹伐卫，或是当时事势有未可者，岂有楚人暴横诸侯皆南向从楚而得一，诸侯用兵以张中国之威，春秋遂遽贬之乎？先生侧批云：康节论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卫为善，楚贬晋而成，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则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为罪赵盾，何也？既罪赵盾，何以又书救乎？学春秋者，固不可执定例，以害大义也。至于下书执曹伯𢌿，宋人卫侯出奔复归，与元咺等事，则晋侯无所逃责矣。曰有难言者。〈二十八年　答万正淳　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责宋郑，正以其叛中国而从夷狄耳。中间讳言此事，故学者不敢正言，今犹守之而不变，此不知时务之过也。罪其贰霸，亦非是。春秋岂率天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国耳。〈十五年语类〉
《成公》
问：胡氏传栾书弑晋厉公事，其意若许栾书之弑，何也。曰：旧亦尝疑之，后见文定之甥范伯达而问焉。伯达曰：文定之意，盖以为栾书执国之政，而厉公无道如此，亦不得坐视。为书之计，厉公可废而不可杀也。洽言：传中全不见此意。曰：文定既以为当如此作传，虽不可明言，岂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数百言，而其意绝不可晓，是亦拙于传经者也。〈十八年〉
杨至之问晋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观当初人去周迎他时，只十四岁，他说几句话便乖，便有操有纵。才归晋，做得便别。当时厉公恁他弄得狼当，被人撺掇，胡乱杀了，晋室大段费力。及悼公归来，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积阴，忽遇天晴，光景便别，赫然为之一新。又问：胜威文否。曰：尽胜。但威文是白地做起来，悼公是见成基址。某尝谓，晋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十八年　以上语类二条〉
《襄公》
杨至之问：左传元者体之长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语。抑古有此语。曰：或是古已有此语，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传又云克己复礼，仁也。克己复礼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语。〈九年〉
问：左氏驹支之辩，刘侍读以为无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语衣服，不与华同，又却能赋青蝇，何也。又，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撺掇申生之死，乃数公也。申生以闵二年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数公议论如此，献公更举事不得，便有逆诈、亿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书都是这意思，文章浮艳，更无事实。盖周衰时，自有这一等迂阔人。观国语之文，可见周之衰也。某尝读宣王欲籍千亩事，便心烦。及战国时人，却尚事实，观太史公史记可见。公子成与赵武灵王争胡服，甘龙与卫鞅争变法，其他如苏张之辩，莫不皆然。卫鞅之在魏，其相公孙痤劝魏君用之；不然，须杀之。魏君不从，则又与鞅明言之。鞅以为不能用我，焉能杀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观孝公下令数语，如此气势，乃是吞六国规模。鞅之初见孝公，说以帝道王道，想见好笑，其实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坚孝公之心，后来迂阔之说，更不能入。使当时无卫鞅，必须别有人出来。观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记所载事实，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问：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辞国以生乱，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无受。〈十四年〉
问：季札观乐，如何知得如此之审。曰：此是左氏妆点出来，亦自难信。如闻齐乐而曰国未可量，然一再传而为田氏，乌在其为未可量也。此处皆是难信处。〈二十九年　以上语类四条〉
《昭公》
或问：子产相郑，铸刑书，作丘赋，时人不以为然。是他不达为国以礼底道理，徒恃法制以为国，故郑国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这里。观他与韩宣子争时，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晰之徒挠他时，则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过。亦缘当时列国世卿，每国须有三两族强大，根株盘互，势力相依倚，卒急动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论，便可逐去。故当时自有一般议论，如韩献子分谤之说，只是要大家含糊过，不要见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鲁以相忍为国，意思都如此。后来张文潜深取之，故其所著虽连篇累牍，不过只是这一意。〈六年　语类〉
问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利其国而诱杀之也。故名胡氏谓：蔡般弑君，与诸侯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倡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之罪，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愚谓：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会主也，以弑君之贼会，弑君之贼同恶相求，非惟不能讨其罪，亦不敢讨其罪矣。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之常态也，是乌可于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般典刑紊矣，曰甚善。〈十一年　答万正淳
文集
〉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作形字解者，胡说。今家语作刑民，注云伤也，极分晓。盖言伤民之力以为养，而无餍足之心也。又如礼记中说耆欲将至，有开必先，家语作有物将至，其兆必先为是。盖有字似耆字，物字似欲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开字之门，必误无疑。今欲作有开解，亦可，但无意思耳。王肃所引證，也有好处。后汉郑元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处。〈十二年　语类〉问尝读欧阳公论许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读胡文定公传，未足以破其疑。洽继而考之，左氏公羊之传自明，但后人因谷梁不尝药之说，遂执此一句以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许悼公疟饮，世子止之药卒。公羊曰：止进药而药杀也。此可以见悼公之死于药矣，当时之事虽未有明文，而洽尝观近世治疟者，以砒霜锻而饵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杀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类也。不然当时所进，非必死之药止，偶不尝而已，则公羊何以谓之药杀？世子何为遽弃国而出奔？孟子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进药而药杀，可不谓之弑哉。其所以异于商臣蔡般者过与，故之不同耳。心虽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于君父不可过也，如此观之，似足以正近世经传之失，而破欧公之疑，不识先生以为如何？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说如律中合御药误不如本方造御舟，误不牢固之类，已有此意矣。但考之于经，不见许止弃国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谓也？〈十九年　答张元德　文集〉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为昭公聚众以攻季氏，此说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众不过得游手聚观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昭公季氏事见《左传》？极有首尾公羊子特传闻想料之言耳，何足为据？或者乃信其说以解春秋既为谬误，又欲引之以解。论语樊迟从游舞雩之下一段问答，以为为昭公逐季氏而发者，则又误之甚矣。此弊盖原于苏氏问社之说，而近世又增广之也，尝见徐端立文说曾以苏说问尹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经而欲新奇，何所不至，闻之令人悚然汗下。〈二十五年　偶读谩记　文集〉春秋权臣得政者，皆是厚施于民。故晏子对景公之词曰：在礼，家施不及国。乃先王防闲之意。〈二十六年　语类〉
《定公》
问：夹谷之会，孔子数语，何以能却莱人之兵。曰：毕竟齐常常欺鲁，鲁常常不能与之争，却忽然被一个人来以礼问他，他如何不动。如蔺相如秦王击缶，亦是秦常欺得赵过，忽然被一个人恁地硬掁，他如何不动。〈十年〉
圣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厌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罗绍威，其兵强于诸镇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驯于其主，罗甚恶之；一日尽杀之，其镇遂弱，为邻镇所欺，乃方大悔。〈十二年　以上语类二条〉问太子蒯聩得罪灵公出奔晋，赵氏灵公尝游于郊，谓公子郢曰：我将立若为后。灵公卒，夫人奉遗命而立郢，郢以辄在为辞，于是国人立辄，辄立十二年，辄出亡蒯聩，人是为庄公，庄公立三年而出奔友恭，窃详此事，妄意谓辄不顾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义矣；蒯聩得罪于父而出奔，乃因竖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台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遗命，父子君臣之义俱失之矣。然则宗国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当郢辞国之日，国人立辄之时，辄能逃去，则郢无得而辞蒯聩，亦无复君卫之意，及夫蒯聩既入良，夫悝母相与劫悝，是时悝能守之以死，则蒯聩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无可奈何，此蒯聩所以立也。虽然天下岂有无父子君臣之国哉？宜乎蒯聩未几而复奔也，曰：此论大概得之。但谓辄逃去，则蒯聩无复君卫之意，及蒯聩既立而复奔者，非是盖辄自当逃去非欲为，是以拒蒯聩之来也，蒯聩脱或能守其国亦不可知，但义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牵合也。又问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为乱，及为卫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贤，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见而如此？乞赐教曰：圣人之门不使人逃世避人。以为洁故群弟子多仕于乱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择矣。此学者所当深戒也。〈十四年　答潘端叔　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