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祐乙巳，司农少卿、淮东总领金华王公野上章再求去，上留之，进本寺卿。训词曰：「尔行之以宽裕，本之以廉洁，此朕之所以恳恳用情于尔，而不忍遽促之归也。祗若成涣，勉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谓是职之难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纳污人也。故治己者极其严，责人者极其宽。至是读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凡臣所为，陛下固知之矣」。乃取「宽廉」二字扁其厅事西偏之堂，谋记诸石，以答天宠。夫理财之难尚矣。先朝虽重三司使之权，然所任之人皆寇准、晏殊、王尧臣、包拯、蔡襄、宋祁诸名臣。熙丰以后，稍用惠卿、嘉问之徒讲之于内，薛向、吴居厚之流行之于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鲜于侁将漕以救之。未几，丰亨豫大之论起，有魏伯刍者，以胥吏之智变钞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启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赋入既狭，兵费浸阔，其取之于民者终不能复祖宗之旧，而四总建焉。蜀称赵开，升、润、鄂三王人各极一时才臣能吏之选，百馀年间，酒茗盐铁蒐求无遗蕴矣。于是用事者方以为未，至更出新智以图富强，卒之无他缪巧，不过笼商贾、困郡县而已。盖时贤所操之术，非独惠卿、嘉问之所不肯谈，向、居厚之所不敢为，亦伯刍辈之所不忍尽试者也。使其利归公室，犹且为国聚怨，况或以润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厌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识我饥饱矣」。民曰：「公长者，知我疾痛矣」。余来江乡，耳闻目击如此。或曰：「方今多垒之秋，财殚粟亡，非手运牙筹如飞者殆不能济，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论舒缓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汉下告缗搜粟之令，罪至没入，天下莫应。及欲免儿宽，则车牛担负争输。惟恐右内史之去，以宽不以严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马之运，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于成都，田十五顷，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沃也。行督责之政，以税民深者为贤，客斯之法也；夸禄赐之富以文其与民争利之过，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语塞，因次第其说以复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