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士，末也，而文章之兴丧、人物之盛衰系焉。世道将废而之治，则文物亦从而盛；世运日降而趋薄，则人才亦从而衰。非人才文物自为之变也，天也。故尝谓政、宣之际，策上第者多佞臣；绍兴以来，擢高科者多奇士。如张子韶、汪圣锡、王龟龄则又其魁伟奇杰，真足以开南渡之中兴而绍北方之绝学者也。每得其书，常冠带而读之。乃知养气厚者其立言也确，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视彼之谀言佞舌，立收富贵而终与枯骨朽竹化为野土者，殆相十百千万也。余生长西州，寡闻浅识，实未知有刘靖文者，生乎横浦玉山之后，而出乎梅溪之前也。属假守东嘉，与其曾孙赉同官为寮，暇日以一编之书见示，曰：「此先状元《补过斋稿》也，子其序之」。因缔玩数过，文有劲气奇骨，诗有儒言雅旨。最是王充作《刺孟》，乃作《刺刺孟》；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非非国语》。又以三朝国史有《道术》、《符瑞》两志，非《春秋》法，乞申命史官删而去之。自非卓识之懿，安能破千古是非如此分明哉？孟子尝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韩子亦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盖公平日守正秉谊，养熟道凝，不戚于贫贱，不淫于富贵，虽以老桧之气焰熏灼，嗾言者摈之于外，而公如雪中松柏，愈坚而愈不挫，斯其所以昌于文欤？若夫荣进素定，不自爱重，而曳裾沓沓于他门者，亦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