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政灭学，经籍道熄；迨隶书之作，又举先王文字而并弃之，承讹袭舛，愈传愈失。蔡伯喈书石经，有意正救之，旋亦焚荡。张序所见石经，又不知果为蔡本否，其所引石经文多失字体。魏晋以来，则又厌朴拙，耆姿媚，随意迁改，义训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讳，如「操」之为「掺」，「昭」之为「佋」，此类不可胜举。况唐人统承西魏，尤为谬乱。陆德明、孔颖达同与登瀛之选，而《释文》与《正义》自多背驰。至开元新书五经，则又以俗字易旧文，如以「颇」为「陂」、以「平」为「便」之类，又不可胜举，而古书益邈。五季而后，镂版翻印，经籍之传虽广，而点画义训谬误自若。本朝胄监经史多仍周旧，今故家往往有之，而与俗本无大相远。南渡草创，则仅取版籍于江南诸州，与京师承平监本大有径庭，与潭、抚、闽、蜀诸本互为异同，而监本之误为甚。柯山毛居正义甫以其先人尝增注《礼部韵》，奏御于阜陵，遂又校雠增益，以申明于宁考更化之日，其于经传亦既博览精择。嘉定十六年春，会朝廷命胄监刊正经籍，司成谓无以易义甫，驰书币致之，尽取六经三传诸本，参以子史字书，选粹文集，研究异同，凡字义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称叹，莫有异辞。旬岁间刊修者凡四经，乃犹以工人惮烦，诡窜墨本以绐有司，而版之误字实未尝改者什二三也。继欲修《礼记》、《春秋》三传，义甫以病目移告，其事中辍。或者谓纵令尽正其误，而诸本不同，何所取證？岂若录其正误之籍而刊传之，俾后学得以参考。余观其书，念今之有功于经者，岂无《经典释文》、《六经文字》、《九经字样》之等？然此书后出，殆将过之，无不及者，其于后生晚学祛蔽寤疑为益不浅，因纵臾其成而序识之。《书》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学者其毋忽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