昉儿时侍乡长老，尝从旁窃窥所谓吕氏《童蒙训》者，其间格言至论，粗可记者一二。稍长，务钻厉举子业，而亲旧几案上亦不复有此书矣。世道之升降，于此可占也。客授金华，太守丘公先生语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训子侄。某初在傅，日诵习焉，将求善本，刻之学宫或太史祠中，使流布于世」。昉因从臾成之，曰：「书出于吕氏，刻于祠堂宜也」。会公有民曹之命，乃出钱五万，以从初约。吕兄巽伯乔年家所藏本最为精密，前此长沙郡、龙溪学皆尝锓木，而󸈠舛特甚，丘公所诵习者，未知何所从得也。初舍人吕公以正献长孙，逮事元祐遗老，与诸名胜游，渊源所渐者远。渡江转徙流落之馀，中原文献与之俱南，因即畴昔所闻见者，辑为是编。仓部既手写而藏之，巽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几可以传矣。书之所载，自立身行己，读书取友，抚世酬物，仕州县，立朝廷，纲条本末，皆有稽据。大要欲学者反躬抑志，循序务本，切近笃实，不累于虚骄，不骛于高远，由成己以至成物，岂特施之童蒙而已哉，虽推之天下国家可也！巽伯属记始末，因辄附所闻于其后，是亦丘公之志焉尔。公名寿隽，字真长，文定公之嫡长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楼昉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