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朝廷有大利害，下之公卿议焉，此汉唐之制也。于其已然也而观之，虽童子亦灼知利害所在，盖不必贤而后为是，不肖而后为非。于其未然也而议之，则其是非，虽帝王复出，不过决于其人之贤不肖而已。西汉之贤如魏相，东汉之贤如鲁恭，盖难得矣，而赵充国屯田之议，相实非之；窦宪伐朔方之请，恭实非之。汉之不肖如公孙弘，唐之不肖如牛僧孺，盖不掩矣，而朱买臣筑朔方之难，弘实非之，李德裕纳维州之降，僧孺实非之。以其事之利害论之，则相与恭为闇于机，弘与僧孺为达于权，盖亦明矣。以其人论之，则闇于机者为贤，而达于权者为不肖。于事之未然，惟利害所在而已，不问其人可也；于其未然，则其势不得不惟其人之从。今也贤不肖之利害乃相反如此，为国家者，殆不必贤者而后用之邪？宋之为国，大抵与汉唐不异。天下有大利害，天子下之后省，后省而不诘驳也谓之过中，是以给舍之任常难其人，非大贤者莫以任之。今考汉唐议论之臣如前所问，则利害之明与否与其人之贤不肖，初无关焉。则今日议臣之择，无乃未免于徇贤不肖之名而忘利害之实邪？诸君其熟思，求为至当之论，将以裨禹麾之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