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近闻金人正月有南渡之意，已尝略具事情及乞朝廷俯从临安守臣李光所请，参用诸州土豪以为备御，疏奏累日，未闻施行。议者决以陕西宣抚使司屡有收复关陕之报，兼诸处探报金人困于契丹之兵，呼索酋领前去自卫，决无南渡之事，遂欲奠枕。臣伏思之，审如所传，则来年正月决须南渡，盖刘豫既以贪生失节盗据京东、河北之地，则金人必与之纪纲之仆，付以侵袭之事。刘豫来春若不遣兵南渡，何以塞责？然而兵则非金人之兵，乃驱劫中国之民也；骑则非金人之骑，乃中国驽弱之马也。其侵也决无必进之心，其战也决无死斗之志，此最易与也。朝廷诚因此时作励将士，参用土豪，谕以金人败亡之端，明言刘豫易与之状，除去州郡退保之令，有能斩首捕虏者重为赏格，使人有忿心，士有斗志，则江南将吏效死自奋，唯恐虏兵之不相遇也，中兴之业在此一举。今不设备，万一有警，又复奔走，前有盗贼之虞，后有追兵之急，虽有智勇，不能为谋矣。且虏兵徘徊江北，又已数月，若筑室反耕，浚隍坚壁，尚恐自为持守之计，今乃按兵不动，潜备舟楫，其情岂易测哉？愿陛下不以臣言为可忽，捡会前奏，并赐施行，不胜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