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载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县，立石刻辞，今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惟二世诏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莫可复见。宋丞相莒公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别刻新石，亲作后序，止有四十八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亦言友人汪邻几守官奉高，亲到碑下，才有此数十字而已。余以大观二年春从二三乡人登泰山，宿绝顶，首访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摹拓，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审观之，隐隐若有字痕，刮摩垢蚀，试令摹以纸墨，渐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终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复宿岳上，亲以毡椎从事，校之他本，始为完善。盖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南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乃不同如此，广狭不等，居然可见。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辞，以史记證之，文意皆具，计其缺处，字数适同。于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欧阳二公初未尝到，惟凭工匠所说，无足怪。人多以二公为信，故亦不复详阅。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归，亲旧闻之，多来访问，倦于屡报，乃为此谱。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读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书之，其毁缺及漫灭不可见者七十有六，以《史记》文足之，注其下。谱成，揭壁间。久幽沈晦之迹，今遂历然。秦至无义，不足论，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师，经千三百有馀岁而复新，兹可尚也。如「亲𨊩远黎」，史作「亲巡远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作「垂」，「体」作「礼」，「昆」作「后」，则又史家差误，皆当以碑为正。其曰「御史夫夫」者，大夫也。庄子曰：「旦属之夫夫」。卫宏曰：「古文一字两名」。因就注之。《史记》于琅琊台刻石备列从臣名氏，余家所收琅琊残字亦有「五夫」字，然则「夫」从一、大，因不复重出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