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寇每犯边，辄擒戮大将。议者以为诸将各有亲随军队。旧事，凡丧主帅，自有军法。近事此令不行，故将帅接战，左右逃溃，无以禁制。在愚观之，此是军中政令，招讨经略司所当处置。昨好水之败，任福等皆没，士卒散亡既多，故韩琦奏请招集，朝议从之。请既无状，从亦非宜。从则废法自于朝廷，而收恩归乎帅府；不从耶，或以致不虞，则帅府得以为辞，而朝廷任其怨。盖军中闻帅府之令矣，忽有朝命特旨，三军必怀疑惧，若遇寇之际，进有败形，退无生路，势不委将降贼，更恐倒戈内向。夫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临机制宜，间不容发，岂有奏请往复数千里待命者哉！谓宜特遣使者，或明降诏书，责问其情，申戒于后。此亦章朝廷防微之旨，折臣下图全之计者也。

一、贼连岁入泾原，渐引而深，杀掠老幼，驱拥畜产，焚荡舍屋，民不得耕穫树艺，缘边篱落，索然一空。自镇戎军、原、渭等州，城垣之外，南亩萧条矣，势且与保安、延州相类。此后供输转给，公私益当大困。汉法谪刑徙实边，唐制徙罪人塞下，今若令流已上罪，铸钱、造印及诸为盗抵罪，结群冒贩禁利十人已上，明知贼情而过致资给、匿藏受分，如此等罪，但为良民害情理蠹恶者，悉徙其本身一房于边，随口赋田，令自给食。然后为什伍之法，使相保察，别为条目付边臣，以重法绳之，所冀稍耕塞上空虚之地。

一、四路分守其根本，当在长安。比来长安守备不设，而骑寇每入渐深，向使贼出上策，乘胜豕突，固可饮马于渭水矣。谓宜置兵蒲、雍之间，以重臣镇永兴，而委以应接诸路，候知贼有点集，路所由入事宜，审的即量众寡部发应援，贼退则引还本屯。不惟壮根本之地，遏奔冲之势，又足以安关中之人心，免边城之输挽。

一、贼每入寇，常以羸形诱我师，将吏贪愚，相蹑而入其伏中以败。贼用此一策，三覆王师。即如昨三川之事，若怀敏拥重兵依险要之地，坚壁而勿与战，令诸塞栅严备以守，即贼遂敢引兵深入，顿于坚城之下，攻则势不能克，留则无粮道可恃，退而有重兵乘其后，此岂与我持久之势哉！以是揣之，必未敢越怀敏而趋渭州也。故贼惟利速战，多方诡计，务以致我也。况我屡北之众，气索势衰，贼骤胜而不骄，法令明而众整，愚常以为此贼虽无大志远略，其实良将也。以任福、葛怀敏等抗之，殆未可与之决胜负于一旦矣。今制贼之术，莫如勿与之战，但能全师严守，贼必不敢深入。若轻有越轶，而我以逸击劳，以轻锐邀重赍，据要害以制胜，庶几乎其有功也。

一、窃思前后所以覆军杀将，张贼气，丧国威，使边事至此，未有劳还之期者，其大失在于主将不亲临行阵。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惟祀与戎，君所当亲之，所以为重也。自古行师，何尝有主将不至营阵者？三代、春秋时，国君无不在战阵，秦、汉、三国至于唐，其间书生儒士如诸葛亮、杜预、娄师德、狄仁杰、郭元振等不可胜举，凡曰将者，未有不在行阵者也。不能亲执干戈以斗者有之矣，至于胡床羽扇从容于军中可也。主将在行阵则法令专，赏罚明，士气奋，机便得；不在行阵，事皆反此。自贼犯边境，凡大举入寇，羌酋未尝不亲至也。今诸帅授命朝廷，辄许之以不临戎行。去年任福等败，至今天下归咎韩琦。即如昨者三川之事，虽非王沿督责，使趋死地，盖怀敏等势不得不战，王沿悉一路之兵付之怀敏，而自留渭州空城之中。脱若贼越三川而趋渭州，怀敏守便宜不出，渭州被围而急，则王沿将何以处怀敏？虽朝廷固以为纵敌也。怀敏虽拥重师，而王沿乃其统帅，节制所禀，故曰怀敏势不得不战。在愚观之，主将不亲临行阵，师出必无功，不惟无功，且必败大事。切在朝廷审议之。

一、今遣王尧臣西路安抚，不惟吊恤死伤，完补败亡，凡军中利害之宜，朝廷所欲计置更改之事，四路或有异同之意，因其行可悉条录，令与诸将图议。凡士马那移，财粮器械有馀不足，令通计议，以闻朝廷，则此后处置指挥庶精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