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之末，中外汹汹矣。宣仁圣后再安天下，委国而治者，司马光、吕公著尔。章惇诬其包藏祸心，至于追贬。天相陛下，发潜继统，而惇犹据高位，光等赠谥未还，墓碑未复。愿早摅宸略，以慰中外之望。

臣闻尧、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劝戒，不过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盖为君之先务在此也。夫知任贤，而任之之意不专，贤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而迟疑不断，虽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齐桓公问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贤而使小人间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何以亡」？管仲曰：「善善而不得用，恶恶而不能去，郭由是亡」。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贤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变，将至于亡，其能霸且王乎？管仲且犹知此，况不为管仲者乎。宋兴一百五十馀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窃尝考致治之本，亦不过于开纳直言，善御群臣，贤必进，邪必退。自明道中亲揽万机，见政事之多僻，知辅佐之失职，自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张耆、参副夏竦、陈尧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罢去，天下已服其英断矣。宝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谏官韩琦之言，而宰相王随及同列陈尧佐、盛度、韩亿、石中立同时见黜。尝用夏竦为枢密使，谏官欧阳脩论其奸邪，即日罢竦判河阳。晏殊为宰相，谏官蔡襄言其不恤边事，广置田宅，即日出殊知颍州。其后，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若仁宗牵于偏听，优柔不断，台谏备位，言不见用，贤善不进，朋奸不去，则安能飨四十有二年太平之福乎？臣愿陛下远思尧、舜、禹、稷任贤去邪之道，中采齐桓、管仲善善恶恶之戒，近法仁祖纳谏御臣之意，则太平之盛，指日可见。伏望陛下留神省察。

惇包藏阴谋，发为异议，非皇太后圣谋前定，则陛下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恶，莫大于此。伏望检会臣等劄子施行。

恭闻今月六日驾幸懿亲宅蔡王位，观芝草于龙德宫。圣人所居，明神栩之，德气覆之，发为禧祥，以表休应，宜屈万乘，以注清视。臣伏见祖宗诏有司不得奏祥瑞，盖虑道未备，德未盛，虽祥图瑞牒溢于史馆，可以为美，终未为善。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之祥瑞也。阴阳气和，风雨时若，日月光华，星辰顺度，天地之祥瑞也。百谷顺成，万民和乐，郡县之祥瑞也。四夷安靖，五兵不试，边境之祥瑞也。格此四瑞，仰赖陛下以道治心，以德为政而已。心以道治则明，政以德为则仁，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甘露降，醴泉出，麟凤至，朱草生，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佞人乃谓之祥瑞，称颂归美，以骄帝王之心，祖宗所以戒之。臣愚狂妄，或有小补，不避斧钺之诛，冒闻天听。伏乞政事之暇，曲赐睿听，臣不胜拳拳之至。

臣伏闻今月八日，有圣旨宣取秘书省画图进览。格人神妙，可以悦目，非有补于盛德。《六经》载道，诸子谈理，历代史籍，祖宗图书，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以此为图，天地在心，流出万物；以此为图，日月在目，光宅四海。伏望圣慈观心于此，则天地冲气生焉；注目于此，则日月祥光丽焉。唐以山水图代《无逸》，左右前后，无所警戒，动静语默，无所龟鉴，社稷至于陵替，不可支持。臣闻心以道观则正，目以德观则明，国寿可以不损，天下可以不乱。愚夫之言，智者择焉，愿留圣怀。无忽。

陛下方大阐学校，用经术训迪士类，不应以刑名之学乱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犹趋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寝其制，使得悉意本业。

铨法：选人用举者迁升，而岁有定额。今请托者溢数，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请为之限约。

京与弟卞同恶，迷国误朝。而京好大喜功，锐于改作，日夜交结内侍、戚里，以觊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乱自是而分，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恶，󲦤绅不齿，岂可滓秽史笔？向宗回、宗良亦阴为京助。是皆国之深患，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贤人君子忧。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

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至于手书还政，未有如圣母，退抑谦逊，真可为万世法。而蔡京阴通二向，妄言宫禁预政，以诬圣德，不可不察也。

臣在职数月，所言皆当今急务。若以为非，陛下方开纳褒奖；若以为是，则不应遽解言职。如蔡京典刑未正，愿受窜贬。

奉别累月，不敢作书为问，而倾乡之心，食顷不忘。李君至，辱手书，伏闻谪官东去，裕如也。继卫守急促回，又得所惠荅、喜聆起居冲胜，甚以为慰。蒙示日录论及二编，具悉公之忠义，尊主之心，天日可鉴。然其言数龃龉者，盖公之言未能信于人也。未信于人者，以公之心于此事自未通彻耳，敢以所闻奉浼，傥以为然，当有禅助。所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公特谓曾丞相为人所卖，不当进日录以为国史之證也。公知其为私史耳，而不知其为诬伪之书也。公熟阅之，当尽见其诬伪者。不知其为诋谤之书也，公精考之，当尽识其诋谤者。昔尝见叶致远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书，临终命门人焚之，卞焚他书以绐公。公殁，卞遂纵横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于因事记言，为异日自便之计。有知识者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胜朋奸之凶焰，故隐忍耳。吾友奋不顾身，挺然明此一大事，岂特怯懦之人仰叹不已，而宗庙之灵，圣考在天之愤，实有望于吾友也。然吾友谓安石圣人也，与伊尹同侔，此何言之过也？吾辈在学校时，应举觅官，析字谈经，务求合于有司，不得不从其说。至于立朝行己，则是是非非，乌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断天下之事，决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废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骏，虽天子北面而问焉，与之迭为宾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尧之为君，明此北面舜之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为说，乃谓君可北面与臣迭宾主耶？吾友谓安石神考师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于熙宁间两相安石，首尾不过九年。逮元丰之亲政、安石屏弃金陵凡十载，终身不复召用，而亦何尝师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尝不守祖宗之成宪明训，后世子孙妄为更张，鲜不召乱。岂有扫荡我祖宗之宪之训，远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时五子作歌，则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训」。商之时，傅说之训高宗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周之时成王命蔡仲则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训戒如此。安石乃尽取而变乱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刬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几百年，累朝圣君贤臣不敢轻议。道则愈久而愈通，法则积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虽弊不穷。仁皇之末，适当因革之时，而神考初政有为，必有刬弊革故之臣。茍得忠厚之人，则祖宗之法尚可因弊革故，再新无穷。不幸遇安石，力扫痛荡，一切颠倒之。当是之时，士知其非，民不从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赏罚以变天下之法，横目之民，但趋赏避罚，安知长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败可见。风俗之醇醨于祖宗时如何？廉耻之废立于祖宗时如何？人才之美恶于祖宗时如何？民力之贫富于祖宗时如何？今则元臣耆旧彫丧殆尽，遗民父老在者几希，而上之人方且绍之述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穷力殚，弊蛊百出，土崩瓦解之势见，而祖宗之旧制上下罔知，虽欲绍复，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谓刬弊革故之功，非敢闻也。吾友又谓安石有讲解经义之能，有作成人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学，本出于刑名度数，性命道德之说，实其所不足。解经奥义，皆原于郑康成、孔颖达，旁取释氏，表而出之。后学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论，善则善矣，而未尽也，辄以此浼闻。此事匪易辩、更须熟考日录根本，识其真伪，乃可正此事矣。至恳至恳，吾友方迁谪，然居善地，不足忧恼。师锡缘编排旧疏，早晚必有行遣，决无轻恕之理。相见无期，万万自爱。李君遣人附此书，幸为秘之，勿重其罪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已来一治一乱，旋相消长，未有去仁而兴，积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夫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时，上之人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灭构祸，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逮皇天悔祸，真人出，宁易暴以仁，转祸以德？民咸保其首领，收其族属，各正性命，岂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连乱结，非无忠良豪杰之士，竭谋单智，以缓民之死，乃堙没而无闻矣。否闭极而泰道升，圣人作而万物睹，指挥中原，兵不顿刃。向之滔天巨猾，摇毒煽祸，以害斯人者，蹈鼎镬斧锧之不暇，岂非人邪？天与人相为表里，和同于无閒。圣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归，国之所恃，以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尧舜之盛，唐汉之兴，秦隋之暴，魏晋之亡，南北之乱，莫不由此也。五代钜今百有馀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馀年閒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此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至于论朋党、宦女，忠孝两全，义子降服，岂小补哉，岂小补哉！

公讳骧，字子骏，姓韦氏。曾大父镐、父杲皆潜晦隐约，自公升朝籍，以恩累父至左正议大夫。韦氏本出风姓大彭，在夏为列侯，少康封其别孙亢哲于豕，韦因国命氏。而公自大夫，而上世为衢州人，由正议始徙钱塘，故今为钱塘人。公生而警敏，年十有七，以文谒荆国王文公，见其《借箸赋》，大奇之，曰：「吾行江南，入吴越，见文士唯子与董顾行耳」。由是藉甚。当时每一赋之成，学者争传诵之。皇祐五年登进士第，调睦州寿昌县尉，以太夫人忧不赴。后历兴国军司理参军、婺州武义县令，遂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袁州萍乡县，通州海门县，通判滁州、楚州，迁至尚书屯田员外郎。会官制行，改朝奉郎，为少府监主簿。元丰中遣使高丽，普选文士充书状官，宰执以公名闻，有旨召试笺启，公力辞焉。论者以为高。元祐初，诏近臣举可任诸路使者，于是资政大学士韩公维、学士承旨邓公温伯、户部尚书李公常、户部侍郎杨公汲争荐公之才，遂擢为利州路转运判官，移福建路运判。会闽饥，咸议请赈贷。公曰：「闽去京师往反数千里，今民朝不及夕，若上书待报，是冠冕从容以救焚溺者也」。乃檄州县发禀，而请违法之罪于朝，民赖以全活者甚众。时有群盗阻险，为闽数州患，官军屡到，州县吏畏怯，争言盗势猛炽，请招纳之。公曰：「闽盗狃于姑息，曩者彭孙廖恩皆缘此列官于朝，故奸民以怙山谷市凶慝为得计，若遵前轨，是为民稔患也」。因为处画所以斩捕方略，咸就法，部内肃然。召为尚书主客郎中，久之，出为夔州路提点刑狱。秩满，知明州，将代乞閒局，遂提举杭州洞霄宫。其子寿隆知衢州，迎公就养，公因告老，以本官致仕。予方谪官，与公游见，公秀眉冰骨，语笑乐易，起居轻健，谓公寿考康宁未艾也。忽病痢下，强卧旬馀，以崇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考终于郡邸，年七十有三。积官至左朝议大夫，勋上柱国，爵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公性和侃清敏，安贫静退，廉平著于官政，孝友称于私门。尝推任子恩以官其弟，燕居无声色之娱。文章藻丽，以自嬉一时。推先之逮，治命精采不乱。料理平生文藁，示子孙曰：「吾之志在此耳」。集成二十卷，藏于家。赋二十卷行于时。娶石氏，封崇安县君。男六人，寿隆，左承议郎、任尚书司封员外郎、出知衢州。寿朋，早夭。寿松，睦州军事推官。寿卿、签书池州军事、判官厅公事。寿成，兴化军仙游县尉。寿佐，未仕。女四人，适朝奉郎祥符县丞陈寿祺、湖州安吉县丞胡况、乡贡进士石师圣、通直郎太常寺奉礼郎张裕民。孙男五人，能述、能定、能得、能勇、能惠。孙女十一人，适无为军无为县主簿陈孝仪，南康军司法参军应处仁，蕲州司法参军陈览，馀尚幼。诸孤以崇宁五年五月十八日奉公之柩，卜葬于杭州钱塘长寿乡之原。公之子司封以师锡昔与公同时为尚书郎，谪官三衢又获从公父子游，知公治行为详，大事有期，求铭以志墓中，所不得辞。唯公文学见推士林，政事彰闻朝著，率德励行，有宿儒循吏之风，而位不称，德福不应，实士君子所叹惜也。然公子孙多贤才，司封又以直谅文采振于台阁，为时名人，守衢逾月，以忧去吏，民至今思之。士君子又知公之后将大，而乐为之道也。谨按其行状，书大事可传者以贻后人。附以铭曰：

循循韦公，粲粲文藻，易乐干禄，一节华皓。入为郎吏，不激不矫。出使一方，剪顽起殍。优游道宫，未衰乃老。贫非吾病，寿非吾少。不至公卿，从吾所好。公惟有子，公则不夭。旁置万家，卜此新兆，镵石幽宫，来者斯考。

君姓杨氏，讳公佐，字存忠，其先世以工书事杨行密，后遂为楚州山阳县著姓。至和中，诏募助塞河堤，君应诏，以恩补三班奉职，稍迁至左班殿直，历监蕲州广济、台州天台税。绍圣元年七月戊辰以疾终于山阳县里正寝，享年五十有五。君有强济之具，遇事无小大，率以谋胜，自少理家发必中机会，人莫能欺。门内百口，事长抚幼义居数十年，亲疏无间言。初执母丧，将禫除，有神降于繐帷之间，仪像若母之平生也，闻者异之。岁饥，君大捐金谷，分赈闾巷，病者发药，死者给槥，赖以济者多矣。处士徐积，孝廉节行，远近宗之，少所许可，独谓可与游者，由是乡人加敬焉。山阳据东南都会，老子祠久废不治，君力营之，踰年而成，斋宇严丽，遂冠一方。娶邵氏，继室周氏，四男子，景庶宿州助教，景雍黄岗县令，景庠卫州司户参军，景序谷熟县主簿。女三人，适进士陈景纯、盱眙县令朱英、右承务郎苗仲泾。孙男女二十有二人。始余自御史谪官为宿迁县令，景雍实主县簿，好学，从余游，以书抵余曷得吉卜，以九月辛酉奉先君之丧，葬于县之安乐乡祖茔之次，泣而求铭，辞不获命，铭曰：

笃义于宗，散利一乡，饰我子孙，服从义方。谁其知之，行久则彰。诚孝通幽，倏然灵光。国士与游，乡论允臧。纳铭黄垆，万世之藏。

男景雍泣血书，吴郡张振镌。

师锡顿首：岁晏，伏承德履休嘉。辱手毕，沾饷名醪，野人岂当厚赐？仁者之粟，怀惠为多。馀面谢，不一一。师锡顿首，方回监郡宣德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