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恭惟皇帝陛下，实天祚宋，诞生明圣，有超卓绝异之姿。爰自毓德宫闱，仁心仁闻，载在群口。及初嗣位，动率礼法。承顺两宫，左右就养，发于诚孝；远近内外，凡厥臣庶，莫不矜式。太皇太后厌世，陛下号恸泣血，百僚在位，不觉陨涕。入临而出，转以相告，有识咨嗟，长老叹息。山陵复土，外虽变礼从吉，而陛下悲哀未怠，宫中实服三年。夙夜念治，躬亲政事，小大之臣，咸各率职，十有四年，未尝一日少懈。后宫燕游，声色嗜好无所闻；园囿弋猎，舆马驰骋无所幸。方且辟阖乎乾坤，而步骤乎帝皇，其视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其设心操术，岂待问哉？仍年以来，威福自出，惟所指顾，莫不服从，曾未謦欬，莫不响应。赫赫巍巍，朝廷益尊；四方万里，盗贼消戢，闾里安堵。陛下诚因此美，即此善，据此势，藉此时，以之上当天心，则可使寒暑平，风雨时，三光轨度；以之下顺地理，则可使五谷熟，庶草茂，山川晏宁。至于景星出，卿云见，甘露降，醴泉涌，凤凰、麒麟可使皆在郊薮。天人之际，其形气有以相通，其变动有以相感。格之以诚，应之以实，密与道俱，则其答犹影响，其合犹符节也。如此，则何灾不可消？何异不可去？若夫祈禳小数，岂足道哉！昔宋景公一诸侯耳，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况于陛下之仁圣智勇、履席南面之势，不出殿堂之上，而广制海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者哉！以诚感天，曾不移刻；以德退星，曾不旋踵。比臣所以殚志毕虑，不量其愚，不避见嫉之嫌，而愿毕其惓惓也，伏惟陛下留神加察焉。疏远小臣，未尝得日望清光，奉承德音也。然而间从公卿大夫之后，窃听于进见下风者，皆以谓陛下才高天下，智出物表，既妙思六经，而多识前载，旁罗百氏。典章制度，律令敕式，靡不淹洽；工作器械，算数米盐，无不精密。神机天辨，变化无穷，退而鲜不自失。夫人心畏怯，则智勇皆废，虽朝暮禁闼，陟降殿陛，密近亲习之臣，犹且踧踖愧恐，唯诺听从之不暇，无能有所开发建明，以补助万一，况于单贱鄙逖之人乎？虽天之高，不可阶而升；日月之可仰，无得而逾；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匹夫匹妇之于圣人，有所与知，一有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功。以大舜之智，而自耕稼陶渔，以至于为帝，无非取人以为善；以孔子之圣，而狱讼文词可与人共之者，不独有焉。则所谓圣智者，曷尝掩众人之所能，而咸盖群心之所知哉！众人所见，而有以处之，使各效其长；群心所知，而有以择之，使必从其是。竭天下之才力，尽天下之思虑，然犹有所不及，而后圣人奋其智能，则所以待之者尽矣，其所得者博矣，其所守者约矣。已而有迹其长，缘其是，则天下之人莫不兴起，为之于其才力之所不给，计之于其思虑之所不获，则天下之人莫不厌服，何必耗血气，疲精神，一切亲事于法宫之中，然后为得哉？臣窃仰陛下之天德，常若太高，而或不下接；朝廷之举事，常若太速，而谋之常患不博。虽陛下之聪明睿智，百举百中，而愚者千虑之一，犹恐有所遗也。况或纤芥阙漏，略于弥缝，而汗涣已施，机张已发，则谁敢出身试临不测，而轻议于既往哉？且夫履四海之盛位，袭五世之极治，又有冠古之称，绝俗之事，此乃全盛光大之时，君子之所以尚消息盈虚也。意者陛下或有而矜之，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盛衰损益之机，其在是矣。故《易》之《明夷》以莅众，《既济》思患而预防，此古先哲王所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日新厥德，以祈天永命也。昔唐太宗自负其文武材略，以为实兼将相，然不知帝王自有体，下兼将相，不足为能。不若汉高祖豁达，面谕群臣：「吾不如子房、萧何、韩信也」。方是时，彗星亦尝变见，而太宗悟焉，曰：「吾自谓三王已来，拨乱之主莫吾若，故负而矜之，轻天下士。上天见变，其谓是乎」？夫谓古人为莫吾若，而轻时人，则上下之情不通，而无所不至。惟太宗为能知悔，而又有魏徵、王圭、刘洎、马周之徒，更戒迭谏，然后贞观之治，庶几三代之风，而彗亦不能为灾。何况陛下盛德至诚，避殿损膳，深自引咎，以来谠言，放出宫女，以防隔塞，虚心克己，效于事实，岂特太宗之比哉！于以收视反听，澹然与神明俱，而默与造化为友。端拱无营，优游自得，付物以能，委任责成。情伪之变，事物之来，有道以揆，有节以察，不劳而成，不动而化。兼享尧舜之名，永保乔松之寿，上以奉宁七庙，慰释皇太后之心；下以幸惠群臣，而锡为苍生福，则何变异之足忧哉！抑臣又闻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亦曰：「刑主杀，德主生」。则修德者莫若好生也。朝廷近岁屡起诏狱，深识远见之士，窃量陛下圣意之过，欲大畏民志，究尽事实。及至便殿亲决，时亦有所纵舍；郡府奏谳大辟，类率从生，非必专欲求杀也。然而治狱之吏，典法之官，但见追逮不绝，恐不能无妄意朝廷，便私自营，冀徼尽力首公之名，而规阔略纵出之责，则必至于滋蔓刻核，失出盖鲜，则失入有之。及至上奏请决，锻鍊已成，文致已白，囚人虽有怀郁抑而不得伸，朝廷虽欲加宽厚而无所施，则是岂国家之意哉！台寺深严，自非事守相关，焉知其详。然法者设于有罪，而使恶人知畏也。今无罪者或不自保，而善人亦惧矣。此臣所以疑也。臣知京师玩习久安，大抵懈弛，而向者贵近，狃于恩幸，不知畏法。方陛下励精为治，有以督过训齐之诚是也。然而矫枉者贵直，矫枉过直，则是曲而已。孟子曰：「今之与杨、墨议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诚使百司自此莫不饬厉，而贵近益遵约束，然且求之不已，则是亦过直而招之之类也。《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在《易》之《节》，曰「苦节，不可贞」。先王之所以绳检群下，未尝无制也，然必宽之，使赴功有馀地，从容而不迫遽，故和乐而无憔悴。《节》之为卦，君子所以制数度，议德行。然至于已甚过中，苦而不甘，不可以通行持久，失其所以为正，是故先王议道自己，制法以民也。诚以陛下天纵之才，日跻之德，虑靡不周，而志罔或倦，举以程能课事，而厚望之于群臣，磨以岁月，则鲜不破漏倾覆，失其所操持，行义有跌于绳墨之间，而谴诃有轶于度量之表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诗》曰：「四牡騑騑，六辔如驰」。臣意陛下洞达事机，时措之宜，必有以变而通之。如王良、造父御马，缓急控纵，而归和平，固已得之于精神之会，心术之微。然臣直以耳目所接言之，不能无过计也。狱吏法官，制在陛下，视以好恶，惟所宽恤，易若覆手。至于兴甲兵之大，投民于锋镝之间，措之矢石之下，以其死争，一跌而不振，则虽有仁智之心，不能救患于已然，而消祸于既往。是故帝王之师，必出于万全。攻不必取，不茍劳众；战不必胜，不茍接刃。盖以养国威，全人命也。近者泸南之举，师出不为无名，以陛下之威武，将吏鼓勇，军士思奋。校之以计，若老成人之策孺子；角其有馀不足，若孟贲之拉侏儒。檄驰锋接，万全必胜而独克。然臣得之传闻，不知是否：以谓蛮徼山林阻险，道路狭隘，溪涧隔绝，吏士羊肠鱼贯，不轻得进，地饶瘴疫，令人头痛身热，沤泄霍乱，而中州之人不服习其水土，使蛮稍桀黠，闻大兵将至则逃遁而不出，旅距而不可入，旷日引久，留而不决，士卒暴露，疾病死亡者众，而馈饷或不给，师老械敝，浸成迁延。不然逆类丑徒，上下救死，为首尾之势；旁近种落，相与唱和，有唇齿之援。举熊罴之士，而轻用其锋，以与猿狙之民，角逐于崎岖偪束、泞淖翳荟之间，以幸顷刻之胜。厮养下卒，有一不备于行间，虽能枭馘其首领，系累其徒党，犹不若多算远御，以全制其弊也。如有师倦而归，蛮或连结诸种，呼啸并出，蜀地狭而人稠，虽遇大熟，食犹不足。比岁钱积于官，市用少而益贵，米不加多而益贱，则农人困矣。蜀之所恃以界限蛮夷者，山林也。今承平日久，而虞衡之属，时禁不讲，界上之民私相交易往来，往往有微径潜通道路。故号为险狭者，今率行牛；林木故可以为障塞者，今皆尽行斤斧。不幸而岁饥，食不足，钱不可以多得，本末俱困，山林之阻，故不设备。属有奸民，乡导外寇，表里俱废，郡县又阙守备，则唐之南诏，前世之均、顺，岂可以其无能哉！古人有言：兵者凶器。一方有急，四面皆从。今蜀虽号富饶，为朝廷外府，以内外轻重较之，则手足标末也。五路，天下之腹心根本也。河北、陕西、河东，又皆控带戎虏，率计义勇、保甲，籍胜兵不减七八十万，然则三路尤为天下之捍蔽。祖宗宽假边民，税或不及分，河北特弛盐禁，诚知天下有急，三路最持其重。三路不可动摇，则天下之势常安，而他皆坐受其利。故切封疆，捍壁垒，挽赍奉饟、数履危难之地者，则急其力而缓其财；守坟墓，安乡里，不识战斗之事、不知死亡之忧者，则急其财而缓其力。利害之相权，劳逸之相均，勇怯彊弱之相资，多寡有无之相济，盖未有兼责而独得者也。祖宗初定天下，所以任战者皆黥面之兵，固未有义勇、保甲也，犹且恤之若此，况今日乎？诚宜先择三路之守令，优为劝奖之法，稍称职者，且使久任，俾得以拊循其民，即安田里。因其暇日，隶习战守，捐其逋负，宽其力役，平居无追须劳苦之叹，则缓急可责其效死。果得民兵之实，则西北之敌且畏威矣。民诚效死，敌诚畏威，则边鄙不耸，兵刃不顿，不过几席之上，樽俎之间，可以挫四夷。因其乱亡之时，践其机，投其隙，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诱之以恩信，则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扶老携幼以归圣德。鞭挞不施，况血刃乎？方天变之来，陛下过意抑损，即有以反求诸身，又有以固结其民。酌轻重之宜，谨先后之施，则夏、辽异党，蛮貊荒忽，可使归命向化；矧惟宫殿之内，左右密勿，常从宿卫之臣乎？至若推广象类，而修举恩泽之政，以导迎善气，惟陛下所择，非小臣所得一二言也。臣属近在辇毂之下，首闻诏音，猥先众人而言。陛下赦怜不诛，使能言之士得以继进，则四海九州之博，内外臣民之众，方九德咸事之时，安知不有指陈世故，极于天人之分，达于古今之宜，足以上答圣心，抑塞星变者哉？则是臣于国犹为有补也。

官制：史馆掌修撰国史，实录之事，其属有日历所。比废编修院，归史馆。又，崇文院未罢日，史馆有主判官。昨以官制罢主判，则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诸司关报《时政记》，并归秘书省国史案。长贰丞与著作同领签书，即难别有日历所。乞诸司关报，但称秘书省。

臣窃惟皇帝陛下纂绍大统，太皇太后陛下躬亲庶政，于兹累月，政事之大者，略已损益施设矣。然自古已来，政事出房闼，其患常在大臣擅权，同列睽乖，互相倾轧。群下各有附丽，造为朋党，则不能同心协力，王室卑弱。而太皇太后圣情简严，其于政事，无有适莫，唯是之从，务合佥谐，不信偏入之言，不惑背憎之说。听言必验之以事，疑似必究其情实，故左右不得以诬欺相倾轧。如是，则群下固无所附丽，不得造为朋党矣。前代母后临制，常患外戚僭骄盈溢，交通请谒，以紊刑赏。而太皇太后爰自内辅英宗，检制外家，曲有礼法。以致总览政事，族人畏谨，加甚前日，则外戚固无骄盈之渐矣。汉、唐诸后，茍专听断者，北司要人，未尝不鼎贵强盛。而太皇太后端居凝然，罕所降接，虽至亲近，持法谨严，不私假借，泊然无欲，自宫省老于事者，率以为莫能窥测，无不惴惴小心，则北司固无贵盛之嫌矣。自先皇帝寝疾，外廷大臣曾未及建一言，而太皇太后独断出于圣心，储贰之建，旬浃已前固已先定。及先皇帝奄弃群臣，而皇帝即大位，太皇太后以嫡祖母保抱携持，天性之亲，根于自然，间谍之语不起，慈爱之声日闻。至于拔用人材，修举政事，自前世以来，号为明王圣主，殆无以过。制政下令，不出房户帘帷之间，而惠泽流于八区，仁声动乎万里。诚能益虚圣心，务受尽言，克勤以继之，则巍巍乎，赫赫乎，书契已来未之有也！然而太皇太后止于今日，便谓天下无事，可以高枕而卧，则固未也。何则？今边兵未解，夷狄方将窥伺中国，动摇疆埸，以修怨刷耻，坐费厚赂，而民力积困。今幸年谷丰稔，政事设张虽已先其急者，而恩泽未浃，恶吏尚繁，命令之出或未能奉承，而朝廷美意不得下究。倘遇饥馑、师旅，天下未免犹有盗贼之忧。此正圣心夙夜焦劳、讲求治体之时，大臣忘身徇国、背私向公、同心合力之日。臣请姑条五事以献。臣窃惟皇帝方育德思道，未即亲事，太皇太后虽总览大纲，而不悉留神于细故，则不得不倚辨责成于大臣。所以布为朝廷耳目、赖以互相检察者，不得不备设。台谏大臣诚能存心尽公，处事必当，则台谏虽设，而可以无言。阳城为谏议大夫六年，未尝论事，及德宗罢陆贽，欲相裴延龄，然后以死固争。若阳城，则所谓达大体也。至于台谏时论细故末节，以摧折大臣；为大臣者诚能体国，则亦不宜以此嫌忌台谏，朝廷亦不当以细故末节而于大臣轻为厚薄进退。如此，则国威伸于上，主恩行于下，大臣得体，而台谏举职矣。唐德宗初即位，代宗将藏山陵，禁屠杀，而郭子仪家奴杀羊，裴谞以职事劾奏，或曰：小事，不足以伤大臣。谞曰：「尚父方贵盛，天子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故劾其细过，以明不持权也。吾上以尊王室，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若裴谞者，可谓有远虑矣。今诚备设台谏，而大臣存心至公，所失不过细故末节，则不言者固为达大体，而言者未害其有远虑也。然则增广台谏之为有益明矣。如是，则朝廷耳目布于下，而太皇太后可以雍容颐养，保心固体，万寿于上。仁宗末年，大抵渊默，罕复亲事，委政大臣，大臣不敢怀奸挟私者，用此道也。而况太皇太后振提其纲领乎？虽然，设之不得其人，犹不设也。臣愚以为莫若深诏大臣，人各举其所知，而后合议于上前，太皇太后考其素履，有某事可称，有某节可尚，然后举而用之，则所失者亦鲜矣，一也。古者天子一岁或五岁一出巡狩，察吏善恶，究知民间疾苦，后世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能冒风雨、犯霜雪，为寒暑之所匽薄，疲筋力于道路。自秦以来，始置御史，监察郡县，而汉改为刺史，乘传行部，岁终得奏事京师。唐之所谓采访使，今之所谓转运使副、判官、提点刑狱、常平仓官之类，皆是也。此即代天子巡狩者，其任不轻也明矣。国朝故事：率先历知州差遣，然后擢为监司。或自通判先擢权知州，然后擢为监司。自通判擢用者，间亦有之，而几希矣。唯是台谏官出为监司，乃有资序未深者，然昔者官未升朝，则不得举。台官、朝官、往往曾历知县；比为台官，又为监司，则资序亦率通判已上。当是时，监司高者历知州，下者率历知县，其更事老成可倚办者多矣。《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魏太祖曰：「吾非圣人也，更事多矣」。虽则老成人固重于典刑，而更事多者，至窃比于圣人。则老成人、更事之为益，亦明也。古之任人，所以四十强而仕、五十命为大夫者，盖此意也。顷者方急人才，以便事功，初置提举官，率用京官为之，有朝脱铨选、暮为监司者。此乃一时用人之意，非持久经远之法也。故先帝末年，选用尚书省官，非知府不得为郎官，非通判不得为员外郎，则先帝固知资序之不可废，而老成更事之人有益也。特以施设先后，有不暇给，故于监司，未遑釐正耳。今诚深计天下之利害，郎中、员外郎典领职事，止于一曹，而监司按察，乃一道。远者绵地千里，州县百数，官吏数百千，而户口生齿以万亿计，则其利害轻重不相准明矣。然而资序之限，特设于郎中，而未及于监司者，岂先帝开其端，而资其终者有待于今日乎？臣愚以为提举以上，非通判资序，自今不宜除授。即自台谏除者，不在此限。庶得更事老成之人，布为监司，而天下之民浸被圣泽，此今日之急务也。且又可以息驰骋之弊，而使官吏稍安职业，于以收成材、矫薄俗，所谓一举而包两利，二也。《商书》曰：「明王奉若天道，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古语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周之太王，为狄所侵，以爱惜民命，去邠迁岐，宁弃其国，不忍斗其民，诗人以为太王肇基王迹，以得其民也。此孟子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者」也。《夏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然则民之急也如是。三代而下。西汉之文帝，东汉之章帝，号为仁德之主，窃读二帝本纪，恤民恻怛，见于诏令，岁岁有之。汉宣起于闾阎，知民疾苦，时之要务，每叹息曰：「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汉郡太守，得自辟除进退县令长；太守得人，则县令长无不良。故汉所选用，惟二千石耳。隋唐以来，州县守宰，率皆命于朝廷。则郡县最为亲民之任，治天下者以民为急，而守令最为亲民，不可不选，不可不激厉。唐之开元，号为盛际，所以致之者，有姚崇、宋璟以为相也。臣尝读元稹《连昌宫词》，称姚、宋之所致治之大略，不过于燮理阴阳，偃戢兵革，遴拣守令，皆出宰相而已。比岁守令善状，罕有闻焉。询诸往来，或举一路郡县百数，而良守令难以屈指一二计，则生民受弊者为不少矣。方朝廷用人如不及之时，抡选才能，比比出于疏贱，而独于守令以治绩超擢者无几也，得毋偶未之及耶？今诚欲简拔守令，以劝循良，使惠及吾民，则先谨择监司。非其人，则朝廷虽有甄别守令之意，而监司蒙蔽朝廷，不得其事实，则所谓良者不良，所谓能者不能矣。臣愚以为今日天下监司，未足倚信，则莫若先敕执政大臣，聚议博采，拔求守令治状尤异者数人，举天下之广，宜不难得，大抵宜以爱民恻怛为先，奉公营职为后。盖后世之法，茶盐酒榷征筦之利，多歧杂出，不若尧舜三代之法，一出于爱民。故唐阳城有「抚字心劳，催科政拙」之语，而德宗尝令县令对策，宰相欲第其高下，未知所出。薛珏曰：「今取县令不专文辞，宜以意在爱民者为先也」。宰相从之，既而所取，莫不得人。则守令宜以爱民恻怛为本，亦可见矣。以此求之，诚得其人，则其资任高下，优加进擢，见于训辞，务从褒异，且以厉天下。所取不过数人，而为守令者莫不慕效，四海之内，亿兆之众，人人被润泽、蒙厚德矣。然后深诏御史台举劾监司尤无状者，稍加澄汰。监司之选既清，而付之以考察，则守令之良能者必出矣，三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或问扬子曰：「桑弘羊榷利而国用足，如何」？曰：「譬之为人父而榷其子，纵富，如子何？未有子富而父贫者也」。《礼记·大学》亦曰：「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故曰：富有天下，则天生地长，举天下之物，莫非人君所有，在民在君，诚无以异。前日陕西五路进兵，百姓负粮入界，和雇一夫，率费百千。初时民力尚全，莫不相率，竭其力以应命。及后再三调发，民力弗堪，王师迄不能再举。然则民力弗堪，国家固不能以举事，则富民者乃所以富国也。汉武帝末年，深悔既往之征伐，下哀痛之诏，罢轮台之戍，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此武帝所以为雄材大略，盖能知悔，又知所救敝也。唐自中叶已后，既经安、史之乱，王室微弱，藩镇强盛，皆自擅其财赋，故有常贡之外，别进羡馀，以希恩宠。人主急于用度，因而假借。盖以方镇既擅财赋，朝廷难于调发故耳。今四方万里，内外一体，诏令一出。迅如雷霆，屈伸自如，势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县官之于百姓，即有所取，何求不获？不必令转运使于平居无事日，为仓卒征歛之计，时以民财，滥图恩赏也。昔仁祖时，苏顺元为淮南运使，尝进羡馀，有诏免劾，所进钱止令留住本路，以备灾伤。臣愚以谓今日诚欲生民苏息，远近蒙福，宜下诏书，明敕诸路转运司不得献进羡馀。即岁计有馀，可但令留充本路次年支费。抑非徒此而已也，发歛之际，又有抑配之弊，支移折变之苛，官出则以陈粟腐麦代见钱支俵，如充青苗、和买之类，以率计之号，为千钱者，民间所得不过数百，此所谓抑配之弊也。赋入则法当近送者，又令远输，如南州所纳，则支移北州，道里皆远，负辇滋费，则并以脚乘，课令出钱。法当出粟者，乃折令出麦，麦固加贵于粟；既已出麦，则又折令纳钱，钱固难得于麦矣。于是有斗当三四十金，而所纳至于百钱者。转运使止以欬唾指麾，坐获倍利。此所谓支移折变之苛也。凡此皆法所当禁，而转运使比多公违诏条，无所忌惮。愿敕所在安抚使、都钤辖、提刑司觉察闻奏，及许州县守令吏民自陈。如此，则掊克之吏，庶知畏戢矣。且青苗钱取息，终岁不过二分，而向者议论纷纭，累年不定。今转运使公违诏条，肆行抑配，支移折变，旬朔之间，取民倍利，岂不甚哉？或曰：转运司财赋所仰给，今束之太急，将无以举职。是大不然。使转运使果才，岁计所须，止于诏条之中，自可以应辨有馀。矧复岁计之外，朝廷不求羡溢，加以善政所感，年谷必应，租赋所入，不缘水旱蠲减，何患不足？岂有公违诏条，力胁州县，出则以片言估物而就高价，入则以尺纸粗色而取贵直！以此论功，无异戏弄。此正不才者之所为，又法所当禁，何谓束之太急哉？四也。贾谊有言：「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高者难攀，卑者易陵，故人主之势非能独尊也。自一命之吏，累而至公卿，次第益尊，而人主加焉，然后为至尊耳。国朝故事，拜宰相、枢密使，官必除侍郎；同知枢密院已上，必除谏议大夫；三司使，必除给事中；若侍郎、权御史中丞，必除谏议大夫。以直龙图阁权领边帅，官小，犹除正言。自天章阁待制已上，则固准此。四方大郡，带都钤辖。或大都督府为守者，非带馆职，则诸曹郎官。吏民耸然，知所尊奉，以其异于他官也。权同知枢密院已上，皆政事之臣；权御史中丞，乃纪纲之任；而三司使实主邦计。故高者则必处以侍郎，其次则两省官为之，谏议大夫是也。直龙图阁为边帅，事任要重。天章阁待制已上，乃侍从官，故必以小两省官为之，正言是也。假使不论职名，而官直为正言，则固已可贵矣。当是之时，官职清浊高下，锱铢方寸，皆有分别，不得淆乱逾越，故朝廷尊荣，人知向慕。先皇帝独患名实不正，故改为官制，以寄禄官寓品秩。名实既正，而推行之日浅，其于甄别流品、迁叙次第，固未有暇。向者官制虽行，而有旨命两省官修补其法，则此固在所讲也。今以堂堂有宋盛明之朝，自尚书已上，率多试官，岂不陋哉！然为尚书者，原其所自来，则皆尝历学士职，其品秩与尚书不甚相远；为侍郎者，率多由天章阁待制除用，与侍郎名品亦略相当。然一为职事官，则必除去职名，故有承议郎试尚书者，见者不知其职尝为学士也，第见承议郎与昔国子博士等尔，乃为尚书，岂不可轻哉？名藩大郡，或临制一道，或镇一都会，而既无三馆贴职，又无诸曹郎中、员外。舍直龙图阁、待制已上，则皆朝奉、朝散郎，若大夫为之，其下与通判、签判、知县、监当官名无异也。内外体势，浸以卑损，上下陵迟，吏士军民，率有慢轻之意。陛廉太削，非所以尊朝廷也。加以官制之行，于兹已逾三年，率以满任。今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给事中、侍郎，迁比待制尔，若迁尚书，则为太峻。即自谏议、舍人、给事迁侍郎，则与自大卿、太常少卿除侍郎者为一等，反不为之迁矣。是迁叙未得也。今欲除用人物，或资与官相对，而其才不必称；或才与事适当，而据资不相准。譬犹户部侍郎阙，为天章阁待制固可入，其才不必称；为龙图阁直学士，才或称任，则资不可屈。是除授未便也。矧自直龙图阁而上，所存职名，皆禁奥、殿阁、图书之任。今以寄禄官在外则有加焉，而在京师则不可，本末倒置，体势未顺。且朝廷职名，本待贤俊，今虽其人宜在朝廷，而一除职名，则必出补外。如赵彦若可以留备台谏，而缘除龙图阁待制，故出知亳州；孙甫年少任职，可当省部繁剧，而缘除直龙图阁，故出知陕府。授受之际，已见其拘牵矣。臣愚以谓今日官制之论，不过秦、汉。汉之加官，若诸吏、左右曹、散骑、给事中之类，即今之职名也。官制祖述，止于《唐六典》，而三馆贴职、集贤院学士，《六典》具载本职，施于朝廷。今自直龙图阁已上职名，诚许令职事官兼带，则不害其为正名也，而又有三利焉：以待制、学士职为尚书，待制则试官可去，中外有所瞻仰，吏民知所尊奉，陛廉之势益峻，而可以尊王室、隆主威。迁授之际，职虽学士，可以下为侍郎，待制可以兼领卿监，直龙图阁可以冠省寺之职，为官择人，无所留碍。殿阁、图书之任，得兼内外，本末不至颠倒，体势顺序，所谓三利也。故事：职名自校勘至龙图，粗而论之，犹有四等。其上又有集贤殿、史馆修撰、集贤院，视职事之高下，官品之大小而加焉。亦有始加即为修撰、直龙图阁者，必其差遣，内则三司副使、同提举在京百司之类，乃得为之；外则帅臣、三路转运使、江淮发运使，久次为监司，典大州，若都钤辖、大都府之类，乃得为之。其他皆以岁久，次第累迁而后至。职虽为直龙图阁、修撰，又必差遣事任要重，然后得迁待制、谏议大夫。其法至详密，故朝廷用之有所劝激，而士大夫由之以进，不得侥倖。今既尽削去三馆贴职，而独存直龙图阁，凡须宠以职名者，无有高下，一切为之，故有府界提点而带直龙图阁者。今日与之，既失于太优；而后日一迁，则其上为天章阁待制，将又失于太峻。于此时不复早计前虑，则他时用之必困者也。今果职名为可去，则当一切除之，然而直龙图阁之类尚存者，果不可去也。职名果不可去，而待制以下独存直龙图阁，何哉？今既独存直龙图阁，又必以宠帅臣资望之浅者，欲以耸人观听也。然而耸人观听者，不独至于帅臣而后然，其馀典大州、当方面、据都会，若江淮发运使、三路转运使之类，皆当系人观听者也。今寄禄官既已通为一等，又无清曹郎官台谏之属，则所以稍辨异者，唯有职名尔，而一以直龙图阁待之，其可乎？臣愚以谓昔日馆职为优幸者，唯为校理一年，即理通判资序，三年理知州，为太过尔。今诚于此裁损，率以二年成资为一任，而尽复校勘已上至修撰等贴职，此固于正名、于官制可以并行，救其所不及，使高下等级，粲然有序，朝廷用之而有所激劝，士大夫由之而不得侥倖，流品分别，吏民尊信，五也。今诚行此五者，皆国家之大体，时之要务，以太皇太后之圣智，宜无所疑。即参之大臣，访之群议，恐无以易。五者毕行，私徇灭而德意彰，民心固而主势隆。然后揆之以道，将之以德，以虚心为本，以无我为用，唯大公是存，唯至正是守，无有偏党，唯是之从，所谓道也。体道而不失，不为好恶所夺，不为喜怒所迁，有得于身，所谓德也。道德立于上，而公卿观法于下，上下相济，然后奖忠义以尊吾君，长廉耻以消群枉。用人必以信行为主，而后论才能；考绩必以功实为先，而后责文具。谨择能吏、练习公家台省故事者，裁省簿书行移，务在先急，阔略苛辟，使人力足以胜事。仿唐《律令格式》，事有经常者著为定式，不须上问官曹。小事有所建请，次第得专裁决，不必一一奏覆。小惩大戒，付之省寺，俾得警胥吏之违慢，以防滞留。如此则小大毕举，太皇太后可以优游泮涣，质成于上，保护将就皇帝圣质，至于成德。则所谓宗社之庆，苍生之福，岂有极哉！臣自惟太皇太后亲政已来，首蒙拔擢，度越比伦，则臣之所以图报效，亦不宜自同于众人。冒渎宸严，臣无任祈天俟命、惶惧屏营之至。

臣闻安危治乱之机，在分邪正、别白君子小人而已。然而邪正交相诋，君子小人交相毁，此世主之所以眩惑，而分别为难也。臣请得而辨之，其术有三焉：考其平日素行无玷缺，在朝廷尝有忠言直声，事迹显著，不然必有改过迁善之实，一也；毁诋之言无所不可者，要在穷究其事实，推原其情理，则加诬之说不得独行，二也；朝廷之上，必有令闻令望之臣，则公议之所在，可以询咨，质其是非，三也。如此则邪正分，君子小人之分白，而邪不能害正，小人不能胜君子，则安而治。以君子誉而进，以小人毁而退。今日以十人之言，指以为是；明日以一人之言，指以为非。而无三术以分别，则毁誉是非淆乱，邪正不分，君子小人之分不白，而邪得以害正，小人得以胜君子，则危而乱。此虽尧舜之盛，未尝不加意而深察也。臣窃自惟，当熙宁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臣时得召对，先帝询及二人者，臣不敢欺，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奸，卒见非嫉，坐此摈斥者八年。此天下所共知，非臣所敢欺也。其后吕惠卿与王安石结怨，互相攻讦，先帝追惟愚臣畴昔之言无所欺，愧记其姓名，召还馆阁，而臣介然自守，不易故意。岁在丙辰、庚申，先帝凡再下诏求言，而臣再以狂妄应诏，未尝敢为阿谀之辞，大抵皆拂时政，其书固在禁省，可以求访阅视也。先帝虽含容不加诛，然臣止在儒馆，不他迁者七年。当彼之时，臣已寂寞自守，分甘终身弃置閒散，岂复更冀今日之遭遇。臣之处身，前后十五年间，粗有本末，内外备知。至于先帝末年，颇察知臣，以为忠信，未寝疾之前两月，始用臣为职方员外郎。不阅月，亦以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其日月皆可考按也。会逢皇帝陛下继统，太皇太后躬听断，并用忠良，佥去敝蠹，臣于此时，首蒙拔擢，为尚书右司员外郎，职为宰相属官，与闻政事。臣以为千载之一时，可以忘身徇国，故不复畏避形迹，慨然以分别邪正、兴利除害为己任。朝廷进见执政大臣，未尝有一毫及私计也。其中不乐臣者，固亦有之，然以太皇太后在上，每事务在公道，而臣论直理，是故无如之何耳。今七八人者皆在左右，因其同进见时，当无敢为私言者，故可质證也。以此奸邪小人之意不自安，与不得志者，指臣为仇敌而见诋，以此职为招权者有之矣。左右司见执政，论时事，乃其职业。然臣始谓不辞招权之名，而后得以质问今日之时事果是也？果非也？所用人物君子也？小人也？使今日之时事果是，所用君子，则臣前假使实招权，于国家乃为有补，庸何伤耶？且朝廷自尚书职方员外郎除臣为右司员外郎，又除臣为起居舍人，此必有誉臣者。既已为起居舍人，则除中书舍人，在国家为擢用，而于格乃为次补。故事：修起居注例迁知制诰，无迟速之限，近者或两月，远者率不过周岁。今起居院有题名，可一一覆视也。即以臣为不当与胡宗愈并试，则自官制之行凡三年，中书舍人不必皆阙，而同试者三矣：曾巩、赵彦若、陆佃三人同试，一也；王震、蔡京两人同试，二也；钱协、杨景略二人不试而并命，三也。即以员阙论之，则中书舍人定制六员，近例蔡京、王震、钱协、杨景略同省四人也。今论事理，虽如前所云，然臣岂不知爵禄予夺，皆在朝廷，人臣之义，无自以为当得之理。但果一切出于太皇太后圣意，则臣固宜退省，以待照察；今窃闻除臣与宗愈告命，出而复入，则臣固知本非太皇太后之意，是必有毁臣者。窃惟圣人之心，务在开进言路，故凡言事之臣，其言虽未中理，莫不容纳，此诚太皇太后盛德美意，天下幸甚。然臣昔者固尝请广谏员，以谓必先审择其人，然后采用其言矣。今即太皇太后亲政以来所荐用台谏官，则固皆端良之士，如使有言及臣，则臣固当引咎自责，太皇太后亦宜垂意纳用其言；若昔日台中则君子之与小人固相淆杂，近已沙汰安惇、刘拯二人外补矣，刘拯即尝论韩维不当除资政殿大学士者，韩维端谅名德，乃与司马光、吕公著一等，此太皇太后之所知也。必以台官之言毁誉可信，则刘拯之言，太皇太后不用也。今惇、拯虽去，但缘近制止令减去二人耳，台中如惇、拯者盖尚有一二，臣固不欲指其姓名。彼皆素无名行，阴忌善良，顾惇、拯之去，有不自安之意。其人固非太皇太后临制以来荐举援用之人，其人姓名盖皆贤士大夫之所不知，或知之者必指以为匪人也。臣窃意今兹肆为诬欺者，必出于此曹，了无疑也。臣既为彼所诋所议，而反论其素无名行，指其为匪人，则疑不足以取信于世。然今朝廷之上，固有忠贤之人，名德显著，太皇太后可以信而不疑者，试以其人姓名密加访问，彼不指以为匪人，则必曰不知其如何也。不然，乞下其章付台谏议之，辨其人尝著忠节，或有贤名，乃出于太皇太后临政以来方被荐举（状内黄贴子称：即去年正月已前所举，邪正大抵未分。），则臣言为欺君，罪当诛斥，不止不敢冒进而已。即如臣言，则小人而诬君子，邪党而诋正士，固不逃于圣鉴矣，凡臣为此言，固非区区一身计也，直以邪正是非之际，乃天下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系，故臣不敢避鼎镬，逃鈇钺，得一极陈之，使其言稍有补于国，则臣虽诛死，万万无恨，况于进退去就之间哉！

臣闻《书》之《洪范》曰「惟辟作福」；《史记》范雎有言：「擅国家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其言虽不同，其旨一也。盖古今人主，常患群臣分朋党，则惟欲人之亲己，而为我用也。如此，则虽君子也，中立不倚，不我亲者必疏斥；虽小人也，出死力、为己用者必荐进。由此，公家之务日废不讲，政事因循，利者不兴，而害者不去。君子小人杂进，而贤不肖混淆，天下不渐入于衰乱者，未之有也。此朋党所以能败人之国，而世主常疾之也。虽然，世主常嫉朋党矣，而朝廷之上常不免有朋党者，无术以破之故也。凡朋党所以成者，以其所爱虽不肖，得以私进之；所恶虽贤，得以私退之。由此能鼓动人情，使之归己，此朋党之所以成也。伏惟明主深察《洪范》、范睢之言，使威福予夺足为臣下之利害者，皆自己出，则人人砥节向公，惟事君而已，岂复肯附执政大臣为朋党哉？执政大臣虽欲植朋党，岂可得哉？朋党破散，人心专一，无他营为，悉意公家，则政事修举，利日兴，害日去，而天下治安，子孙长久，此不诬矣。

臣前日请对，风寒不敢久留，所欲敷陈未尽事，条析如后。内一项云：一、太常寺、秘书省官，乃朝廷储蓄英才之地，向去选用台省，皆自此出。茍无其人，亦宜虚位以待来者，不宜轻进阘冗凉薄之人。如得其才，果上当圣心，则便加采拔，无所不可。况今既许谏议大夫已上荐士，未对者尚馀人，乞候对罢，逐一密记人才高下，须引对有涯，然后补授，亦不为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