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闻天下大义莫尚乎尊祖，天下大事莫重乎宗庙之祀。故有天下者推尊尊之义，以及乎上治祖祢，下以遗万世法，盛德之举也。王者必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所以别于诸侯也。今圣朝未有始祖之祀，于大典礼犹有所阙，故相臣以为言。陛下留听而善之，复下访于群有司，岂非以宗庙为甚重，改作为至难，极严恭寅畏之意，欲博问以尽臣下之虑乎？而臣末学小知，曷足以上当询谋，敢不论次其所闻，宣究其所思，惟陛下择焉。伏以三代庙数，杂见于经，其详不可得而推。先儒谓夏后五庙，商人六庙，周人七庙。窃惟先王之道未尝不同其归，而制作名数不能无小变损益以从时者。其于尊严祖考、称情立文之意则一也，至于立庙，或五或六或七者，所因之迹有隆杀，故制礼以报之，不得而同也。是以殊时者不相沿乐，异世者不相袭礼，欲其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也。秦汉而下，典礼废缺，多不足法，而犹有能适变合情，足以便于一时而已。圣朝追原先帝事祖之意，欲尽传闻之所及，止于其所不及，而因奉以为始祖，又以正神灵之班，尊尊之至也。臣伏思僖祖与商周之祖，虽诒谋阴德，无所先后，而时有污隆，道有显晦，故其迹亦缘而少异。谓宜追崇之礼因小有所损益，庶乎称情立文，而为之极，以遗万世不刊之法也。若乃七世之庙，必欲奉先尊本，虽隆于夏商可也。若于太庙之右特立僖祖一庙，则祖考不附于子孙，此所谓有疏而无绝，有远而无遗，因情制礼而不践迹者，类于是矣。臣维、臣固谓夹室在右为尊于正室，不思之甚，非臣之所敢同也。至于郊配之礼，在于太祖之世尝行之矣。自太宗至于英宗，不复追配，而奉宣祖崇配，《记》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而臣详观建议之文，亦未尝及追配之说。如臣之愚，谓仍旧便。臣再详祖庙之制，设若圣朝不欲于太庙兴作，而务崇尚简质，追迹古始，而参用近代之法，视乎易行，则有唐贞元以懿、献二祖之主祔于兴圣、德明之庙，盖尊咎陶、武昭以为远祖之庙，故升懿、献，于尊卑为顺也。臣又伏见《外传》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史记》载赵氏之祖出于柏翳，佐大禹平治水土，事虞训育上下鸟兽，皆有功。其后造父事周穆王为御，以救中国之乱，而受赵城之封，子孙因以为氏。今景灵圣祖，每岁陛下躬行酌献之礼，亦近兴圣、德明之类欤。若升祔僖主，或因以祀柏翳、造父，如唐德明、兴圣之比，则不为下祔于子孙，虽不合经，而免于渎祖，亦因时制礼之道也。伏缘宗庙重事，非小臣所能详究，敢乞圣聪垂听，咨访大臣而谨用之。若犹以为未安，则臣又闻，古者有疑，必谋及卿士、龟筮、庶人，所以尽人神之意也。卿士者，谋于人者也；龟筮者，谋于神明者也。今朝廷未有龟筮之官，宜若可举而行。而又自咸平至有唐，历朝有宗庙疑议，必下尚书省，集台省诸司百官会议，而后朝廷断而从之。乞此二者付有司检详施行。臣陋儒浅学，智虑止于其所闻见，至于通变达节，乃圣哲之任，非愚臣之所及也。惟陛下裁之。

愚臣伏见《唐会要》：开元十年，明皇特立九庙，献祖复列于正室，以备禘祫，犹虚太祖之位。则是以始祧而藏于西夹为非便，故复立庙，正与僖祖事体相类也。

每岁崇文楷书补写四库书，祇令吏人比校，或致差误。乞应在馆诸官点检校定，而冀官各任责，兼足以讨论百氏之书，开广闻见。遂命崇文院勘会四馆书籍。昨因置编校所，逐馆出借书籍供应校證，多拘收不到，应校勘官因此呼嗦不系陪填蛀蚛补充逐库书籍，却成交互。欲乞校勘官祇许将已写未装及蛀蚛书看校，不许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