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发号出令，一日万几。其代予言，必资才哲。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吏部郎中、轻车都尉、信都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赐紫金鱼袋欧阳某，言忠信，行笃恭，文参典谟，心固金石。顷在谏列，以直诚尽规，弥缝衮阙；迁登禁省，以深诏大册，振起国风。出按朔垂，罢守列郡。免丧还次，即蕲外补。朕嘉其难进易退，有贤者之节，又文学旧老，宜居禁中。是用延登玉堂，典司翰墨。佥谋四及，咸曰得人。当使炳焉之风，弗独汉迩三代也。可特授依前尚书吏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散官、勋、封、赐如故。

伏以礼、法二柄，合为宪章，本无异端，同底于治。故君子蹈之则为礼，小人违之则及刑。虽进退异名，而制度一体。百官之守，所当奉行；尺一之文，是为不易。薛绅以父之所生庶母亡，疑所服，乞下有司详定。众官会议，辄不凭用敕文，只据《义纂》定夺。又直引《义纂》「受命为后，则服之无嫌」，此盖晋王廙解祖庶母之说，非庶祖母之事。臣窃见自来有司或睹令敕不便者，必于无事之时或事毕之后，明具利害及冲改旧文奏上，再下有司，或差官定夺可否。如实可冲改，即再具利害奏闻取旨，方降宣敕施行，未有临事之时别引他书，擅自不依敕文，一面定夺奏上。况《五服年月敕》与新定令及《通礼》正文内五服制度，皆圣朝典法，此三处并无「为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唯《义纂》者，是唐世萧嵩、王仲丘等撰集，本名《开元礼义鉴》，开宝中改修为《开宝通礼义纂》，并依旧文，不曾有所损益，非创修之书，未可据以决事。其所引《义纂》两条，皆近世诸儒之说，不出于六经之文，臣已别状奏驳。若自今在外臣庶，或有值父所生庶母亡与薛绅事体一同者，如只准令敕，不行三年之制，未知处以何罪。若使天下刑法之司舍令敕而守《义纂》，未见其可也。又详《五服年月敕》系天圣五年诏两制与太常礼院详定施行，此实本院所定之文。今乃临事之时，自不遵守，岂谓令敕便为刑书，与礼文有异，略而不取？亦未可也。况敕文初因孙奭本朝名儒，常授经禁中，天下知其达礼，不应于《义纂》所载两条不出于六经，所以奭不取也。今以令敕之条不载，六经之文不出，辄引以为据，废格制书，臣所以不敢雷同具奏。臣非好立异议，唯知谨守敕文，不可临事改易。且礼法之局所共执行，于法则议刑，于礼则制服，非一司独能专也。伏乞降状付外，令御史台、刑部审刑院、大理寺与礼院同共定夺闻奏。所贵礼法之官参议其极，画一之典无辄重轻。

窃以《义纂》皆近世诸儒之意，不合经义，谨具辞正条駮如后。《义纂》云「《礼》无庶祖母之文，有为祖庶母后者之服」者，此答问之人明知《礼经》之中并无庶祖母之事，乃有《丧服小记》祖庶母之说为比。按《丧服小记》云：「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注云：「父之妾无子者，亦可命己庶子为后」。疏云：「谓己父之妾为祖庶母」。即今所谓父所生庶母者也。又云「晋王廙议曰『受命为后，服之无嫌』」者，此王廙释祖庶母之事，谓妾子受父之命，为祖妾之后，服之无嫌疑也。又云「妇人无子，托后族人，犹为之服，况其子孙乎？人莫敢卑其祖也」者，此亦王廙引此，言妇人无□，或托夫宗姓之子与为之后，犹当服之，况其夫之庶子、庶孙也！庶孙受父之命为祖妾之后，是莫敢卑其祖也。又云「妾之父没，为母得申三年，孙无由独屈，当服之也」者，此亦王廙引此，言妾子父没，尚得为母三年，孙不可不服也。臣谨按《丧服小记》云：「别子为祖」。注云：「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也」。又云：「继别为宗」。注云：「别子之世长子为其族人为宗也」。又按《丧服小记》云：「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也」。注云：「以其非正也」。引《春秋传》曰：「于子祭，于孙止」。疏云：「妾母为庶子，自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孙则否」。据王廙虽知《礼经》正文无庶祖母之事，乃曲引祖庶母及妇人无子托后族人并父殁为母申三年者，凡三条，强为比类，而皆非经典本意。殊不知承别子之后，自为大宗，所守者重，不得更为父所生庶母申三年也。况妾母不世祭，岂于祭有厌降之文，又于服无衰杀之节？其不然也。且王廙所议，不云受重与否，但云当服之也，不显言丧期之数，同蒙三年之文，非文之不具，盖不达礼之本意也。况此议初问有服无服，本不在「三年」之章，亦不谓受重者也。臣看详，绅为映之孙也，耀卿为别子始祖也。绅继别之后为大宗也，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承传其重者也。不可辄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丧，以废始祖之祭也。《义纂》云：「《记》云『为祖母也，为后，三年』」。此《义纂》引之，传写错缪也。又云「不言嫡庶，然奉宗庙当以贵贱为差，庶祖母不祔于皇姑，己受重于祖，当为祭主，不得申于私恩」者，此释为祖之后，自然不得为祖母三年也。又云「若受重于父，代而养，为后可也」者，此释子传父重者，代父修养庶祖母，亦得三年也。臣谨按《礼经》所谓重者，皆承后之文。据《义纂》称重于父，亦有二说：一者，嫡长子自为正体，受重可知。二者，或嫡长亡，取嫡或庶次承传父重，亦名为重。若继别子之后，自为大宗，所承至重，不得更远系庶祖母为之服三年。唯其父以生己之故，为之三年可也。详《义纂》所谓受重于父者，指嫡长子亡，次子承传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周言耳。臣窃详《义纂》，其间论说多不与《通礼》正文相副，若于条敕之外，辩详典礼，或取或舍，质正异论可也，非可便取为执据，移夺令敕也。

庠序之设，教化所先。自顷学徒未逊师业，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至千馀人，即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读者。以圣朝经籍道崇，儒雅日盛，岂兹学校弗著彝规？必若稽于唐、汉，率之令典，则虑改作为重，尚难丕革；诚能少加程约，亦将有所招来。况之前日，渐可驯致。欲望自今应国子监每遇科场敕下，授纳取解家状日已前须实曾附本监听学满五百日者，许投状。令本授业学官取文簿勘会诣实，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应，每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未系监生，欲求试补者，亦不限时月，每有一二十人投状，即逐旋量试艺业收补。只令在监听学，簿管姓名。仍每日讲筵，应系听读生徒，并于本监授业学官前亲书到历。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归宁，并于判监官处具状乞假。候回日，于名簿开记请假日数。若满一周年已上不来参假者，除落名籍。大率数年一遇科场，若听学五百日许取文解，在其间游息之日多矣，然于学校之版、齿位之叙，必众于今日也。愿下学官参议施行。

臣谨按大享之礼，行乎南郊坛，非古也，自隋唐以来行之。隋开皇十三载，议立明堂，以役烦不就，遂讫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于雩坛。唐自武德至贞观之末，议立明堂，季秋大享则于圜丘行事。斯皆制度未备，而寓祭于坛。施于有司摄事则可也，于王者亲祀则非。盖说《礼》者云：「明堂在国之阳，王者布政之宫也」。《考工记》云：「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郑氏云「世室者，宗庙也」；「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大寝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互言之，明其同制。是宗庙及路寝制度皆如明堂也。明堂大享，乃严祖考以配上天于堂室之礼也。夫当室祭于堂，而露祭于坛，恐失礼之本意。臣以谓，古既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则明堂未立而大享于路寝可也。路寝者，天子听政治之所。以今言之，则大庆殿者古之路寝。臣欲乞就大庆殿行礼，是为得礼之本意。

每内降新物荐于宗庙，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自今令礼院预行关报，于次日荐之，庶以称奉先勤尽之意。

景祐中诏置天章阁侍讲，在本官之上，内朝班著与直龙图阁相次，其职仪、恩例并与带职官同。臣昨与卢士宗并充天章阁侍讲日，臣以兼直龙图阁，即得与馆阁臣僚同例；其卢士宗唯赴讲筵供职外，其馀三九园苑赐筵及非时宣召颁赐，并不沾预，只同不带职人例。此盖有司从初失于申明，恐非朝廷优待经术之意。乞自今天章阁侍讲官如不兼带馆阁职名者，官许依直龙图阁例，赴秘阁供职宿直。所冀设官典职，事体一均。

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称，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辰刻。惟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在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时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伏缘历算日月交食，诸历互有亲疏，不可常为准的。盖日月动物，岂不少有盈缩，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焯、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羲叟言，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敬授人时，虽则预考交会，不必吻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豪釐。且辰刻更筹，惟据刻漏，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焯《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三，《麟德》得五，《皇极》得十。如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宣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朝《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轻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

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尔，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镈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

皇帝法服冕旒，形度重大，华饰稍繁。伏缘将来恭谢大礼在近，欲望特命儒臣，参稽典礼，别加详定，令合古制。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巩令；祖审言，膳部员外郎；父闲，奉天令。甫少不羁，天宝中献三赋，召试文章，授河西尉，辞不行，代右卫率府胄曹。天宝末以家避乱鄜，独转陷贼中。至德二载，窜归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诏许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从还长安。房琯罢相，甫上疏论琯有才，不宜废免，肃宗怒，贬琯邠州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乱，弃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负薪采梠，餔糒不给，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复适东川，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闻严武镇成都，自阆挈家往焉。武归朝廷，甫浮游左蜀诸郡，往来非一。武再镇两川，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杀英乂，杨子琳、柏贞节举兵攻旰，蜀大乱。甫逃至梓州，乱定归成都，无所依，乃泛江游嘉、戎，次云安，移夔州。大历三年春，下峡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尝至岳庙，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具舟迎还。五年夏，一夕醉饱，卒，年五十九。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比《新书》列传，彼为舛驳（传云「召试京兆兵曹」，而集有《官定后戏赠》诗，注云：「自授河西尉，辞，改右卫率府胄曹。」传云「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而集有《喜达行在》诗，注云：「自京窜至凤翔。」传云：「严武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按适自东川入朝，拜散骑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闻高常侍亡》诗。传云「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游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诗至多。传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诗及别题大历年者数篇。）。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馀，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矣。蒐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意兹未可谓尽，他日有得，尚图益诸。宝元二年十月，王原叔记。

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吏部郎中、充史馆修撰、判国子监、提举集禧观事、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臣王洙等奉敕管句删修。臣闻圣人包虑民之心，其制器大备，其示法详密，使民日去不善，居而蕃息者也。父母之于子，推燥湿以养之，又教以水溺、火焚、矛戟、虎豹、蛇鼋之能害人者，丁宁反复，然后知而避之。人识父母之于己生而养之者也，不识安而全之者，父母之教也。人之于父母知其大而遗其细，知择福而不知避害。圣人者为之宫室、耒耜、书契、舟楫、弧矢、网罟、臼杵、重门，皆所以兴利驱害，虑及万世。当是时，庶工百执事黾勉于下，涖官以智，献功以时。为之者百官也，成之者圣人也。《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圣人为民父母，制器示法，既备且悉，周于无穷。昔公刘居豳，太王居漆、沮，文王居岐阳，武王居镐，代皆相其吉凶，然后居之。在《诗》曰：「笃公刘，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古公亶父，聿来胥宇，爰契我龟」；「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考卜惟王，宅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及周公营新邑，亦使太保召公先卜宅献图兆。商相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然则，建邦都，营邑屋，面方辨位以求其宜，本三王之法也。在《周礼》有建邦国都鄙之法，以水地土圭表𣙗规日景，以极星正朝夕是也。秦汉已降，术学蜂起，占家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太一诸学，世多习者，其书寖广。大宋总一海内，天覆地载。列圣爱民之心，疚然深思，农田耕垦、风雨祈禬，皆著敕法。若医药针石不得其宜，则夭殇所由生也，论次为书，博士讽诵，与令格敕书藏于天下。又若占家之说，冠昏、行人、丘封、葬敛、日时、吉凶不得其法，则人逢百殃。圣人之心，将欲纳民于富寿，其亦有取于斯也。唐贞观中，太常博士吕才奉诏撰《阴阳书》五十篇，其八篇地理也。至先朝，更命司天监史序等分门总辑为《乾坤宝典》四百五十篇，其三十篇地理也。书既成，高丽国王上表请于有司，诏给以写本。然序之书丛杂猥近，无所归诣，学者抉其󸈠谬凡三千五百。景祐初，司天监丞王承用又指摘阙误一千九百。始诏太子中允、集贤校理稽颖，冬官正张逊，太卜署令秦弁与承用覆校同异，五年而毕。诏付太常，命司天少监杨惟德与二宅官三十七人，详其可否。惟德洎逊斟酌新历，修正舛盭，别成三十五篇。赐名《地理新书》，复诏钩覈重复。至皇祐三年，集贤校理曾公定领其事，奏以浅漶疏略，无益于世。有诏臣洙、臣禹锡、臣羲叟洎公定置局删修，以司天监主簿亢翼改正其旧，观文殿学士丁度典领焉。度薨，臣洙实掌其属。于是具阅三观所藏，及古今占术验忌，披其奥窔，诘其苞柢，管以体要，区以轻重，而各从摛部，先后可寻。自吕才成书，名以地理，而专记冢墓，颇殽以室舍，吉凶同条，非著书之法。今首以城邑、营垒、寺署、邮传、市宅、衢巷，则左阴右阳，刑祸福德所相也。辨之以四方，叙之以五行，商之以五姓，宪之以九星，媲之以八卦，参之以八变，为地事凡二十篇。终以冢穴、埏道、门陌、顷亩，则开三闭九，山垄水泉所相也。任之以八将，齐之以六对，董之以三鉴，傃之以六道，为葬事凡十篇。若乃冈原利害则绘之，以易民用，为地图一篇；种次有汇则总之，以便看读，为目录一篇。勒成三十二篇。闿之以经义，辨凿空也；质之以史传，信休咎也；广之以异闻，求成败也。巫史所传，则存其可据者，不专新见也。辞质而易晓，便于俗也。皇帝陛下以圣人制作之德，广祖宗爱民之心，将使斯民去夭伤刑害而远不善，则兹书之所以作也。自有诏校正，距今二十一年，臣洙等以庸浅而黾勉于下，旷日弥月，然后能就。若乃成而名之，皆陛下也。四夷有求于中国，观其书则文而不俚，将以见册府藏书之盛。其下则惠逮漏泉，宅兆以时。圣人之仁如此。惟文武受命，世世忠厚，诗人美之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谓草木微者犹能爱之，况于人乎！故卜世三十，享国过历。若然，大宋之仁，溥博上下，则爱民之报，祚以万年，天之道也。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