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是以洪崖先生创高道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节于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汉，达乎魏兴受命，中贤之主，未尝不聘岩穴之隐，追遁世之民。是以《易》箸束帛之义，《礼》有玄纁之制，诗人发《白驹》之歌，《春秋》显子臧之节，《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史班之载，多所阙略。梁鸿颂逸民，苏顺科高士，或录屈节，杂而不纯。又近取秦汉，不及远古。夫思其人，爱其树，况称其德而赞其事哉！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馀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高士传》明刊本。又见《御览》五百一十。）。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媛、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御览》五百九十六）。

论曰：李绛料魏博事势，请宪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庙堂之谋！与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贤，赞其谋，以济国事，安可异议邪？河北自天宝之乱陷贼，广德初虽平之，寻为强臣所据，传付其家，各为子孙业，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将讨之，反至大乱。宪宗又以镇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盖三镇相为势援，复结河南叛臣，胶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怀谏一稚子领军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议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见，殊不知三镇相结，正为子孙计，一稚子虽可取，奈它镇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镇州之失策也。李绛独以先觉之明，论河北诸镇用部将之计，令均管军马，不偏任一将，故力敌权均，为变不得，又当主帅威权，能制死命，此策在贼中固便。今魏博之势，一童子为帅，不能领事，必偏任一将，所任者权重，众心不服，则六十年均任之计，为贼中患矣。众既变起，必归军中一宽厚之人。部将忽起主兵权，惧它镇攻讨，非纳疆土归朝，则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势也。绛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见，宪宗英明从之。不两月，魏博军中有变，如绛所料，部将田兴以六州版籍请命于朝，是绛之算如神，真庙堂之谋也。初，吉甫请用兵讨伐，绛料其势，坚止用兵。当论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见，尚可异议；及田兴请命，事已效矣，犹请遣中使宣劳，以观其变，待回日处置。赖绛力争不已，宪宗颇有英断，不待使回，授田兴节度之命，使诸镇畏威知恩，平定两河，自兹而始。以绛之贤明忠亮，视吉甫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称，非庸常奸回之人也，但耻智略不逮于绛，故有横议以挠其谋，至使内臣援助，几败国事，遂成奸回所为也。夫宰相谋谟，系天下休戚，己有不逮，理当博采，同列嘉谟，固当赞助。若宋璟与苏许公，同相明皇，璟刚正多所裁断，苏顺其美，奏对则为之助，故璟得尽其才，为开元贤相，苏亦获美名于时。若绛与吉甫、权德舆同列，绛、吉甫同于宪宗前论事，形于言色，其诣理者德舆亦不能为之发明，故时论以循默贬之。然则宰相之任，能了军国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谋不至，能从同列之议而赞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发明同列议论，循默不言，斯为下矣。若吉甫挠绛正论，又与内臣相结，几败国事，虽有他节可观，此一事不得不为奸回也。后之为相者切戒之！

臣窃惟皇帝陛下纂绍大统，太皇太后陛下躬亲庶政，于兹累月，政事之大者，略已损益施设矣。然自古已来，政事出房闼，其患常在大臣擅权，同列睽乖，互相倾轧。群下各有附丽，造为朋党，则不能同心协力，王室卑弱。而太皇太后圣情简严，其于政事，无有适莫，唯是之从，务合佥谐，不信偏入之言，不惑背憎之说。听言必验之以事，疑似必究其情实，故左右不得以诬欺相倾轧。如是，则群下固无所附丽，不得造为朋党矣。前代母后临制，常患外戚僭骄盈溢，交通请谒，以紊刑赏。而太皇太后爰自内辅英宗，检制外家，曲有礼法。以致总览政事，族人畏谨，加甚前日，则外戚固无骄盈之渐矣。汉、唐诸后，茍专听断者，北司要人，未尝不鼎贵强盛。而太皇太后端居凝然，罕所降接，虽至亲近，持法谨严，不私假借，泊然无欲，自宫省老于事者，率以为莫能窥测，无不惴惴小心，则北司固无贵盛之嫌矣。自先皇帝寝疾，外廷大臣曾未及建一言，而太皇太后独断出于圣心，储贰之建，旬浃已前固已先定。及先皇帝奄弃群臣，而皇帝即大位，太皇太后以嫡祖母保抱携持，天性之亲，根于自然，间谍之语不起，慈爱之声日闻。至于拔用人材，修举政事，自前世以来，号为明王圣主，殆无以过。制政下令，不出房户帘帷之间，而惠泽流于八区，仁声动乎万里。诚能益虚圣心，务受尽言，克勤以继之，则巍巍乎，赫赫乎，书契已来未之有也！然而太皇太后止于今日，便谓天下无事，可以高枕而卧，则固未也。何则？今边兵未解，夷狄方将窥伺中国，动摇疆埸，以修怨刷耻，坐费厚赂，而民力积困。今幸年谷丰稔，政事设张虽已先其急者，而恩泽未浃，恶吏尚繁，命令之出或未能奉承，而朝廷美意不得下究。倘遇饥馑、师旅，天下未免犹有盗贼之忧。此正圣心夙夜焦劳、讲求治体之时，大臣忘身徇国、背私向公、同心合力之日。臣请姑条五事以献。臣窃惟皇帝方育德思道，未即亲事，太皇太后虽总览大纲，而不悉留神于细故，则不得不倚辨责成于大臣。所以布为朝廷耳目、赖以互相检察者，不得不备设。台谏大臣诚能存心尽公，处事必当，则台谏虽设，而可以无言。阳城为谏议大夫六年，未尝论事，及德宗罢陆贽，欲相裴延龄，然后以死固争。若阳城，则所谓达大体也。至于台谏时论细故末节，以摧折大臣；为大臣者诚能体国，则亦不宜以此嫌忌台谏，朝廷亦不当以细故末节而于大臣轻为厚薄进退。如此，则国威伸于上，主恩行于下，大臣得体，而台谏举职矣。唐德宗初即位，代宗将藏山陵，禁屠杀，而郭子仪家奴杀羊，裴谞以职事劾奏，或曰：小事，不足以伤大臣。谞曰：「尚父方贵盛，天子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故劾其细过，以明不持权也。吾上以尊王室，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若裴谞者，可谓有远虑矣。今诚备设台谏，而大臣存心至公，所失不过细故末节，则不言者固为达大体，而言者未害其有远虑也。然则增广台谏之为有益明矣。如是，则朝廷耳目布于下，而太皇太后可以雍容颐养，保心固体，万寿于上。仁宗末年，大抵渊默，罕复亲事，委政大臣，大臣不敢怀奸挟私者，用此道也。而况太皇太后振提其纲领乎？虽然，设之不得其人，犹不设也。臣愚以为莫若深诏大臣，人各举其所知，而后合议于上前，太皇太后考其素履，有某事可称，有某节可尚，然后举而用之，则所失者亦鲜矣，一也。古者天子一岁或五岁一出巡狩，察吏善恶，究知民间疾苦，后世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能冒风雨、犯霜雪，为寒暑之所匽薄，疲筋力于道路。自秦以来，始置御史，监察郡县，而汉改为刺史，乘传行部，岁终得奏事京师。唐之所谓采访使，今之所谓转运使副、判官、提点刑狱、常平仓官之类，皆是也。此即代天子巡狩者，其任不轻也明矣。国朝故事：率先历知州差遣，然后擢为监司。或自通判先擢权知州，然后擢为监司。自通判擢用者，间亦有之，而几希矣。唯是台谏官出为监司，乃有资序未深者，然昔者官未升朝，则不得举。台官、朝官、往往曾历知县；比为台官，又为监司，则资序亦率通判已上。当是时，监司高者历知州，下者率历知县，其更事老成可倚办者多矣。《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魏太祖曰：「吾非圣人也，更事多矣」。虽则老成人固重于典刑，而更事多者，至窃比于圣人。则老成人、更事之为益，亦明也。古之任人，所以四十强而仕、五十命为大夫者，盖此意也。顷者方急人才，以便事功，初置提举官，率用京官为之，有朝脱铨选、暮为监司者。此乃一时用人之意，非持久经远之法也。故先帝末年，选用尚书省官，非知府不得为郎官，非通判不得为员外郎，则先帝固知资序之不可废，而老成更事之人有益也。特以施设先后，有不暇给，故于监司，未遑釐正耳。今诚深计天下之利害，郎中、员外郎典领职事，止于一曹，而监司按察，乃一道。远者绵地千里，州县百数，官吏数百千，而户口生齿以万亿计，则其利害轻重不相准明矣。然而资序之限，特设于郎中，而未及于监司者，岂先帝开其端，而资其终者有待于今日乎？臣愚以为提举以上，非通判资序，自今不宜除授。即自台谏除者，不在此限。庶得更事老成之人，布为监司，而天下之民浸被圣泽，此今日之急务也。且又可以息驰骋之弊，而使官吏稍安职业，于以收成材、矫薄俗，所谓一举而包两利，二也。《商书》曰：「明王奉若天道，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古语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周之太王，为狄所侵，以爱惜民命，去邠迁岐，宁弃其国，不忍斗其民，诗人以为太王肇基王迹，以得其民也。此孟子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者」也。《夏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然则民之急也如是。三代而下。西汉之文帝，东汉之章帝，号为仁德之主，窃读二帝本纪，恤民恻怛，见于诏令，岁岁有之。汉宣起于闾阎，知民疾苦，时之要务，每叹息曰：「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汉郡太守，得自辟除进退县令长；太守得人，则县令长无不良。故汉所选用，惟二千石耳。隋唐以来，州县守宰，率皆命于朝廷。则郡县最为亲民之任，治天下者以民为急，而守令最为亲民，不可不选，不可不激厉。唐之开元，号为盛际，所以致之者，有姚崇、宋璟以为相也。臣尝读元稹《连昌宫词》，称姚、宋之所致治之大略，不过于燮理阴阳，偃戢兵革，遴拣守令，皆出宰相而已。比岁守令善状，罕有闻焉。询诸往来，或举一路郡县百数，而良守令难以屈指一二计，则生民受弊者为不少矣。方朝廷用人如不及之时，抡选才能，比比出于疏贱，而独于守令以治绩超擢者无几也，得毋偶未之及耶？今诚欲简拔守令，以劝循良，使惠及吾民，则先谨择监司。非其人，则朝廷虽有甄别守令之意，而监司蒙蔽朝廷，不得其事实，则所谓良者不良，所谓能者不能矣。臣愚以为今日天下监司，未足倚信，则莫若先敕执政大臣，聚议博采，拔求守令治状尤异者数人，举天下之广，宜不难得，大抵宜以爱民恻怛为先，奉公营职为后。盖后世之法，茶盐酒榷征筦之利，多歧杂出，不若尧舜三代之法，一出于爱民。故唐阳城有「抚字心劳，催科政拙」之语，而德宗尝令县令对策，宰相欲第其高下，未知所出。薛珏曰：「今取县令不专文辞，宜以意在爱民者为先也」。宰相从之，既而所取，莫不得人。则守令宜以爱民恻怛为本，亦可见矣。以此求之，诚得其人，则其资任高下，优加进擢，见于训辞，务从褒异，且以厉天下。所取不过数人，而为守令者莫不慕效，四海之内，亿兆之众，人人被润泽、蒙厚德矣。然后深诏御史台举劾监司尤无状者，稍加澄汰。监司之选既清，而付之以考察，则守令之良能者必出矣，三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或问扬子曰：「桑弘羊榷利而国用足，如何」？曰：「譬之为人父而榷其子，纵富，如子何？未有子富而父贫者也」。《礼记·大学》亦曰：「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故曰：富有天下，则天生地长，举天下之物，莫非人君所有，在民在君，诚无以异。前日陕西五路进兵，百姓负粮入界，和雇一夫，率费百千。初时民力尚全，莫不相率，竭其力以应命。及后再三调发，民力弗堪，王师迄不能再举。然则民力弗堪，国家固不能以举事，则富民者乃所以富国也。汉武帝末年，深悔既往之征伐，下哀痛之诏，罢轮台之戍，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此武帝所以为雄材大略，盖能知悔，又知所救敝也。唐自中叶已后，既经安、史之乱，王室微弱，藩镇强盛，皆自擅其财赋，故有常贡之外，别进羡馀，以希恩宠。人主急于用度，因而假借。盖以方镇既擅财赋，朝廷难于调发故耳。今四方万里，内外一体，诏令一出。迅如雷霆，屈伸自如，势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县官之于百姓，即有所取，何求不获？不必令转运使于平居无事日，为仓卒征歛之计，时以民财，滥图恩赏也。昔仁祖时，苏顺元为淮南运使，尝进羡馀，有诏免劾，所进钱止令留住本路，以备灾伤。臣愚以谓今日诚欲生民苏息，远近蒙福，宜下诏书，明敕诸路转运司不得献进羡馀。即岁计有馀，可但令留充本路次年支费。抑非徒此而已也，发歛之际，又有抑配之弊，支移折变之苛，官出则以陈粟腐麦代见钱支俵，如充青苗、和买之类，以率计之号，为千钱者，民间所得不过数百，此所谓抑配之弊也。赋入则法当近送者，又令远输，如南州所纳，则支移北州，道里皆远，负辇滋费，则并以脚乘，课令出钱。法当出粟者，乃折令出麦，麦固加贵于粟；既已出麦，则又折令纳钱，钱固难得于麦矣。于是有斗当三四十金，而所纳至于百钱者。转运使止以欬唾指麾，坐获倍利。此所谓支移折变之苛也。凡此皆法所当禁，而转运使比多公违诏条，无所忌惮。愿敕所在安抚使、都钤辖、提刑司觉察闻奏，及许州县守令吏民自陈。如此，则掊克之吏，庶知畏戢矣。且青苗钱取息，终岁不过二分，而向者议论纷纭，累年不定。今转运使公违诏条，肆行抑配，支移折变，旬朔之间，取民倍利，岂不甚哉？或曰：转运司财赋所仰给，今束之太急，将无以举职。是大不然。使转运使果才，岁计所须，止于诏条之中，自可以应辨有馀。矧复岁计之外，朝廷不求羡溢，加以善政所感，年谷必应，租赋所入，不缘水旱蠲减，何患不足？岂有公违诏条，力胁州县，出则以片言估物而就高价，入则以尺纸粗色而取贵直！以此论功，无异戏弄。此正不才者之所为，又法所当禁，何谓束之太急哉？四也。贾谊有言：「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高者难攀，卑者易陵，故人主之势非能独尊也。自一命之吏，累而至公卿，次第益尊，而人主加焉，然后为至尊耳。国朝故事，拜宰相、枢密使，官必除侍郎；同知枢密院已上，必除谏议大夫；三司使，必除给事中；若侍郎、权御史中丞，必除谏议大夫。以直龙图阁权领边帅，官小，犹除正言。自天章阁待制已上，则固准此。四方大郡，带都钤辖。或大都督府为守者，非带馆职，则诸曹郎官。吏民耸然，知所尊奉，以其异于他官也。权同知枢密院已上，皆政事之臣；权御史中丞，乃纪纲之任；而三司使实主邦计。故高者则必处以侍郎，其次则两省官为之，谏议大夫是也。直龙图阁为边帅，事任要重。天章阁待制已上，乃侍从官，故必以小两省官为之，正言是也。假使不论职名，而官直为正言，则固已可贵矣。当是之时，官职清浊高下，锱铢方寸，皆有分别，不得淆乱逾越，故朝廷尊荣，人知向慕。先皇帝独患名实不正，故改为官制，以寄禄官寓品秩。名实既正，而推行之日浅，其于甄别流品、迁叙次第，固未有暇。向者官制虽行，而有旨命两省官修补其法，则此固在所讲也。今以堂堂有宋盛明之朝，自尚书已上，率多试官，岂不陋哉！然为尚书者，原其所自来，则皆尝历学士职，其品秩与尚书不甚相远；为侍郎者，率多由天章阁待制除用，与侍郎名品亦略相当。然一为职事官，则必除去职名，故有承议郎试尚书者，见者不知其职尝为学士也，第见承议郎与昔国子博士等尔，乃为尚书，岂不可轻哉？名藩大郡，或临制一道，或镇一都会，而既无三馆贴职，又无诸曹郎中、员外。舍直龙图阁、待制已上，则皆朝奉、朝散郎，若大夫为之，其下与通判、签判、知县、监当官名无异也。内外体势，浸以卑损，上下陵迟，吏士军民，率有慢轻之意。陛廉太削，非所以尊朝廷也。加以官制之行，于兹已逾三年，率以满任。今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给事中、侍郎，迁比待制尔，若迁尚书，则为太峻。即自谏议、舍人、给事迁侍郎，则与自大卿、太常少卿除侍郎者为一等，反不为之迁矣。是迁叙未得也。今欲除用人物，或资与官相对，而其才不必称；或才与事适当，而据资不相准。譬犹户部侍郎阙，为天章阁待制固可入，其才不必称；为龙图阁直学士，才或称任，则资不可屈。是除授未便也。矧自直龙图阁而上，所存职名，皆禁奥、殿阁、图书之任。今以寄禄官在外则有加焉，而在京师则不可，本末倒置，体势未顺。且朝廷职名，本待贤俊，今虽其人宜在朝廷，而一除职名，则必出补外。如赵彦若可以留备台谏，而缘除龙图阁待制，故出知亳州；孙甫年少任职，可当省部繁剧，而缘除直龙图阁，故出知陕府。授受之际，已见其拘牵矣。臣愚以谓今日官制之论，不过秦、汉。汉之加官，若诸吏、左右曹、散骑、给事中之类，即今之职名也。官制祖述，止于《唐六典》，而三馆贴职、集贤院学士，《六典》具载本职，施于朝廷。今自直龙图阁已上职名，诚许令职事官兼带，则不害其为正名也，而又有三利焉：以待制、学士职为尚书，待制则试官可去，中外有所瞻仰，吏民知所尊奉，陛廉之势益峻，而可以尊王室、隆主威。迁授之际，职虽学士，可以下为侍郎，待制可以兼领卿监，直龙图阁可以冠省寺之职，为官择人，无所留碍。殿阁、图书之任，得兼内外，本末不至颠倒，体势顺序，所谓三利也。故事：职名自校勘至龙图，粗而论之，犹有四等。其上又有集贤殿、史馆修撰、集贤院，视职事之高下，官品之大小而加焉。亦有始加即为修撰、直龙图阁者，必其差遣，内则三司副使、同提举在京百司之类，乃得为之；外则帅臣、三路转运使、江淮发运使，久次为监司，典大州，若都钤辖、大都府之类，乃得为之。其他皆以岁久，次第累迁而后至。职虽为直龙图阁、修撰，又必差遣事任要重，然后得迁待制、谏议大夫。其法至详密，故朝廷用之有所劝激，而士大夫由之以进，不得侥倖。今既尽削去三馆贴职，而独存直龙图阁，凡须宠以职名者，无有高下，一切为之，故有府界提点而带直龙图阁者。今日与之，既失于太优；而后日一迁，则其上为天章阁待制，将又失于太峻。于此时不复早计前虑，则他时用之必困者也。今果职名为可去，则当一切除之，然而直龙图阁之类尚存者，果不可去也。职名果不可去，而待制以下独存直龙图阁，何哉？今既独存直龙图阁，又必以宠帅臣资望之浅者，欲以耸人观听也。然而耸人观听者，不独至于帅臣而后然，其馀典大州、当方面、据都会，若江淮发运使、三路转运使之类，皆当系人观听者也。今寄禄官既已通为一等，又无清曹郎官台谏之属，则所以稍辨异者，唯有职名尔，而一以直龙图阁待之，其可乎？臣愚以谓昔日馆职为优幸者，唯为校理一年，即理通判资序，三年理知州，为太过尔。今诚于此裁损，率以二年成资为一任，而尽复校勘已上至修撰等贴职，此固于正名、于官制可以并行，救其所不及，使高下等级，粲然有序，朝廷用之而有所激劝，士大夫由之而不得侥倖，流品分别，吏民尊信，五也。今诚行此五者，皆国家之大体，时之要务，以太皇太后之圣智，宜无所疑。即参之大臣，访之群议，恐无以易。五者毕行，私徇灭而德意彰，民心固而主势隆。然后揆之以道，将之以德，以虚心为本，以无我为用，唯大公是存，唯至正是守，无有偏党，唯是之从，所谓道也。体道而不失，不为好恶所夺，不为喜怒所迁，有得于身，所谓德也。道德立于上，而公卿观法于下，上下相济，然后奖忠义以尊吾君，长廉耻以消群枉。用人必以信行为主，而后论才能；考绩必以功实为先，而后责文具。谨择能吏、练习公家台省故事者，裁省簿书行移，务在先急，阔略苛辟，使人力足以胜事。仿唐《律令格式》，事有经常者著为定式，不须上问官曹。小事有所建请，次第得专裁决，不必一一奏覆。小惩大戒，付之省寺，俾得警胥吏之违慢，以防滞留。如此则小大毕举，太皇太后可以优游泮涣，质成于上，保护将就皇帝圣质，至于成德。则所谓宗社之庆，苍生之福，岂有极哉！臣自惟太皇太后亲政已来，首蒙拔擢，度越比伦，则臣之所以图报效，亦不宜自同于众人。冒渎宸严，臣无任祈天俟命、惶惧屏营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