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闻之，圣人之所谓道者，以简易为宗，以该天下之理；以仁义为用，以成天下之务。非幽远而难明，阔疏而难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学，随流而兴，百家异骛，众说殊骋，各习其师，忘失统要。故为《易》者不穷天地之本始、变化之至神，以推迹于人事，而务言上下无二经之异，《系辞》非仲尼之作。为《诗》者不究风俗之代变，王道之初终，以参验于治体，而好议《商》、《鲁》二颂之不同，毛、郑两解之小异。为《春秋》者不考赏刑之大原，权制善否，一归皇极，而争辨日月之为例，五始七等之成文。为《书》者不取君臣上下、都俞告戒之义，号令施设之体要，而竞论《武成》之不可尽信，《秦》、《费》二誓之不当作。有释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而是非无所处正，求以援世率民、乂天下国家之大略，盖阙如也。昔者尧舜之盛，崇冠百王，而《书》称其德乃曰：「顺考古道而行」。傅说戒于商宗，则亦曰：「师古以克永世」。孟轲皇皇战国，开说诸侯，然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语，未尝辄道。摭此而论，则君臣之际，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适治之具哉？是以二汉硕儒若董仲舒、儿宽、公孙弘、夏侯胜、隽不疑、伏湛、侯霸、鲁恭、郑兴、桓荣之徒，皆以经术博彊，果于适用，其辅导世主，推明治统，建大议，施远业，率有考据，不悖于三纲五常之分义，若持权衡、按绳墨，以审万物之轻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圣人立教贻训之心则既如彼，君臣之际师经式道则又宜如此，而学不执六经之用，以酬世务之变，乃放肆纷纭，乐为衍说，而滋破碎之害，深足惜焉。抑又闻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离俗为高，求全于世而已。盖仁以为任，远而逾励，大则欲恢隆先务，以跻至治之极；小则欲举偏补弊，以便安于一时故也。然三代之盛时，皆出于圣人经营创业之法，足以维持百世，是故井地以授民，什一以定赋，而天下之食足；九赋以待用，九式以均节，而天下之财丰；制乡遂以为六师，农隙则教战，而天下之兵强；自家党以上至于国都，皆立学以训导，而天下之士得其素养；六卿率属，辅昌王治，中外之务必举，而天下之官无倖位。凡所以用于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贤智才能之人，惟在办事，而不复有加损废置之作。迨夫两汉之兴，皆乘丧乱之极，三代之宏规大范，盖无存者。其君臣之计议，多出于一时之茍简，而百度未俱，不足为后世之袭用。及其弊生变起，则贤人君子裁量揆叙而为之策。是以七国交峙，而外有尾大之衅，反者将起，则晁错献削地之说，以弱诸侯而彊王室。百姓背本而趋末者众，淫侈之俗日长，而财用大蹶，则贾谊陈务农之计，欲驱游手而归之南亩，以广储积。兼并之路不塞，而富室拥资巨万，贫弱愈困，则仲舒贡限田之议，以检过制而补不足。牧人之吏屡见罢易，而生民不能绥静，则朱浮申苛察之戒，欲久其职，俾人服从上教。选举失实，贤不肖混乱，而无以协宣风教，则左雄抗限年之请，以考练名实，要之得人而任。刑烦禁密，世主以峻政为威，而元元陷于惨暴，则陈宠上蠲法之疏，愿除其溢于甫刑者，以应经中礼而济群生。凡为是者，大概缀缉缺漏，枝柱倾邪，随形栽割，期措斯民于康靖之域而已也。抑又闻，圣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能无弊；学者之言，务好陈文而未必可以适用。以不足适用之言，陈不能无弊之政，则华采浮胜，而事非根切，岂所谓有补于世哉？昔汉文以恭俭治天下，号为隆平，朝廷无大过，边鄙无大忧，天道地化无大变异，生民无大失职。然而献书者以为可痛哭、可流涕、可长太息、背理伤道，难遍以疏举。岂当时之势诚尔邪？盖亦激于忠愤，力为切直可畏之语，冀以感悟人生之意故也。陶尝读六经，探索要归，舍章句之习，而务以简要明切为之本统。又尝历览旧史，窃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乱安危之变，而仅有得者，乃言而笔之。不溺于侈辞夸说，以求工于文，而庶几焉一有以资治理之用。治平中，知者谓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诏，采而闻诸朝。验于今日，则时异事变，而畴昔之论，多无取矣，然犹勉竭区区，欲求合于科举之式度者，盖知其指归也。恭惟阁下德业。文章之懿，充积于中，辉光于外。以二帝三王之道献告吾君，讲修国具，以幸万世，博收天下之材而权乎器任，俾尽其用，安以一介为微而不见录于左右哉？《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而咏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言古之贤者谋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奥训，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业。陶固不足被长育之赐，亦庶乎先民之询者矣，惟阁下一与之进，幸甚幸甚。

臣伏见陛下即位已来，切于求治，思欲革去旧弊，速致太平。此固圣明之君，盛德之举也。然而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积弊不可以顿革。道不驯致，则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则有不达之忧。人急求则人佞进而巧伪生，弊顿革则人情扰而怨愤作。所以景帝削七国而晁错受戮，东汉疾横议而党锢大兴。宋襄公急于求霸，以致丧师；唐文宗切于除奸，而训、注祸作。此皆前世之明效，而后王之龟鉴也。故帝王之图治，必在显仁藏用，自下升高。人材以长育而成，功德以积累而大。通其变而使民不倦，神其化而使民不知，无象无为，而天下自安矣。故传称尧之德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称舜曰「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称文王则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皆圣人之治，以无为而成也。又称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无适也，无莫也，义不与比」。《洪范》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则圣人之心，毋固毋必，无适无莫，不作偏党好恶，而邪正自辨、万事无惑也。故水止则方能鉴物，心清则可以理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略自任，果于兴作，欲其事功速就，必为憸佞所乘。迎合之人，则以才能被宠；忠直之论，皆以沮排见疑。以沮排被疑，则不暇察其忠；以合意为才，则无以觉其佞。自然善恶无辨，赏罚不明，人情怨怒而不知，祸乱已成而莫见，以至国家颠危者多矣，此果于兴作之害也。孔子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此有以见小人承顺之言可惧也。陛下聪明仁孝，脩己笃恭，自有尧、舜之资，可以垂衣而治，不须急务于近效。乃杂五霸之为，岂唯徒劳睿思，寔恐以小妨大。伏望陛下清心简事，尊德委贤，以知人安民为大方，以富国强兵为末务，覆之如天，容之如地，四海被不言之化，生民跻仁寿之域，与三王并美，唐虞比隆，使后世歌颂无穷，在陛下留神而已。

臣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使知法意，其凡有七。至于论歛散出入之弊，分城郭田野之民，忧将来之陷失，其利害灼然，人人所能知者，臣皆请置而不论。至于援引经谊，以傅会先王之典，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极为陛下陈之。其条有三，谨具如后：

一、新法云：《周礼》泉府，以谓民之贷者，有至二十而五，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者不过三分，即此贷民取息，已不为多。今常平之物，不领于三司，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国事之财用，故云公家无所利其入。臣窃以谓周家纲纪天下，其法至密，小大详略之设有条，本末先后之施有序，所治大者不领其详，所当后者不先于本，故其法始于治地，而其效至于天下，无一人之狱。此其积累，乃自于文王、武王、周公三圣人者，上取尧、舜、夏、商之遗法，损益弥缝之，至是而始备。呜呼，其亦难成矣哉！周之法如此其详且备矣，民之养生丧死者，既已无憾，则又虑夫祭祀、丧纪，与夫不可知之乏绝，故为之立赊贷之法，以阴相之，所以备民之艰难，而示弥缝之至也。以其时考之，宜若四民皆有作，而无一人得为惰游之民者。今《天官》九职，「其九曰閒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则是周法虽密，而先王亦恐其疏而或有脱焉者，故又设「閒民」之职，以待转移之人，亦犹赊贷之所以待非常也。赊贷者，不可以徒予，必使以国服输息，盖又寓勤生节用之意，以俟其怠惰者耳。若夫国事之财用取具者，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法而举之焉。若专取于泉府，则冢宰九赋之类，将安用耶？至国服之息，说者不明先郑、后郑各为一解。康成曰：「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期出息五百」。则是一岁之中，贷钱十千，而出五百之息，是为一十而一矣。又曰：「王莽时，民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计什一」。则是莽时虽计多少为定，及其科催，唯据所赢多少。假令所贷百千，岁赢十千取一千，五千取五百，是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计什一也。康成虽引载师园廛为比，然卒以莽时为据，其意盖为周制亦当尔也，不应周公取息，反重于王莽之时。夫以王莽贪乱败亡之法，尚不至于以本计息，柰何谓《周礼》太平之制，而取息之厚乃至是耶？况载师所任，自园廛二十而一，至漆林二十而五，其征五等，而漆林之征最重，以其末作妨农，所以抑之，使归本邑。今以农民乏绝，将以补耕助敛，乃欲二十而五，以比漆林之征，则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与《周礼》之意相违甚矣。况《周官》载治法甚详，必欲举而行之，宜有先于此者。如赊贷之法，刘歆行于新室已不效矣，莽之亡虽不专以此，然亦取亡之一道也。故臣谓圣世讲求，宜讲求先王之法章明较著、已试而效者，推而行之，不当取疑文虚说，茍以图治焉。

一、新法将以振乏绝，抑兼并，此诚为天子者之所虑。然臣切以谓为此者，有施设次第，而其效不可以遽见。若乱其纪纲，倒其先后，而徒以振乏绝、抑兼并为意，则其治必不成，成必不久。何以言之？西汉之时，所患者诸侯地大过制，无不帝制而天下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戴黄屋，至逆节萌起，内窥京师，此其势非止兼并之放恣、贫弱之乏绝也。然而贾谊处之，不过欲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晁错不知出此，以谪削诸侯之地，而致七国之祸，汉室几亡。其后主父偃卒用谊策，推恩分子弟国邑，而诸侯销弱，京师以尊。所谓安危之几，岂不在谋，盖谓此也。今以青苗细故，招天下之议，使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奏而不肯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若此，其事虽善，难以必行，况复疑文虚说，若前之云云者哉？臣闻夏之贡法，其传乃自尧、舜以来，可谓善矣。及周之世，不可行也，则变而为助。故《传》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若夫文、武、周公，岂固弃毁先代之法哉？盖时有不可行，人有不可强，不得不舍先圣而从近世，弃古法而徇人情。以舜之世而有苗不率，又以禹出兵而征之，其势如覆太山以压卵，然以益之一言，则还师而修德。以舜、禹之圣，犹不能无过举其所以为不可及者，以其能舍己从人，唯是之求也。今赊贷之法，用之于周，不过如贡法之善；论者之纷纷，又非止益之一言。然而牢闭固拒，从而为之辞，以必其所不必，何也？臣切忧奸邪之臣，乘人情之汹汹，争欲上章奏疏，动摇朝廷，外以钩直取名，内实结党连伍，小则希权位、窃贵势，大或怀不可测之奸谋。朝廷建法兴事，不与大臣正士为谋，而务排其说、黜其忠，乃使奸邪小人得骋其志，日夜增饰造作，而幸其有变，流传四方，骇动天下，甚非国家之福也。

一、新制以谓《周礼》国事财用取具于泉府之官，赊贷之息。今常平之物，不领于三司，专以振民乏绝，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国事之财用，故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也。臣切以谓箕子见象箸而叹曰：「必为玉杯」！其后果以奢泰亡国。孔子以谓为刍灵者为善，为俑者不仁。盖俑疑于人，而后世有用殉者矣。仁圣之防微虑远，其深矣乎！今以泉府不明之法，施于主上仁民爱物之时，虽云取息二分，将以广施散利，补助耕敛之乏绝。然臣切亦私忧，使者不皆得其人，州县不能深知朝廷之微意，而并缘为奸，聚敛希旨，则单弱之民，或受其弊。九重万里，何由察而知之？今者朝廷清明，法令备具，而将漕之臣迫于财赋之不足，州县之吏畏惮监司之谴诃，尚且公为掊敛，百出千名。朝廷明有取息之文，俗吏不能通知经义，则臣又切怀箕子之私忧与仲尼之远虑也。以陛下之睿明，天姿仁恕，推仁民爱物之心而创行新法，臣恐万世之后，失其本真，有剥肤椎髓应上之求者矣。则为玉杯以亡国，与用人而殉死，可不深防其渐欤！

右，臣所条三事，非欲与建议之臣争胜负辞辨而已，盖内竭区区之愚忠，外采众人之正论，不敢以虚辞滥说疑误天听。伏望陛下断以不疑，一朝罢去，毋使天下疑朝廷之为利，小人幸君子之道消。徐讲治法，跻世太平，非独臣之幸甚，实四海幸甚！

古之善为兵者，各以其书名家。而三家者最著：司马穰苴，兵之正者也；孙武，兵之有术；吴起，兵之应变者也。三人者可谓能言，不可谓之已试矣。然其略亦有已试能取胜者乎？晚有晁错者，其学虽不主于兵，而善言兵事，故其大指盖若涉乎管子矣。管子者，可谓知兵也，其亦可谓必胜之将乎？

周、汉运否，荀、扬教传。虽曰醇之大者，亦有疵之小焉。皆命世以为文，言非不粹；与生知而较美，道未能全。尝闻人异禽鱼，性钟天地，全而禀者曰圣哲，偏而得者曰贤智。圣无不通，贤有未至。是以周公、尼父，率臻大道之醇；荀况、子云，未免纤瑕之累。蜀国宗匠，斋王老师。虽抱重器，不逢盛时。欲卷道以自处，疾没世而无知。由是简册其蕴，琼环尔辞，立大功于是矣，未尽善者有之。著书三十二篇，义差而驳；准易八十一首，理或而醨。至如论性之渊源，谈道之极挚，或曰善恶一而混，或曰礼义皆其伪。以礼义为伪，则尧舜之法归乎诈；以善恶相混，则鲧禹之心何以异？两贤于道，择不精而语不详；三子之间，得其一而失其二。又若对临武以问兵之术，推子渊以晞圣之徒。远罪特愚于晁错，谈经私美于童乌。是所谓珠不无颣，瑕无掩瑜。然无伤于大义，实有累于名儒。非倡道之子思，将何以教？美不臣之新室，几近于诬。向使亲承邹鲁之范模，获偶渊骞而论讨，然则善得以尽，辨无不早。数万言皆造醇道，千百世以为至宝。杂乎其杂，当殊太史之书；醇乎其醇，可拟孟轲之道。奈何智有失虑，人无全能。一则晦名于天禄，一则朽骨于兰陵。俱有篆雕之杂，难全粹美之称。亦犹务涉猎者贾山，醇儒不足；悦纷华者子夏，具体何曾？噫！荀也倡道于前，扬也和之于后。助诗书礼乐之化，谨父子君臣之守。斯文未丧，大疵则否。何韩愈氏重而过之？盖责贤人也厚。

粤自台端，起专宪府，虽有故事，曾无几人。何意孱愚，遽兹叨冒。伏念臣奋迹寒陋，逢辰盛熙，多历岁年，每叨任使。窃慕古人之所立，不知直道之难行。无补事功，动罹罪悔。晁错之为远虑，或谓之愚；潘岳之再免官，皆由于拙。复尘风宪，滋触怨仇。方俟旷官之诛，顾蒙越次之宠。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乾坤为德，日月并明，知臣至孤，誉无闻于左右；察臣所论，意不出于阿谀。全付耳目之司，使冠纪纲之地。任之隆则责亦重，恩之厚则报敢轻？誓竭一心，无辞九陨。

三代取士之法，本于行而不本于言。士之出于其时，能有所立于下，则上必莫之遗。于是勉励激率，以笃于行义之习，而华言枝辞无所用于天下。及其有言，亦皆近于可用。盖其非有要利之欲挠于其心，则凡其所以言者，皆以情自竭，无所文饰，以求合于上，而必切于利害之际。下至战国之时，如诈伪反覆倾侧之仪、秦，骋其浮辩，以游说于诸侯，至提其国而卖之。当时之君固有深仇而切恶之者，然至其有言，则回意易虑，无入不听者，何也？以其所道之利害，晓然别白乎其前，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则虽欲不听，而其断亦不足以自守。彼仪、秦之徒，言纵则天下合，言横则天下散，其离合天下之势，如在于掌股之间，而其揣摩捭阖，六国之君皆耸动振慑，改容加礼，真若得其所未闻者，岂非其言之切于事与？惜乎不出于诚信，而用之于诡谲，以卒败其名。使其推是辩以极于先王仁义之际，则何施而不适于用哉？自汉以来，患天下难得可用之言，于是设科举以待天下文学之士，而求其直言极谏，以究于天下之治乱，与夫政教得失、灾异之变。复有应诏之士承问进退，类皆以射策决科为利，而其意不主于言，是以虚词滥说多近于迂阔而无用，其间可称者才一二而已。甚哉，其言之难也！盖汉之董仲舒、公孙弘、晁错，唐之裴度、元稹、刘蕡之徒，此皆常以科举中而有闻于后世，就其所言以观其行事，亦未必皆合。岂有言者不能行，能行或不能言与？然则言者果足以信其实哉？夫董仲舒之谈王道信粹美矣，然而泥于《春秋》灾异之说，则未为守经而据古；刘蕡之讦时务信悻直矣，然而违于大《易》慎密之戒，则颇若无术而不逊。晁错之词章可观矣，而临事不足于权智；裴度之勋业可尚矣，而垂世不见于文彩。至于公孙诡诈，元稹浮躁，盖无足道者。呜呼！上下千有馀年之间，设科以待天下之士，而应选者不为鲜矣，而卓荦超越之士彦寥寥而无闻，幸而有此数子者，尚皆有曲学之蔽，以玷其纯而缺其完，则于今之时而求其全人者，盖益难矣。何则？其所以待之者又不若于汉唐也。夫汉唐之所以策贤良者，皆及于其所谓大者，而不考其纤悉之记问。士之应诏者，前既有积久之学，而其心之所潜莫非在于天下治乱之要，而究尽于天人之际，至于苛碎剥杂之说皆略而不治。惟其所存者大，则其所得者亦大。是以仲舒之徒以三年不窥园之精，一发而见于三道之对，虽未必尽究于理，而后世之学者遂不能出其右，此亦善取之效矣。而今之所以待天下之士则不然。始，秘阁之试，收猎于百家笺传隐僻之说，度人之所不能及者出而为论，以观其记否。及大庭之问，则又及于区区之名数，而所谓教化之要，灾异之说，则问者不切，对者不明。不识朝廷所以延直言之士，为将求其近小之记问，则今诸科之选自足以得之，而何至以须天下之士耶？且惟朝廷所以取之之术如此，故夫士之进者虽有积久之学，而未尝措一毫之思虑以及于天下治乱。惫精弊神，不知其他，是以今之学者不能望于汉唐之盛者良以此。某不肖，学不足以明道，而词不足以达意，而妄欲从事于此。惟其所谓大者，盖切尝略而讲之矣；其小者，十或仅得其二三。今者不量，乃欲应诏而起。而或者以为，持此之学，与夫今之所取者正异术也，往则必触于报罢，而无可以必得之理。与其蒙绌去之耻，孰若引而去之，则犹足以完其美名，而不至于自辱哉？噫！为是说者，其亦近于伪矣。昔者魏舒尝策孝廉，而宗党以其不足于学术，劝之不就，以为自高。而舒之意以为，进而不中者，自我之负，何可以虚窃不就之高而为荣哉！然则舒之说，乃某今日之说也。伏惟执事以经济之业，当明天子重任，方虚心垂意以诱进天下之善，多士颙颙，想望风采，虽某之愚，犹欲振饰拯治，而一自通于门下也。伏惟执事以其可进而进之，因其可就而就之，某之幸也，非所敢望也。

法者何也？圣人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于道德礼义，而其用散于号令赏罚。凡有天下之君，未尝有无法而久者也。昏世尝有无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趋乱也如归市。人之多欲而无法以齐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驰，勇者苦怯者而夺其资，智者绐愚者而兼其声色耳目之奉，纷纷籍籍，其去禽兽者间不容一毫。故圣人为之法，使天下彊弱、小大、贵贱、远近，莫敢不一于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治道毕矣。法为贵，君位次之。法坏则民亡，民亡则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惧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惧天下之慢法而法坏也，故一举事而不敢忘法。赏罚以法，号令以法，取予以法，废置以法，杀生以法，动静以法，视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坠地设，不敢辄破坏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损法，不以一时茍利而增法，使天下无有不由法而自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善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离。骨肉可刑，亲爱可灭，而法不可屈也。故虽成王之叔，不得以流言而乱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仪；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门、绝驰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臧获、奸使吏民。爱若孝王，嬖若韩、邓，功若陈汤、冯奉世，义若郭解，不免于有司之议，而天下不敢私，恐其开乱法之原而后争以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为右，右者不为左，上不夺下职，下不侵上事，为廷尉者不以才有馀而道礼乐，为太常者不以官优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为工商，贾人不为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弹画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长短，必皆就吾绳墨规矩焉。其参差不齐，龃龉不合，则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毁吾弹画而从木之情，则工劳而事拙，纷扰而不可理矣。故圣主立法，贤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于道德礼义，而后布之天下以为法；守法者使赏罚号令必出于法，而后以为赏罚号令。法不出于道德礼义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还。赏罚号令不出于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坏而天下不从。故法一则威，法二则疑；法固则君尊，法摇则君削；法行则要而治多，法不行则烦漫而无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户之中，传盈尺之纸，而风驱霆行，杀生废置人于千里之外；提癯夫羸老仅胜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诸帷幄，进退万夫若羊彘然；童子据奥室，群湖海之珍怪；处女婴珠玉，而立乎衢涂，乌获戾目而不敢动，以法在也。故天下视法如藩篱，立法如封界，彊者以挛缩，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卫，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则不然，不能以法制胜私欲，不知己亦待法而后安，故从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于法哉！昵乎所爱，则无劳而封爵，有罪而不诛。或利害仅如毛芥，而辄变大法，名分不立，百职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挠而可踰也，则险庸谲诡者舞其私意以动法，倖谀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货法，悍暴杰健者奋其乱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国亡矣。如藩篱然，臧获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盗之不窥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尝有蹊之径之之迹矣，安能制众人之不来而全其果蔬稼穑也？或曰：法之说无乃胶固滞事而失于圆通徇物之道欤？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时之偷便也，短术也。法同而治异者，吏不能举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轻立，亦不可屡变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汤、文、武、汉祖、唐宗者也。议法之臣，必若皋陶、伊尹、周、召、萧、张、房、杜者也。晁错且尚弗克，况庸人乎？臣窃观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群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胸臆而轻法，庸士或作众辨而侮法，为牧伯者或击断于法外以为能。臣恐纲纪制度缘是乱，法缘是而亡，故作《法原》。

说曰：呜呼，生民之困，无甚于农也。古之农，一夫受田百亩；今之农，十夫无百亩之田。古之耕皆为己，今之耕皆为人。古者时使薄敛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租以困之，上不为科以励之。古之民四，而农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为八，而农居其一。古者士则不稼，大夫不为园夫红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并连阡陌。古者工商与农，相生养皆有度；今者工商之取于农，诈伪无厌。古之夷狄入于中国则驱之，今者老佛诏民以养之。古者养生送死皆有常费，今者婚嫁、丧葬淫祀皆无节。古者山泽陂湖之利与民共，其水旱皆利之；今者障筦而皆有禁，槁而不得救，潦而无所泄。古者教民蓄积，又有仓廪以发其匮；今者不制不蓄，凶年无所赖，不免为流亡。古之天下即今之天下，而异于古者十，奈何农之不困也！古之农常重，其君臣相与讲谋，必先及之；今之农常轻，为吏者闻有劝农之事，则相与非笑之。此古之农虽劳，然悦其利而趋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农既劳又无利以悦之，故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无虑二千万，跻汉轶唐，可谓盛矣。然籍而为兵戎者常数百万，遁而为老佛者又数万；雕琢之工，游靡之商，府吏胥徒之类，医巫工祝声乐之伎，合而言之，无虑数百万。此其略也。由是观之，天下之民，百人而一农，农之人一，而食谷之人百。古以一农养三民，犹患其不足，故命家宰制国用，视年之上下，一有水旱，则命乡师赒之，均人恤之。今以一而养百，其至于穷且盗也宜矣。呜呼，农之困未有甚于今也！以汉文之时，天下富庶，衣食蕃滋，尚能赐田租，宠强力，贾谊、晁错或劝上敦本以杜游末。然为汉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粟赏罚，其为劝励之道亦末矣。所谓文王之治何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失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昔孟轲为齐宣言之详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载师》纪之旧矣。或曰：今可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欲为劝励之道，犹无车而教之载，无弓矢而教之射，惑矣。今天下之法，必始于名田，而终于劝农。名田之法，必始于公卿大夫，而终于黎庶。劝农之法，必始于法《孟子》，而终于如《载师》。圣君贤相讲求太平之策，无先乎此矣。志不云乎：「王法本乎农」。臣愚不佞，故为《农说》。

或问扬雄之愚晁错过矣。曰：不然。然则忠矣乎？曰：忠矣。何以谓之愚也？曰：忠不胜于愚，此所以谓之愚也。或者请卒其说，蒙曰：所以忠错者一，所以愚错者四。一忠于国，未为必死之道，而蹈其四愚，适足以杀其躯矣。使四者化一而为智，则错岂亡乎哉？错不能是，持区区不完之忠，昧于不智，身被重戮而于国家无锱铢之助，是忠不胜于愚矣。则扬氏愚之，非过也。方是时，诸侯骄横，而错不避众怨，请因过以削诸侯之地，此其所以为忠也。备位三公，为景帝所信，知有弊事，不务晦迹以渐治，招权怙宠，更变法令，使四方侧目而议论朝廷。至于乃父之亲且爱，尚犹指天出忿言，知祸之将及，遂仰药以逝，而错安然不以为非，此愚之一也。七国奋臂磨牙而起，类以诛错为名，而错不请将兵以行为决胜之计，乃欲主上亲征，而己幸居守，使上心不独难之，而遂以疑，故袁盎之说得行焉，此愚之二也。方在帝所调算兵食，而盎素为所怨，以閒废之身，因人召对，错不能吐一言以自伸，以感动人主须臾之思，此愚之三也。盎尝相于吴矣，错使吏察其多受濞财，至废为庶人，及吴楚反状闻，错知罪盎久于吴，当通知谋势，而蔽匿不陈，不能即治之，而沮谋于丞史。既沮而漏，则太阿之柄授盎矣，此愚之四也。四者兼溺之，不能照其一端，虽有建议之忠，故无救于东市之祸也。或曰：错之死，殆死国也，能死国矣，其又可谓之愚邪？曰：君子之于命也，有轻如蒂芥，有重如丘山。己在而国必危，己亡而国必安，死焉可也。己存而国未必危，己亡而国未必安，其死何为哉？错知立威在己，而不知市怨于天下；知阴欲即人，而不知人亦即之；知避险自固，而不知以艰危遗君父，不系国之安危而衔刃都市，陷无名之死，其与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也亦奚以异？死国者当如是乎？其谓之愚非过也。《诗》不云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晁错而为愚，则后之人岂复有不顾躯而为国立谋者乎？若忠也，殆不可为矣。曰：不为晁错之愚则忠可为矣，如蹑其愚，虽忠乌用哉！且错之忠，忠于始议，及其迫也，则请以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忠者之守固如是其易变乎？曰：晁错之愚，既闻其说矣，敢问袁盎非罪欤？曰：匿奸嫁祸，终亦见杀，此罪之尤也，乌足道哉！若夫汉景之不昭，其亦不能逃万世之议也已。

朕闻边骑之为中国患，其来尚矣。自昔将帅谋谟之臣，如韩安国、王恢、贾谊、董仲舒、晁错、陆贽之徒，或欲怀其心，或欲坚其约，以一击十，以易制难，皆槩乎其闻者也。今欲考众说之是非，以求至当之说。若验之于已行之迹，然古之禦戎者，不过有命将帅而伐之者，有筑长城而绝之者，有奉金赍币而和亲之者，有卷甲轻举而破降之者。严尤以为古无上策，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班固从而析之，以为尤论当矣。而刘况乃以谓严尤论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然则考古之事，酌今之宜，务求最上之策，以外威四夷，内强中国，子大夫以为何施而可乎？

敕：赵充国、冯奉世，名臣也，而老于为将；娄师德、郭元振，儒者也，而乐于守边。盖疆埸未宁，则以外为重；而忠义所激，不择地而安。具官赵卨，少以宏材，辅之博学。虚心大对，方观晁、董之文；推毂西陲，遂膺羊、陆之寄。恩威并著，戎夏乂安。论岁月以稍迁，始从旧典；收功名于不世，勉及前人。可。

备员西学，已愧空疏；易职东班，尤惊忝冒。遂领宗卿之事，并为儒者之荣。臣轼（中谢。）始臣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乃者屡请治郡，兼乞守边。欲及残年，少施实效。而有志莫遂，负愧何言。今乃以文字为官常，语言为职业。下无所见其能否，上无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腼面目。故于拜恩之日，少陈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兴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汉文帝悦张释之长者之言，则以德化民，辅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错数术之语，则以智驭物，驯致七国之祸。乃知为国安危之本，祇在听言得失之间。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至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慈者，谓好生恶杀，不喜兵刑。俭者，谓约己省费，不伤民财。勤者，谓躬亲庶政，不迩声色。慎者，谓畏天法祖，不轻人言。诚者，谓推心待下，不用智数。明者，谓专信君子，不杂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迹，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易忽。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药石，则为耆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馀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

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釐。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茍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另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买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倖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豗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豗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茍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领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于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于此也。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臣若伺候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惟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作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未尽，而初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于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挞四夷，兵连祸结，三十馀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于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