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睹秘书少监刘攽等奏：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资治通鉴》，功力最多。比及书成，编修属官皆蒙甄录，惟恕身亡，其家独未沾恩。门户单露，子孙并无人食禄，乞依黄鉴、梅尧臣例，官其一子。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奏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以众共推先，以为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见书成。未死之前，未尝一日舍书不修。今书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赏甚厚，独恕一人不得沾预，降为编户，良可矜闵。欲乞如攽等所奏，用黄鉴、梅尧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为虚设。取进止。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馀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辨，徒有其志而无成。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馀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习史学，为众所推，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庶使早得成书，不至疏略。

光再拜。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也。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若与将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无用，可删。《后魏·释老志》取其要用者，附于《崔浩传》后。《官氏志》中氏族附于《宗室》及代初《功臣传》后。如此，则《南》、《北史》更无遗事矣。今国家虽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几本？久远必不传于世。又校得绝不精，只如沈约《叙传》，差却数板亦不寤，其它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录其律历、礼乐、职官、地里、食货、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光前者削奏时将谓宫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须五年，得无却成奉滞否。惭悚惭悚！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祏，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佗皆仿此。）。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传》称「初，郑武公娶于申」之类。及为某事张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卫文公复国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陈完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后成子得政。因晋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业」。因卫北宫文子聘于郑，而言「裨谌草创，子产润色」。因吴乱，而言「吴夫概王，为棠溪氏」，注云「传终言之」之类。皆附事尾者也。）。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如《左传》子罕辞玉之类，必无的实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奸邪事，无处可附者，则附于拜相时，佗官则附于到官时，或免卒时。具有处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诸列传中有一两句涉当时者，但与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时虽别无事迹可取，亦可以證异同者日月也。）。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馀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證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馀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證验云云」；或无證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如中宗时《回波词》諠哗，窃恐非宜。肃宗时李泌诵《黄台瓜辞》之类。），诏诰有所戒谕（如德宗《奉天罪己诏》、李德裕《讨泽潞谕河北三镇诏》之类，及大政事号令四方。或因功迁官，以罪黜官，其诏文虽非事实，要知当时托以何功，诬以何罪，亦须存之。或文繁多，节取要切者可也。），妖异有所儆戒（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馀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馀不须也。），诙谐有所补益（如黄幡绰谓「自己儿最可怜」，石野猪谓「诸相非相」之类存之，其馀不须也。），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千万切祷切祷！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恐要见式样故也。甚思与足下相见，熟共商榷，无因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晋纪》八卷写净草者，必已写了。其元本却告分付儿子康令带来，虽未了，亦告分付。盖为今夏递往南康军路中，遗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则都无本故也。其写了净草，续附递来，不妨。向所请出《魏纪》，今令李永和带去。有改动者，告指挥别写，及楷改。目痛，灯下作此书，恕其不谨。光上。

凡有人初入《长编》者，并告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见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今更寄贡父所作《长编》一册去，恐要作式样，并道原广本两卷，并告存之，向去不便却寄示也。

皇祐初，光为贡院属官。时有诏，士能讲解经义者听别奏名，应诏者数十人。赵周翰为侍讲，知贡举，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其中一人所对最精详，先具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以己意论而断之，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及发糊名，乃进士刘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与相识。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岁赋诗论策，亦入高等。殿试不中格，更下国子监试讲经，复第一，释褐钜鹿主簿、和川令。陆介夫为广西帅，奏掌机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讫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诠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庶于奏御差便。上甚喜，寻诏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仍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者，唯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与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书曰《资治通鉴》。王介甫与道原有旧，深爱其才。熙宁中，介甫参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条例。道原固辞以不习金谷之事，因言天子方属公以政事，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财用为先。介甫虽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见之，辄尽诚规益。及吕献可得罪知邓州，道原往见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盖亦有所未思」。因为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介甫大怒，遂与之绝。未几，光出知永兴军，道原曰：「我以直道忤执政，今官长复去，我何以自安？且吾亲老，不可久留京师」。即奏乞监南康军酒，得之。光寻判西京留台，奏迁书局于洛阳。后数年，道原奏请身诣光议修书事，朝廷许之。道原水陆行数千里至洛阳，自言比气羸惫，必病且死，恐不复再见，留数月而归。未至家，遭母丧。俄得风疾，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中。以元丰元年九月戊戌终，官至秘书丞，年止四十七。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学，方其读书，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在和川，尝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宰刘雄碑，知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旧史之失。在洛阳，与光偕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称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于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道原枉道就借观之，次道日具酒馔为主人礼，道原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愿悉撤去」。独闭閤昼夜读且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学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祸福，凡有施置，举天下莫能夺。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变色如铁；或稠人广坐，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所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为意。见质厚者，亲之如兄弟，奸谄者疾之如雠。用是困穷而终不悔，此诚人之所难也。昔申枨以多欲不得为刚，微生高以乞醯不得为直。如道原者，可以为刚直之士乎！道原家贫，至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其自洛阳南归也，时已十月，无寒具，光以衣袜一二事及旧貂褥赆之，固辞，强与之，行及颍州，悉封而返之。于光而不受，于它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可谓知之明而决之勇矣。道原好读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馀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曰：今柳芳《唐历》本皆不同，由芳书未成而传之故也。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托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道原自言，其先万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经及第，为临川令，卒官，遇乱不能归，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为筠州，今为筠州人。父涣，字凝之，进士及第，为颍上令。不能屈节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庐山之阳，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欧阳永叔作《庐山高》以美之。今为屯田员外郎致仕云。

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其著《资治通鉴外纪》十卷，未以传人，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凡使撰《外纪序》。皇祐初有诏，士能讲经义者听别奏名。其中所对最精详，先具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以己意断而论之，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惊异，擢为第一。及发糊名，及进士刘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与相识。道原乃其字也。释褐钜鹿主簿，迁和川令。英宗雅好稽古，诏光编次历代君臣事，乃谓光曰：「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所识者惟和川刘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即奏召之共修书。凡数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光仰成而已。今上即位，赐名曰《资治通鉴》，道原所编之事皆在《通鉴》之前，故曰《外纪》焉。光寻判西京留台，奏迁书局。后数年，道原至洛归局中。以元丰元年九月戊戌终，官至秘书丞，年止四十七。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其先万年人。祖度为临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元丰元年十月日，涑水司马光君实序。

知桂州、兼经略安抚陆铣，提点刑狱公事余藻，转运判官孔延之，兵马钤辖白均、徐印，新知郁林州姚原道，经略司勾当公事刘恕，治平二年立夏后二日会于此。藻题。

夫计亿兆者始于一，总众异者归于同。古今兼载，则竹帛不能纪；撮其机会，则事尽于终卷。六经具而诸子兴，文籍烦而谱谍作。太史公云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咸不同乖异。历汉、魏、晋，去古益远，众言不本于经，夸者务为诡诞。包牺前后逮周厉王竞列，年祀更相违背，辽邈无据，安能考质，存其一说，备列于下，与删弃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共和以后，则用岁阳岁名而著于上，示相别也。班固谓《三统历》最密，杜元凯推《春秋》当时之历，见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闰及日食，而云《三统历》术比诸家最疏，推经传朔日皆不谐合也。京兆万年刘恕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