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为谏臣，黜而仕郡，思愆补咎，为日已久。朝廷未尝弃材，必有稍迁，俾更倅守，仍付便郡。而父为一道之帅，壤地相接，鸡犬相闻，尔知其为荣乎？勉务恪居，毋孤宠命。

武昌军节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变乱名实，颠倒是非，拔擢群小，布列中外。大明继照，群阴廓开，俊杰汇征，奸回窜伏。安惇、蹇序辰放归田里，吕嘉问、路昌衡分司外地，范镗、张商英、吴居厚落职，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铎、叶祖洽未见施行。希助惇为恶，布在王言，掩宣仁听政之明，蔽永泰知人之鉴。铎编类章疏，随惇好恶，为之重轻存没，名臣横遭贬窜。祖洽观望惇意，欲擅元丰之末命，轻奏王圭，图危正统。议罪丽罚，宜不在安惇、蹇序辰之下。

右。某启：顷玷荐书，获序升而固幸；久稽谢款，由密启而莫知。感怍并深，诚情兼至。伏念某智非应变，材不识时，强违丘樊，出即禄仕。谓事功之可勉，则知无不为；谓术学之可施，则笃于自信。凡五迁于职局，唯壹意于朴忠。宣勤徒罄于区区，抗迹未离于陆陆。一昨拘挛海邑，向望使麾，窃冒德以虽多，怅拜尘而罔及。岂意聪明过采，衡鉴误收，潜纾汲引之恩，远及空疏之质。此盖伏遇运使学士取人以恕，报国以忠。不遗寸长，必致之于有用；不閒小善，必报之于勿疑。故在孤踪，亦叨公举。敢不养完素守，勉励壮行。庶几正直之风，仰酬知遇之重。舍兹以往，讵识所裁。

某慰疏言：不意变故，令閤盛年遽至倾殒，闻问悲愕，如何可言。窃惟感悼之深，触物增恸。日月逝矣，追想无及，柰何柰何！未缘诣慰，但增哽塞。谨奉启少布区区，不宣。

某启：得季常书，知公有闺门之戚。内外积庆，淑德著闻，乃遽尔耶？公去亲远，动以贻忧为念，千万麾遣，无令生疾。此区区至意，惟聪明察之。季常悲恨甚矣，亦常以书痛解之。适苦目疾，上问极草草，不罪！不罪！舍弟每有书来，甚荷德庇。尊丈待制，必频得信，因家书为道区区。

某欲一奉见，岂徒然哉，深有所欲陈者，而竟不遂，可胜叹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远耳。辄有一书及少信，烦从吏，甚不当尔。恃眷故，必不深责。季常可劝之一起，深欲图其见坐处也，一噱（《苏文忠公全集》卷五五。）。

之：原缺，据右引补。

某启：前日已奉书。昨日食后，垂欲上马赴约，忽儿妇眩倒，不省人者久之，救疗至今，虽稍愈，尚昏昏也。小儿辈未更事，义难舍之远去，遂成失言。想仁心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负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闲废之人，径往一见，谓必得之，乃尔龃龉，人事真不可必也。后会何可复期，惟万万为国自重。谨奉手启，不宣。

不得一见而别，私意甚不足。人常蔽于安逸，而达于忧患，愿深照此理。况美材令问，岂久弃者耶？

某启：江上一别，今几年矣，不谓尚蒙存记，手书见及，感愧不可言。冲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乡闾之末，亦窃以为宠，但罪废之馀，不敢复自比数故旧。书词过重，只益惶悚。旦夕恐遂一见，惟冀顺候自重。谨奉启。不宣。

右，臣窃见唐命尚书郎，常选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总庶务。神宗皇帝始复唐室旧制，其于用人最号重慎。今陛下临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贪残之人不当复寘省闼。谨按金部员外郎吕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荐。和卿始以奏补入仕，赋性愚騃。方其历任，未成考第，而惇称其所至有声，当时士人无不窃笑。其后与惠卿共建手实簿法，惠卿方任执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产，不遗毫发为本；以奖用憸险，许令告讦为要。估计家财，下至椽瓦；抄劄畜产，不遗鸡豚。天下骚然，如被兵火。纸笔踊贵，鞭笞恣行。然其为术迂疏，卒不能得民腰领。先帝知其不可，遽寝不行。近日蹇周辅以卖盐得罪，吴居厚以榷铁蒙责，吕嘉问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导洛远徙。至于蹇序辰、郏亶之流，一挂其间，皆不逃谴。而和卿首为簿法，害民之多过于盐铁等事，独安然不问，窃据郎曹。质之公议，实失邦宪。兼和卿顷任考功日，其兄温卿行秦凤提刑。明知添支米麦，不许割移他处，和卿私利西边军食价高，割就温卿本任，作弟侄名字请领，亏损边计，以益其私。盖其兄弟贪冒无耻，从来如此。虽事在赦前，而窃据清要，公议不允。伏乞朝廷重行黜责，使清浊稍分，以警在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超迁考秩，就正剧权，伏惟庆慰。恭以某官天下硕儒，朝中隽德。屡出分于事任，亦远发于光华。吾丘之在上前，雅多智略；汲黯之使河内，数行便宜。遂升策府之荣，真付廉车之重。东南万里，暂倚于澄清；旦暮千龄，伫登于近密。侧聆成命，但积欢悰。

臣先累有奏状，言章惇、蔡卞迷国罔上，胁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惧哲宗以不利之实，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谤毁宣仁圣烈保佑之功，傅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处，归过哲宗，挟天子贼害忠良，肆谗说几危神器，自古奸臣为害，无甚于此。去年上封事数千，人人乞斩惇、卞，天下公议，只此可见。盖卞谋之，惇行之，蔡卞之恶，有过章惇。臣前来奏状已言之，今更详具大事六件如后：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纳元祐皇后。前此未纳后时，禁中尝求乳婢，谏官刘安世等连上章论列，皇帝既未纳后，不知宫中求乳婢何用。宣仁圣烈令两府宣谕，是外家高氏所觅，安世乃止。绍圣初，蔡卞还朝，论及此事，以为宣仁有废立之意，乞追废为庶人。一、自绍圣已来窜逐臣僚，应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并是蔡卞诬罔，先于哲宗前密启进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语言批出，至今劄子见在。一、绍圣三年，宫中厌胜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处。章惇欲召礼官、法官共议，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礼官」？乃建议乞掖庭置狱，只差内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议，哲宗必未废元祐皇后。一、编排元祐中臣寮章疏，乃蔡卞建议，卞与蹇序辰自编排，惇不曾与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邹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吕公著曾荐浩，浩以此诋讥」。故哲宗愈怒，遂编管浩。卞又执奏，乞治浩亲故送别之罪，哲宗不从，三次坚请，乃许置狱。一、蹇序辰乃卞死党，首建看详理诉之议，安惇助之。章惇迟疑未许，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谋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阴狡险贼，恶机滔天，惇虽凶很，每为制伏。执政七年，门生故吏遍满天下。今虽薄责，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别。驯致不已，奸人复进，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恶过于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顺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仅同儿戏。盖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宁负陛下，不负惇、卞。大奸元恶，未正典刑，人情愤叹，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两月阴雨，盖蒙气之證，于此可见。昔周饥，克商而年丰；卫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异议，当受大戮，所有卞恶，伏乞陛下早赐宸断，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气之證。候正惇、卞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于朝堂道路间采听，若人人不相庆，臣甘伏罔上之罪。

诸路监司兼提举都作院，河东以提举常平等事赵咸，梓州路以转运判官许彦先，秦凤等路以提点刑狱吕温卿，京东西路以转运判官吕孝廉，淮南西路以提点刑狱王瑜，江南东路以提点刑狱高复，江南西路以提点常平等事蹇序辰。

京西狱事，久经辨诉，是非之情，终未明决。可并蹇序辰劄子，遣御史刘拯即邓州鞫之。

臣闻周公作《立政》，戒成王曰：「其勿误于庶狱庶慎」。盖虽成周之盛时，亦以误狱为戒。神考熙宁诏曰：「狱讼非其情欤」？盖恐天下治狱之吏有饰辞鍜鍊之失也。夫周公之于庶狱戒其有误，神考之于狱讼虑失其情，先圣后圣，岂异意哉！臣伏见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敕看详诉理所：「改正过元祐诉理之人，依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指挥外，其后来接续奏降指挥更不施行。其已施行者并依今来指挥」。除言语不顺别作一项外，蒙改正者七百馀人，其所洗涤可谓众矣。无罪者既蒙洗涤，则看详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谨按惇奏曰：「凡得罪于元丰之间者，若特出睿断以劝沮天下，则人臣不当辄为理雪。或经有司勘断，必是情法相当，上下方敢施行，未审当时有司如何理雪」。臣窃谓鞠狱断罪而使情法相当，若非皋陶作士，不能如是。周公之戒其有误，神考之虑其非情者，正恐情法不能相当故也。今曰有司勘断必是情法相当，如此，则是元丰之时九州内外为有司者皆皋陶也，其为谄诳，不亦甚乎？且元符有司即元丰有司也，去年邹浩之狱，在京及新州所连逮者凡数百人。按法定罪，则浩为厚诬君父，其党为同恶相济；若言其情，则浩为尽忠于朝，其党为厚于亲戚朋友。其情如此，而用法如彼，可以谓之相当乎？安惇官为执法，职在献替，尚且率其僚属共为诬谄，而乃谓元丰有司所勘断者能使人人情法相当，此可以欺天下乎？又如司马光宣训之语，究治刘挚等事，或缘凶悖之意或以奸逆之谋，按法定罪，则几至赤族；若论其情，则尽出诬罔。然则元符大臣致人以罪，情法相违尚乃如此，而谓元丰有司能使情法相当，孰敢以为然乎？如曰出于睿断以示劝沮，臣下不当辄为理雪，以理观之，亦未然也。臣请以近事明之。熙宁、元丰旧例，开封府公事或情轻法重，或情重法轻，则贴例取旨，或封入请宝，临时轻重，皆出睿断。自元祐以来，知开封府臣僚请改旧法，不复贴例，喜怒任情，高下其手。请宝得旨之事虽经睿断，而故失出入实由开封。如此之类，若复申明改正，又何累圣人之劝沮乎？又有司所勘公事，依例差官录问，有国以来未之改也。自绍圣四年正月以后，开封府所勘公事，一面画旨，直行奏断，更不录问。衔冤之人或有枉横，既无覆审，何由自达？虽缘本府取旨，事经睿断，而请不录问者实由有司。如此之类，若复申明改正，又何累圣人之劝沮乎？先帝知其然也，于是改此二法，请宝公事依旧贴例，而直行奏断者依旧录问。自此而后，开封不敢越例而有请，罪人得因审覆而自诉。方此二法未改之时，开封公事勘断有失，孰敢以为睿断之误乎？盖人主变通之道，无所胶执，事有未便，改之而已。昔虽未改，今亦当改。此乃今昔相成之道，前作后述之理。是以复行审问，再行贴例，则是哲宗之所自改也；召还邹浩，叙复光、挚，则是先朝之所欲改，而今日之所当述也。善继祖宗之绪，共述一家之美，亦何先后彼此之间乎？以今视昔，则元丰应世之事，或因或改，皆圣人之迹耳。迹不可泥，何独有司勘断之事而必欲保其无误哉？为此说者，不过欲赞誉元丰，而自以为尽忠于神考耳。神考盛德大业，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非凡愚讥赞所能加损；况其所赞誉者元丰有司而已，岂不陋哉！《传》曰「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之孝也；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孟庄子之孝也。若以孟庄子为法则，是元丰之事皆不可改，非特诉理而已。若以武王善述为心，而不泥圣人已陈之迹，则改正看详诉理之事可谓合于公议矣。蹇序辰、安惇受大臣讽谕，意有所在，因谓诉理之事形迹先朝，必须如此施行，方名继述之义，遂使朝廷纷纷之事不已。考之公议，合正典刑，伏望圣慈，特示威断。

臣窃惟大法者宿卫之法也。改为三卫，卞唱之也。《新经》有张本之议，《日录》有包藏之迹，违神考畏惮不改之训，行安石果断速改之请。按书定计，以使厥兄，当面赞成，退而匿迹。京由之而不误，它人岂测其用心？运筹于手足之间，睥睨我爪牙之地，呜呼，昨者若非陛下圣断不惑，则其倾摇未遂止也。人皆独罪于卞、京，而《新经》之诡说，《日录》之匿论，反复详密，累数千万言，皆巧摇之策也，孰为陛下略陈之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三原注引。）？

臣闻元丰元年，知江宁府吕嘉问，与本路转运判官何琬互论公事，王安石閒居中，入劄子救嘉问，神考不以安石为是也，批送安石劄子付琬，琬因而奏辩不已。神考于是直琬所奏，而嘉问夺官谪知临江军。安石饯送嘉问，赋诗以赠之，琬又尽录其诗而奏之曰「讽刺交作」，神考不以何琬为过也。嘉问乃蹇序辰之妻父，此二人者，皆蔡卞之腹心，而邓洵武之密友也。何琬之事，孰敢为陛下言之乎！臣故曰蒙蔽熙丰之大美者，由卞等也。

「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其所谓大有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者谓之曲学，不随性命之理者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用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臣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馀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见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之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天子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何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亦不过荣坐东向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教，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其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诳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诳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臣改过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尧集》者，为欲明臣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而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谓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获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言，见蔡卞伪增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有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诳陛下。若他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具一二。其《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以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轻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词以自誉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馀人则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馀」。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朕用卿岂与祖宗时宰相一般」。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上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覈实？则可以钳塞众口，可以荧惑圣听，诳胁之术，莫工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对，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词，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葛，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他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悖躁之笔，尽假烈考之词，矫诬上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在天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体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杀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寖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己之私，以专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缙绅，协心享上；庠序义理，士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元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人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然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使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齰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雱骄僭之名乎？雱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书之，大刻于石，与雱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其语，得六十五段，釐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言。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论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一卷，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馀，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录。又《日录》矫诬，与御批、日历、时政记牴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虽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辨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窾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主能不痛心？人皆独罪于一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踪迹乃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塘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民兵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安在？昔元祐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殁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议论之臣，无一人指黜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骂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以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敝；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矣。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隐者，吕惠卿一人而已矣。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实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君臣防嫌，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祐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吕诲而偏毁吕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炽也。元祐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舟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贡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臣之利美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可以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倡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鷩冕夷俟，载籍所无，履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而颂之曰：「圣矣！圣矣」！暮拜而颂之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臣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主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谓之国是哉！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咈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惇行之；惇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罪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先务。扫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搢绅所同，梦阙驰诚，各恨疏远。彼元祐、元符之籍虽渐纵弛，而人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自当退藏。其馀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彊聒之流，自无私史之隙。惟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馀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圣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殁后，宁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以臣所著《日录论》，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宋文选》卷三二。又见《四明尊尧集》卷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原注，《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三。）。

伏闻蹇序辰奉命使辽，颇失使事之体，为辽人所慢。除改例受绢既已施行外，其宴于客省及饮酒辄拜等行见行取问。臣窃以使事所系，实为朝廷重轻，故虽一言一语之间，犹必致谨而不敢忽，况有大于此者。今序辰乃宴非其所，拜不以道，曾不思故事当循，而惟辽人之命是从。辽虽无知，岂不萌轻中国之心乎！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且不可辱命，而序辰为尚书，反辱命如此，宜典刑之所先而不赦也。然序辰善事执政，世所共知，窃虑早晚供到文字进呈之时，执政必有多方致力，为序辰之助者。万一此计得行，有所宽贷，则不惟无以惩戒后人，兼恐彼中自此指为故事，永不可改，其耻不小。伏望圣慈深赐省察，出自独断，重行黜责，以慰天下公议。

江南东路自李琮根究亏陷税役，官吏率以灭裂，未得均平。乞本路各委逐县令佐，限一年重根究。令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考察其能，改正虚冒。数多者追前官所得赏授之，仍案前官之罪。

窃见讲筵于经史之外，间以祖宗宝训进读。圣谟英烈，具在此书。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应世之迹，散于御批、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聚于实录。然记详词博，未易周览，请选儒臣，取其尤系治体者，分别义类，著为《神宗宝训》一书，授之读官，以备劝讲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