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官忝贰卿，曾叨大用。国家得失，臣合先言。但以仲夏朝廷举兵以来，秋末犬戎钞边之后，凡有机事，臣莫得闻，是以不敢上言，恐成狂瞽。今陛下躬擐甲胄，蒙犯霜雪，驻跸大名，已踰旬浃。一日遍询舆论，明发德音，大率不过即今禦戎之策，将来安边之术耳。唯兹二事，试为陛下言之。臣闻孙武著书以伐谋为上，汉高将将以用法为先。伐谋者何？盖将帅料敌制胜也。用法者何？盖朝廷能赏罚不私也。今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看戎虏俘掠生民。上则孤陛下委注之恩，下则挫陛下锐师之气。此盖傅潜不能制胜，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军法：临阵不用命者斩。若陛下明申重法，斩潜以徇，然后擢如杨延昭、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各将万人，间以强弩，令分路讨除，孰敢不用命哉？犬戎闻我将帅不用命，退则有死，岂不惧恻？岂独思遁耶，亦来岁不敢犯边矣。如此则不出半月，可以坐清边塞，然后銮辂还京，陛下威声，振四海矣。臣尝读《五代史》，见周世宗即位之始，刘崇结犬戎，遣大将杨衮领骑数万，随崇至高平。当时懦将樊爱能、何徽等临敌不战，世宗知之，翌日大陈宴会，斩爱能、徽等，拔偏将十馀人，令分兵击太原。刘崇闻之，股慄不敢出，犬戎即日而遁，是以兵威大振。尔后收淮甸，下秦凤，平关南，如席卷耳。以陛下睿圣神武，岂愧于周世宗乎？此所谓即今禦戎之策也。其将来安边之术，臣不敢广引前事，虑烦圣聪，止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最得其宜，止以郭进在邢州，李汉超在关南，何继筠在镇定，贺惟忠在易州，李谦溥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董遵诲在通远军，王彦升在原州。然但得沿边巡检之名，不授行营部管之号，皆十馀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赏赉，其位皆不至观察使。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然后授以圣谋，不令生事，来则掩杀，去则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戎、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屡遣戎使，先来乞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之故事，察下臣之愚衷，精择名臣，分理边埸。罢部管之号，使其不相统临；置巡检之名，俾其递相救应。如此，则出必击寇，入则守城，不数年间，可致边烽罢警矣。

庆、邠、延州、通远军，咸处边要，请武干如姚内斌、董遵晦者任之。

田绍斌尝被疑，韩崇业本秦王婿，程德玄始事晋邸，初甚亲近，后疏远外迁，皆怀怨望，不宜委以戎寄。

右，臣今月十六日中使至、奉御劄子：「朕常览古书，备详边事。得其人，则举无遗策；失其事，则谋之不臧。朕三复斯文，终期在念。未尝不察言观行，舍短从长，希勠力于邦家，冀太康于宇县。其如妖氛不息，边塞未宁，北狄虽具于堤防，西鄙尚多于艰阻。灵武是中原巨屏，平夏乃近域小蕃，久兴蛇豕之心，常作疆埸之患。阻绝道路，侵犯军城，狂妖转恣于无厌，大郡翻成于孤垒。纵之斯终成暴乱，讨之则虑困生灵。两途宜在于咨询，百中须从于筹略。卿职当纶綍，位列清华。披经史之遗文，大资智略；观古今之盛事，必蕴机谋。黠虏用何法以剪除？灵州以何方而废置？弃之则有何利害？存之则有何便宜？专听必当之谋，无吝酌中之论。分明擘画，密具奏闻。用符果决之诚，以副荡涤之望」者。窃以询于刍荛，前王之盛德；谋及卿士，载籍之格言。盖所以竭尽下情，详求中道，使举无失策，动必有成，斯圣皇慎重之至也。然而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谋之欲多，断之在独。伏惟皇帝陛下清閒之宴，亲纡睿览，言之可用者，行之不疑。臣某幸甚幸甚！臣尝读旧史，见汉武北筑朔方之郡，平津侯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上使辩士朱买臣等发十策以难平津，平津不能对。臣以为平津侯为汉贤相，深明经术，习知利害。属武帝以雄侈自任，志在开拓，买臣等以词辩获进，并侍左右。前史又称平津每朝会议论，但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诤。由此言之，非不能折买臣之舌，盖所以将顺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便，有自来矣。且其地非《禹贡》九州之内，非《周官》职方所领。在要荒之外，固声教不及。元朔中，大将军卫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县。今灵州是赫连昌地，后魏置州。盖朔方之故墟，即匈奴之旧壤，僻介西鄙，悬绝诸华，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当边境谧宁，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饟馈无虞，犹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自胡雏作梗，边邑屡惊，杂虏为其胁从，凶党因而昌炽。待之以爵赏，颇骄蹇而不恭；讨之以甲兵，又遁逃而无获。凡有赢粮之役，必兴狙击之谋。每至灵武转输，大须发卒防援。离去内地，皆无斗心，经涉畏途，皆有菜色。自曹光实、白守荣、马绍忠及王荣之败，资粮扉屦，所失最多，将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谷输帛，偿以数倍之价，复于积石之孤壤，别筑清远之一城。边民绎骚，国帑匮乏，既不能制黠虏之死命，又不能救灵武之急难。数年之间，凶党逾盛。灵武危堞，岿然仅存；河外五城，继闻陷没。但坚壁清野，坐食糗粮；闭垒枕戈，茍度朝夕。且使贼迁横行沙漠，俶扰疆陲，击列镇之戍兵，侵属国之蕃部。虽有警急，无候望而得知；纵或凭陵，但缮完而自保。未尝出一兵、驰一骑，敢与虏捔。此灵武之存，无益明矣。平津所言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正谓今日也。臣以为存之有大害，弃之有大利。且如国家募人入粟，偿以十倍之直；发卒转饷，涉兹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驱民于死地者也。今或弃之，即可以岁省戍卒，分守内郡。一卒之费，可给十夫。国家无飞刍挽粟之劳，士卒免暴露流离之苦。必谓废之，即亏失土地，伤损威重。且如尧、舜、夏禹，圣之盛者也，地不过数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门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太原，而颂声并作，号为至治。及秦、汉拓土，穷兵远略，虽疆理益广，而干戈日寻，府库之资财屡空，生灵之肝脑涂地，校功比德，岂可同年而语哉！夫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蚁壤不塞，将漏山河。今灵武之存，为害甚于蝮蛇；供馈之费，为蠹逾于蚁壤。无鸿毛之益，有泰山之损。岂可忽远大之略，徇悠悠之谈！昔西汉贾捐之尝建议弃朱崖，当时公卿，亦有异论，元帝能排众多之说，奋独见之明，下诏废之，人颂其德。元帝之意，宁欲自弃其地？当其内属为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称兵搆乱，岂可劳民而征戍？故其诏书曰：「议者以弃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时变，即忧万民；万民之饥饿，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为正与今日灵武之事相类。当羌夷宁谧，靡有寇孽，可以存而勿论；及劳师费财，无益保障，固宜废而不举，何足以伤威重而贻羞辱哉！必以失地为言，即燕蓟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为？议者又以西北诸蕃，戎马是产，资其控制，以通贸易；环、庆诸州，内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惊骚。此又迂阔之甚！且戎人为利所诱，故互市于边关；蕃部之族自强，故能庇其种类。必来寇其环、庆，固无隔于藩篱。百雉危城，千里悬隔，自救不暇，岂及于它？议者又以其田沃饶，有汉陂之利，恐贼迁因而播种，益以富强。况戎人但以攻剽为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陇之外，弃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万井，西汉屯田之所，疆畔犹存，傥事力耕，可以积谷，何必独耕灵武，乃能足食？若灵武于贼有大利，即是必争之地，当朝夕攻取，岂至于今？皆为孟浪之谈，殊非经久之计。况又岁有调发，动致敚攘。借寇兵而赍盗粮，竭民力而耗国用，为患之大，无出于斯。虽庸人竖子，亦知其可弃也。然自清远沦陷，斥候不通，孤城之人，如釜中之鱼跃，黠虏之势，若昆山之火炎。朝廷必欲弃之，虽牙璋徵兵，灵旗直指，约赍深入，执殳前驱，鼓行贼中，传于城下，然后合其将卒，迁其人民，隳城复隍，塞井夷灶，乃为弃也。臣伏料国家物力尚屈，未暇此行，虽曰弃之，亦空言耳。今一城生齿，正在焚溺之中，咸必死以是忧，欲自脱而无路。若陛下慎选单介，间道而行，赍持诏书，宣布王命，令其尽焚卢舍，自拔而归，丁壮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负。古称归师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当此之时，人百其勇，临难思免，其锋莫当。国家又须申命偏师，扬言出塞，军声既振，贼势自分。即灵州东迁之民，不虞邀击之患，虽有剽劫，易为枝梧。且国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财用，岂可以骁果之旅，委以饿虎之蹊，府藏之实，填于卢山之壑？今若弃去灵武，退守环庆，卒免流于绝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馈不出于郊圻，恩德自沦于骨髓。民力不竭，士气益扬，何敌不摧？何戎不克？恭惟陛下欲康宇县，虑困生灵，求必当之谋，思酌中之论。臣以灵州之废置，计无出于此，望陛下采之而已。陛下又愤兹黠虏，思欲剪除。臣以为不可黩武以穷兵，止可伐谋而制胜。臣窃料贼迁睢盱边塞之外，倔强沙漠之中，胁制诸羌，啸聚不逞，无耕农之业，无蚕织之工。为鼠窃之谋，以资衣食；聚乌合之众，以扰塞垣。致蕃夷之服从，用凶威而驱迫，非有厚利，能诱其人？朝廷今废弃灵州，每岁更无馈运，绝其觊望，何所窥图？此困贼迁之一也。平夏之西，池盐斯在，先是贸易粟麦，用资糇粮。今条禁甚严，法网尤密，无敢踰越，渐致携离，此困贼迁之二也。严敕疆吏，谨奉国经，辨其非常，禁其阑出，使竹头木屑不遂其求，狗盗鸡鸣无施其巧，游魂空碛，坐抵困穷，此困贼迁之三也。然须精选锐师，分守边地，慎择名将，授之庙谋。训练骁雄，提防侵轶，险其走集，明其侦候。茍鸱张而豕突，必烽举以燧燔，并力剪除，分路驱逐。如秦人之鹿，犄角以攻；譬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蕞尔凶丑，坐致灭亡。臣窃见太祖朝命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二人所统之兵，才五六千而已，阃外之事，一以付之，军市之租，不从中覆，用能士卒效命，羌夷畏威，朝廷无旰食之忧，疆埸无羽书之警。臣欲望陛下于武臣中选有将帅之才、知边鄙之事者三数人，分布诸郡，各量其所将兵多少付之。除廪禄之外，赐与一大县租赋，恣其犒设；令开幕府，辟召髦俊，为之僚佐，咨以策略。勇智之士，禀其指踪之用；军旅之政，许以便宜而行。傥贼迁侵边郡军戍，扰内属蕃部，并唇齿相援，腹背夹攻。或战马正肥，戎士思奋，即徵发内属讨虏之羌，俘获之馀，尽分麾下。且戎人利于降附，盖迫凶渠。傥挠之以劲兵，示之以大信，怀荒振远，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购酋豪，悬爵秩以宠降附，明立赏格，厚答战功，即贼迁之腹心，稍稍奔溃，亲离众叛，事去运乖，茕茕独行，谁与为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与大邦为雠哉！陛下若欲成谋庙堂，功在漏刻。臣以为此虏方黠，其财犹丰，腥膻之群，如臂使指，未可以岁月破也。直须废弃灵州，退保环、庆，然后以计困之耳。如臣之策，祗得三两骁将，付以一二万精卒，以数县租赋给其用度，令分守边郡，贼迁可以计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无事矣。臣从事儒学，岂知军旅，耳剽日久，心知其然，辄罄謏闻，仰祇清问。谈不稽古，词非据经。进思尽忠，盖事君之无隐；谋或可用，岂以人而废言！干冒宸严，臣无任云云。

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牙校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禀成算，出师禦寇，所向有功。自此以来，兵不复振。近岁恩倖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禦侮平患，何望于兹？然乘边鄙无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领，鸠集士众，士不素练，固难指踪，将未得人，岂免屡易？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且亲旧、恩倖已任军职者，便当为将，兵谋战法素不知晓，一旦付千万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亲旧、恩倖之弊也。臣谓守方镇者无数更易，管军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审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杨崇勋、李昭亮辈恩倖之人，尚在边任，宜速别选人代之。此臣所陈救弊之端也。方今边备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驭将帅。古帝王以恩威驭将帅于内，将帅以赏罚驭士卒于外，故军政行而战功集。乾德中，诏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皇帝著煖帽，被貂裘，御讲武殿毡幄，顾左右曰：「今日此中寒不能御，况伐蜀将士乎」？却脱所服裘帽，遣中使驰骑往赐全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汉琼、田钦祚等讨江南，召彬立于前，汉琼等立于后，授匣剑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得以专戮之」。汉琼等股栗而退，此驭以威也。今命将帅，必先疑贰，非近倖不信，非姻旧不委。锡与金帛巨万而心无感悦者，以例所当得也。盖向来锡与，一皆用例。如举兵之际，须特出非常，然后可以动其心也。又陜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军政必相参，谋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则我否，上行则下戾。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也。请自今命将，去疑贰，推恩意，舍其小节，责以大效，爵赏威刑，皆得便宜从事。偏裨而下，有不听令者，以军法论。至于筦榷赋税，府库之物，皆得而用之。如太祖监方镇过盛，虽朘削武臣之权，然边将一时赏罚及用财集事，则皆听其自专，有功则必赏，有败则必诛，此所谓驭将之道也。其二曰复土兵。今河北河东强壮、陜西弓箭手之属，盖土兵遗制也。且戎居苦寒沙碛之地，恶衣菲食，好驰善射。自古御寇，非此不可。然河北乡兵，其废已久，陜西土兵，屡为贼破，其存者十无二三。臣以谓河北、河东强壮，除已诏近臣详定法制外，每因阅习，则视其人武力兵技之优劣，又择其家丁夫之壮者以代老弱，每乡为军。其才能绝类者，籍记其名姓而递补之。陜西蕃落弓箭手，贪召募钱物，利月入粮俸，多就黥刺，混为营兵。今宜优复田畴，安其庐舍，使力耕死战，世为边用，则可以减屯戍而省供馈，为不易之利。内地州县，增置弓手，亦当约如乡军之法而阅试之。其三曰训营卒。太祖朝，下令诸军食无肉，衣无帛，营舍之门有鬻酒肴者则逐去之，士卒服缯䌽者则笞责之。异时披甲铠、冒风霜，攻苦服劳，无不一以当百。今营卒骄惰，临敌无勇，此殆素所资用之过也。旧例三年转员，谓之落权正授者，虽未能易此制，即不须一例使为部署、钤辖，且于其间择实有材勇可任将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诡状，造之不精，且不适用，虚费民力。宜按八阵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时教习。使启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势，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队长，则斩一队」。何患众不为用乎？其四曰制外域。今远蕃荡然与中国通，北方诸国则臣契丹，其西诸国则臣元昊，而西、北合从，以掎角中国之势。就使西戎来服，不免与之重贿，是朝廷岁遗二敌，不可胜计。古之备边，西则金城、上郡，北则云中、雁门。今自沧之秦，绵亘数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独恃州县镇戍耳。凡岁所供赡，又不下数千万。以天下岁入之数，才可取足，而一谷不熟，则或至狼狈也。契丹近岁兼用燕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国之患也。宜度西戎诸国如沙州、唂厮啰、明珠、灭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处，皆旧通中国，今为二敌隔绝，可募人往使，诱之来朝。如此，则二敌必憾于诸国矣。敌憾则为备，备则势分，此中国之利也。其五曰绥蕃部。且属户者，边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丰州，皆戎人内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抚驭乖方，比为强敌胁从，而塞上诸州，藐焉孤垒，蕃部既坏，土兵亦衰，恐未有破敌之期。请令陜西诸路缘边知州军皆带安抚蕃部之名，多设方略，务在招集，财赋法令，得以自专，择其族盛而有劳者以为酋帅，如河东折氏比，庶可为吾藩篱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出师旅，居则有行人觇国，战则有前茅虑无，其审谨若此。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阳，李谦溥守隰州，李继筠镇昭义，赵赞领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筦榷之利，悉输军中，仍听贸易，而免其征税，召募勇士以为牙爪。故边臣富于财，得以养死力为间谍，外蕃情状，无不预知者。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善用将帅，精于觇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遗不过数千钱，但略涉境上，盗听传言，塞命而已，故敌情贼状与夫山川、道路险易之利势，绝而莫通。夫蹈不测之戎，入万死之地，觇伺微密，探索机会，非有重赂厚赏，孰肯自效乎？愿鉴艺祖任将帅之制，边城财用一切委之，专使养勇士为爪牙，而临战自卫，无杀将之辱；募死力为觇候，而坐知敌来，免陷兵之耻也。

臣窃观祖宗故事，郭进戍西山，董遵晦、姚内斌守环庆，与彊寇对垒十馀年，未尝有转官之宠。盖谨重名器，必须平寇难，静边隅，然后俾之迁授。今李珣等无尺寸裨补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谓陛下忽祖宗谨重名器之训，开亲戚侥倖之门，曲缘私恩，轻用王爵。后有捍寇立功者，复以何官而赏之？是以不敢命词。

右，臣等伏睹庆历元年南郊赦书节文：「委史院检阅国朝将帅有威名勋业者，寻访子孙录用」。风闻史院已具检勘姓名闻奏，至今未见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国家大信。度必难行之事，则不当轻言；若已布告天下，则不可失信。况此一节，自是当今合行之事。必虑将家子孙例多不肖，则宜于寻访之时，便责州郡察其行止，无大过恶者乃得以闻。今旧将名在史官能应赦书所求者有几？若更去其不肖者不用，则推恩所及，不过一二十人耳，不至滥行恩赏。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国家大信。臣等伏见故庆州刺史姚内斌有孙光弼，好学有行止，能记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载名将用兵取胜之术，比于累年所试方略滥进之人，不可同类，若蒙擢用，必有所为。伏乞举行赦书，特赐召试，仍下所居州县邻里考其行实，参验而行。其馀将家，亦乞遍行寻访。臣等职在谏诤，当补阙遗。见国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弃而未用者，皆当论列。臣等又睹赦书节文云：「本房子孙，与班行安排。如实有胆勇谋略者，仍与边上任使」。详此，虽无材艺者，亦预推恩也。今光弼据其学识，况有可采，臣等所陈，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与一试，上以全国家大信，下可收遗逸之人。伏望圣慈，特赐施行。取进止。

臣闻古者兵出于农，故三时耕稼，一时阅武。其于四时蒐田，则又率之从事。然则农之用力于兵，以少言之，岁当两月。计其大概，则今之专力之兵一，当古之兼农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其馀夫以为羡卒。周有天下，诸侯之国千有八百，以中数率之，通有兵二万五千，为兵四千五百万，而羡卒未在其数。以今之兵一当其六，今有兵百万，为八、十倍少于古。以迹言之，其专力、兼农之势固异；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费人之财，今可谓省矣。古者兵出于农，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国无预焉；今兵出于国，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民无预焉。此今之兵又于民为便者也。秦既开阡陌，而亦兵出于民，其干戈屡动，则至于发闾左之戍。魏汉而下，亦皆以民为兵，其转徙杀戮之祸尝甚矣。至于后周、隋、唐修列府卫，而兵复近古。天宝以后，彍骑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后，纲纪失序，天子之势屈于方镇之兵，方镇之势屈于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将之废置出于兵。至于五代，而国之废置出于兵。兵之祸天下，未有甚于此也。宋兴，拨乱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归之轨道；内操师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恶子，非䲡之以刑，而自列于行伍；非驱之以暴，而自就于绳墨。以镇城邑，以戍疆埸。非独为朝廷之用，其于天下之良民，得以乐职而安业者，实赖其力。况又其费少于古，其便多于民，近世以来，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众虑之表，起百职之废，其于常武，尤属圣心。今连营之士，训练精锐；武库之兵，缮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诚不自揆，计今之事，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庶几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则用李汉超于关南、马仁瑀于瀛州、韩令坤于常山、贺惟忠于易州、何继筠于棣州；其禦太原，则用郭进于西山、李谦溥于隰州、李继勋于昭义；其备西戎，则用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环州、王彦升于原州、冯继业于灵州。大抵如内斌、遵诲之兵，率不过五六千人，皆责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锐，兵之工巧，无以复加矣，在乎得人，属之统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战守之责，陛下明考核、信赏罚，以驭之而已。以此制胜，则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窃以古者百里之地，为千乘之国，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众，虽不必尽如古制，然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诸路之兵，各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于防逻，常患不足。万一有追胥讨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盖患于救援之不继。至于廖恩之鼠窃，而能稽诛于时月者，盖由追讨之兵不足。恩已自归，而所遣北兵，犹在道路。则东南之寡弱，盖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纲理天下，无所不备。其于东南之兵，计今之宜，虽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缓急足用，以销奸萌，除患于未然，亦治体之所宜及。臣故以谓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区区忧国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择，取进止。

唐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兵，不过三数万人，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之叛，驱市人以战贼。德宗蒙尘，扈驾者四百馀骑。甲兵皆散在郡国，自河朔三镇不统于京师，馀可举者，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而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万人。五代之际，四方割裂，以区区中州之地，晋汉之兵尝至于数十万人，养之既费，教与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国兵制始修列焉。宋兴，太祖监前世之敝，益修教习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于边鄙，务在择用将帅，以折冲一方之难。故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二人所领之兵，才五六千而已。当是之时，举中国之兵，才十六万人，平五强国，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刘继元，驾前之兵盖十馀万，兵之稍稍益广自是矣。其后曹彬之败祁沟关也，在行之兵实二十万。既而杨业败于陈家谷口，刘廷让败于君子馆，全军殁焉。士卒前后战死，沿边疮痍之兵不满万计，皆无斗志。河朔震摇，悉科乡民为兵以守城。咸平之间，又集近京诸州丁壮以为兵，而西北边臣犹请益兵不已。张齐贤请调江淮丁壮八万以益西师，天子忧之，谓吕蒙正曰：「方事之警急，升卫亦可抽减，其如卫兵，数亦不足」。蒙正复请取河南丁壮以益兵，天子难其言，然不得已而卒听焉。其后又请济师不已，遂令刘承圭取环庆诸州役兵，升为禁兵，号振武军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广矣。天子延见近臣，屡叹兵数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减兵之意。尝曰：虽议者恐其动众，亦当断在必行。然群臣莫能承上意焉。

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每朝必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尝令为郭进治第，悉用𤭁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进控扼西山十馀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趣作无复言。此可谓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诲于仇雠，取姚内斌于俘虏，皆用之不惑。郭进在西山，尝有军校讼其不法。上曰：「进驭下严，是必罪人惧进法，欲诬进以自免也」。使中人执以赐进，令诘而杀之。此可谓厚之以诚矣。西北边军市之租，多赐诸将，不问出入，往往赏赉又辄以千万。李汉超守关南，属州钱七八万贯，悉以给与，又加赐赉。汉超犹私贩榷场，规免商算。有以事闻者，上即诏汉超私物所在，悉免关征。故边将皆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閒足以得敌情，以居则安，以动则胜，此可谓富之以财矣。李汉超、郭进皆终于观察使，所居不过巡检使之名，终不以大将处之，然皆得以便宜从事。郭进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等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进所至，兵未尝小衄，此可谓小其名而崇其势矣。王彦升之好勇，冯继业之自伐，然用彦升守原州，继业守灵州，皆边境以安，此可谓略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继筠屯棣州二十馀年，董遵诲屯通远军四十年，其馀皆不减十馀年，边境赖之，此可谓久其官而责其成矣。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养之以关市之租，则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挠其权，则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略其过则材能进，久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将之术，不易于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防北虏。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禦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守灵武，以备西戎。如姚内斌、董遵诲之徒，所领不过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戎狄。当此之时，建隆元年六月，诛李重进，收潞州。十一月，诛李筠，收扬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内则吴越、闽海岁奉贡职，外则交州丁琏、高丽王胄请吏向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数至于阙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忧，盖太祖用将之术如此，故养士少而蓄力多，操术简而收功博也。

臣伏见陛下深以戎狄为念，而治边防、储军实，临朝慨然思古之将帅，至亲撰文以祭前朝大将之有功者。垂老降虏，赐之服章，延见访逮。以此见陛下之于夷狄，怀不平之愤，而欲上为列圣摅之于无穷也。臣窃不自料，谨上治边之略，伏惟留神采择。国家与虏和好，六七十年，虽时有邀求，或小侵嫚，然未尝敢顿隳信誓，深入大扰，边民白首不见兵革。朝廷虽岁捐金缯，厚礼重币，以结其欢心，然吾之元元得父子相保，以养其家，不至于暴露流离、肝脑涂地者，列圣之赐也。其贿益厚，其势益骄，其弊终至于用武，何也？与者倦而其取无厌，约既久则其终必弊，则其至于用武也，岂得已哉！《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茍不得已则军储不可以不实，边防不可以不修，将不可以不择，卒不可以不练。吾之粮械既已备足，戎人守信誓，谨疆埸，则吾固待之如初；若大有所求，违约妄作，或举重兵以临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则以战以守，惟上所令。臣虽未尝至边州，以臣之所闻见，切恐今日之将卒器械粮廪，未可以与虏角也。臣闻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享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选车千三百乘，骑万二千匹，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襜褴，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委任边将，必若赵之于李牧可也。太祖皇帝神武圣谟，烛知边事，故关南用李汉超、瀛州用马仁瑀、常山用韩令坤、易州用贺惟忠、棣州用何继筠、延州用赵赞、庆州用姚内斌、环州用董遵诲、原州用王彦升、灵州用冯继业，远者至二十年，近者亦不减十馀岁。其家留京师者，抚恤之甚厚。郡中筦搉之利，悉以与之，恣其市易，免所过征税，令募骁勇，以为爪牙。每来朝，必召对、赐坐、饮食之；其还也，厚加赐赉。故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通知蕃人情状。敌将入寇，我已先知，设伏掩击，多能以寡胜众，以至平蜀、取荆，下岭表，收江南。二十年间，用兵四方，而不以西北为虑者，诸将守边之力也。臣以谓才能策略若此十数人者，不乏于世，顾所以委任责成之道何如耳。诚能讲求择将之方，于诸州要处试而用之。其才果可任也，则付之一州，以便宜从事。地可垦辟，听招土兵；卒可选用，听其废置；财可聚散，听其出入；间谍往来，听其自便。率岁来朝，燕见加礼，使君臣之际洞见心腑，则将输其忠，士尽其力。是被边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则寇之进退，常在中国。至于无厌之邀求，无故之侵侮，彼将望风而自沮矣，孰敢赴汤蹈火以取糜烂者哉！夫以衰周之诸侯，唐室之藩镇，皆以一国或数州之地，外抗夷狄，内拒天子。盖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敌大；委任责成者，能以寡胜众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鳃鳃然尝有夷狄之患，用人不专而间说者众，不假人以权，而朝廷自任责故也。臣闻治天下者譬之养身，身之血气不可偏有所养，养血以胜气，养气以胜血，皆以致疾而害其身。文武之为用，亦何以异此。国家自西师讲和以来，天下以兵为讳，武事之不讲也久矣。陛下天锡勇智，兼用文武，方将大拯天下之弊，以为宗庙无穷计虑，则夫备边选将之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陛下日新盛德，听用贤俊，收采众策，以期成功，天下幸甚！

熙宁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苏辙谨冒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官至疏贱，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窃自惟，虽其势不当进言，至于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识忌讳得罪于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议，使臣得不遂弃于世。臣之感激，思有以报，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将大有为以济斯世，而臣材力驽下，无以自效，窃听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茍惩创前事，不复以闻，则其思报之诚，没世而不能自达，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臣闻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书》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务先从事于高远，不知其不可得也。《诗》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则田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远人而德不足，则心劳而无获，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则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馀，而甫田可启矣；欲来远人，则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远人自至矣。茍由其道，其势可以自得；茍不由其道，虽强求而不获也。臣愚不肖，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而窃观陛下施设之万一。以为所当先者，失在于不为；而所当后者，失在于太早。然臣非敢以为信然也，特其所见有近于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庶政，聪明睿智，博达宏辩，文足以经治，武足以制断，重之以勤劳，加之以恭俭。凡古之帝王，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纵之姿，济之以求治之心，施之于事，宜无为而不成，无欲而不遂。今也为国历年于兹，而治不加进，天下之弊日益于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灾变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涌沸，人民流离，灾火继作，历月移时而其变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以为湟中谷斛八钱，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由是观之，茍无其财，虽有圣贤不能自致于跬步；茍有其财，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顷以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建用兵之策，招来横山之民，将夺其险阻，破坏其国而后已。方是之时，夏人残虐失众，横山之民厌苦思汉，而又乘其荐饥，茍加之以兵，此非计之失者也。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关中无终岁之储，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既而边臣失律，先事轻发，亦既入践其国，系虏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获其人而不敢臣，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其终卒致于废，黜谋臣而讲和好。夫陛下谋之于期年之前，而罢之于既发之后，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诚无财以缮其后尔。且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至于鞭笞四夷，臣服异类，是极治之馀功，而太平之粉饰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督转漕之吏，使备沿边三岁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然犹以为未也。何者？秘府之财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纾目前之患，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而不能自已也。盖善为国者不然，知财之最急，而万事赖焉，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馀力，车有馀量，然后可以涉涂泥而车不偾，登坂崄而马不踬。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如弊车羸马而引丘山之载，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崄，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可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冗吏之说曰：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后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后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县之职缺而取之于民，府寺之属缺而取之于郡县。出以为守令，人以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贯，一人去之，一人补之，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来，取人不由其官，士之来者无穷，而官有限极。于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坏，浸淫分散不复其旧。是以吏多于上，而士多于下，上下相窒。譬如决水于不流之泽，前者未尽，来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于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夺，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势之穷极遂至于此。夫人情纾则乐易，乐易则有所不为；窘则懑乱，懑乱则无所不至。今使众人相与皆出于隘，足履相蹑，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进，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茍将禁之，则莫如止来者而辟其隘。今也，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设崄于中涂而艰难之，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其说曰：凡今之所以至于不可胜数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轻为士。为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士之多不及于今世，而功则过之，无足怪者，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故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后，无实之士将不黜而自减。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盖将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则是以官徇人也。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后得之，数日而计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则其为政无所赖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壮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壮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而已，则曷为以累牛羊哉？苟诚以为有遗才焉，则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于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于朝，袭簪绶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于二府。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其说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详也，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何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臣以为不然，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则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今则不然，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于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当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于三司而后已。夫茍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于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于转运使欤？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于转运使，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以绝乱法之弊。茍三司犹可损也，而百司可见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谓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谤者也。今且将行之，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于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义；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义，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于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捐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于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减罢其举官，破坏其考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减于布衣之士哉？钧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者，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茍日增之吏渐以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之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茍其有罪，终身钧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岁终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于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得过误，适陷于深文者也。茍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于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于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边之兵，分隶堡障，战兵统于将帅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馀，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于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于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于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宋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馀，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䌽。夫百饼之茶，数束之䌽，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茍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于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于茶䌽则多，而三十万人之奉比于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于百万则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于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减之实。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于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损，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于事，恩穷而后迁则伤于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于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过于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于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以上皆养于县官，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于上。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于其祖，由祖而上至于百世，宜无所不爱。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茍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于天子，莫尊于天子之祖，而庙不加于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僚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于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夫自王而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有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亲而布之于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茍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茍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于四方，虽有末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于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强，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于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溯汴而上，以石计者至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于舟楫，州郡之卒弊于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它物，米之至京师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愿更为之法，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欺盗败失者，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不求官直，盖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较者，得其赢以自润。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为军大将。以此推之，宜有应募者。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夫物有常数，取之于南则不足于北，舍之于东则有馀于西，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买之，其始不免于贵。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赴之者众则将反于贱。致贱必以贵，致贵必以贱，此亦必然之数也。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必将有可用者，然后举而从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富国有道，无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贫之源也。从其可恤而收之，无所不收，则其所存者广矣；从其无足恤而弃之，无所不至，则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富而顾区区之用，此有司之职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说之行于天下，数百年于兹矣，故天下之费其可已者常多于旧。臣不敢远引前世，请言近岁之事。自嘉祐以来，圣人迭兴，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迁其官，天下郡守职司再补其亲戚。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百役并作，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于百官。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定，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给，而宗室之丧不俟岁月而葬。臣以此观之，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臣诚知事之既往，无可为者。然茍自今从其可恤而收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为是三冗之说以献。伏惟陛下思深谋远，听断详尽，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瞩，臣之所陈何足言者？然臣愚以为茍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于其官而后责其成绩。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则皇皇而不乐。今虽不能使之尽久，然至于诸道之职司，三司之官吏，沿边之将佐，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开其源者不见其流，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诚择人而用之，使与二府皆久于其官，人知不得茍免而思长久之计，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为此犹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事茍不出于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岁终而无过，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得罪者必将多于其旧，然则天下之口纷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当，众将群指以罪。法一不当不能动，不幸而至于再三，虽上之人亦将不免于惑。众人非之于下，而朝廷疑之于上，攻之者众而持之者不坚，则法从此败矣。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者，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则不在此。茍陛下诚以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于中道，如此而后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举天下之众惟所用之，以攻则取，以守则固。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宥之则为汉文帝，不宥则为唐太宗，伸缩进退，无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胜愤懑，越次言事，雷霆之谴无所逃避。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书。

臣伏准诏，问戎人狡狯，未测其诚心。臣愚以为夷狄之情，自古无信。西夏自继迁以来，专事谲诈。惟朝廷御得其道，则诈无所施，或失其方，则骄而益肆。待遇之体，不可不审。然以臣观之，今日夏戎之情，略可见矣。羌人重于酬报，先帝举大兵径抵灵武，几入其国，而不能以数万人之众入塞为报。永乐诸将，寡谋败事，使北狄仅得以藉口。然自是王师深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国举兵之成功，盖未足以为虑。寇之无能为一也。自来开边进筑之始，寇必极力决争，乘其未坚，至于三四，不能得而后已。昨兰州之城，攘斥甚广，虽一再至争不能得。去岁冰合，遂不复来。城既益坚，寇望亦绝。此寇之无能为二也。比闻秉常极孱劣，梁氏既死，而秉常已亡，则内难未已，何暇外图？虽使秉常得存，亦不足畏。今数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诚欸者，盖茍欲观望迁延，不敢先发以示弱。以臣愚计，切闻夏使旦夕到阙，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问其来使：「今主上嗣登宝位，自大辽诸国皆遣使入贺，夏国是朝廷蕃臣，何故独不至」？以观其意，足以测其伪矣。又诏问，向者所得边地虽建立城寨，亦虑孤僻，不易应援。弃之则弱国威，守之则终恐戎人在念。臣以谓新收疆土，议者多言可弃。盖思之未熟也。诏旨以为弱国威，真庙算之远虑。然臣犹谓弃之不止弱国威而已，又有取侮于四夷之端焉，不可不审计也。况兰州西羌之地，本非夏国封境。又其君长尝受朝廷禄秩，元昊以来，方盗据其地。延、庆城寨则接近汉界，一旦举而弃之，未见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诏下本路，将会州一处更不攻取，其兰州及延、庆两路新建城寨，只据见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敌情，而为议和之计矣。议者不过谓戍兵少则不足以出战，多则无力以供馈。臣愚以绥、兰之地，皆并塞美田，增招民兵，垦以足食，则供馈之费省；专事守计，少存战兵，则骑兵可大减矣。其增招民兵，垦辟旷土，分守战之计，减供馈之费，如以为可，即乞下臣条析子细利害。又诏问，边计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愚以为今日边计，惟择将帅为先，转运使为次，其他施设皆可取办。伏闻国初西戎之患，多在环、庆。太祖皇帝择姚内斌、董遵诲二骁将以守二州，租赋之入，兵械之费，一切付之，而听其自为。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九州之力，奉边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费，禦戎而有馀。以此言之，守禦之方，在于得人而已。臣愚以陕西五路，宜择威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为之统帅，其次以为将佐。又择公正强明之臣，以为转运使副，俾各择其才能，以充其任使之属官。备边之城，专事守计。而出战救援之兵，蓄于内郡。平居则散而耕，寇至则聚而守。且为内郡之兵以援之，视寇入之多寡深浅，而必报之，无使其得志，亦不妄动以生事。守兵虽见大利，不得出战；战兵虽见大利，不得久在边。如此，则费省而易供，守坚而不堕其计矣。

臣闻天下之患，终在腹心，而始在边鄙，边鄙之患，轻在禦敌，而重在养兵。汉以匈奴，千里转饷，而天下困；唐以藩镇，耗竭国用，而人心离。则是今日养兵之弊，终为他日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察也。夫养兵所以制敌，将使边鄙安靖，而腹心受其赐也。今养之太冗，而处之无法，朘削腹心以供其费，而犹不足，虽能胜敌，无所用之，况不能胜者哉？虽然，边不可不防，兵不可不养。弊之甚者，则宜更之；患之大者，则宜消之。必使天下井牧其地，伍两其民，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是臣之愿也，未可遽行；如汉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为善法，而不能尽用。则今日养兵，终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疲弱失教之兵，置之极塞不毛之地，日耗贵直之粟，岁劳挽馈之力，寇小至，则不足与校，而强校之；寇大至，则不能以支，更求益兵，而申其致师之计。则是以有限之财，供无涯之费。非徒费也，又将起腹心大患，岂非危道之甚者邪？为今之计，亦可以回顾少思，而去其太甚者矣。臣谓今日之寨户，近于屯田；今日之义勇，近于府兵。如广募而精教之，以销禁兵之弊，一寨户之勇，过于禁兵十人；五义勇之费，不敌禁兵一人。以此校之，养兵大费，已省其半矣。臣又闻自古及今，有一国当一边，一州当一道者，禄赏自足，未闻取备于内也。秦汉之际，一燕一代自当匈奴。本朝之初，庆州姚内斌、雄州李允则自当一道。此无他，兵精而无冗食也，时使而不久戍也，岩险其垒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远饷也，广募土人以减禁旅也。寇不至，则吾戒疆吏，毋轻犯以致敌也；寇既来，则吾饬守将不与其幸胜也；寇将退，则吾度其盛衰，虽空垒以袭之可也；事既宁，则吾计曲直，虽益兵而报之亦可也。凡此者，虽非先王之法，不犹愈于今日之弊哉？以臣之愚，虽不足以权大事，欲望圣慈试以臣言参问边臣，许其极论是非覆奏。如以为非，则是边臣欺罔陛下，终不能销天下腹心之患。或以为是，则愿陛下不惮一时之劳，尽讲遗法，而行不三四年，国力民心庶可苏矣。臣无状，奉使挽馈为职，不能广谋财利，以应一切之急；而言及养兵之弊，人皆以臣为不善避嫌。独臣之愚，志安社稷，不忍缄默以自取容也。

负薪有廊庙之忧，固善矣，其如廊庙之耻何！曰：廊庙顾岂无忧哉？特与负薪异耳。且天下之患莫大于同乐而异忧，作《负薪对》。

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斥候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直抵京师城下。金贼非汉老上单于之比也，其兵亦无老上单于十四万之众也，彼时烽火照甘泉宫，望长安犹踰百里而远，今何为使我直有城下之师，犯孔子《春秋》之大禁？天其或者警惧汉文帝者犹浅与？负薪忧其九失而有三策。皇帝陛下初下亲征之诏，远近闻之，靡不思奋，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旧章也，今皇上真似之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位之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习五代之馀衅，自恃其兵为之勇，可称其山河之壮。太祖亲征，倍道兼行，其劳至于圣躬负石马上，使太行不得以为险。即日城破，筠投火以死。盖是举也，枢臣廷祚为太祖献策曰：「宜出师击之」。西京向拱曰：「陛下宜速济大河，历太行，稍缓之则使贼炽矣」。控鹤左厢都校马全义，亦于泽州城下进言曰：「缓之适足以资其奸便」。全义中矢，拔去，被血以先士卒，筠不得不与火俱灭之，速也。是岁九月，扬州李重进自谓周室之勋旧，继以叛闻。太祖亲征，复如李筠与火灰烬。筠则北结刘旻，重进亦南通李景，其祸心不浅。而不及掩耳于迅雷，则奈何。嗟夫，金贼之势逼于前日，而銮舆之出异于他日者，陛下无谋臣如廷祚、如拱，而将无如全义者乎！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天地为之威怒，风雷为之震击，跛者起而喑者呼，宁论女子童稚奋袂之勇哉？或曰：如陛下即位之初何！曰：陛下即位之初，孰如太祖当宋之为宋，方四月之初哉！或曰：论兵则我寡彼众。曰：战之胜负不在兵之众寡，而在将之能否。有古以来，不可胜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太祖在周时，以百骑却虏枭将高模翰之兵数万于瓦桥关之北，开宝初，太祖命田钦祚以兵三千于定州，背城以破虏六万。于时军中有三千打六万之谣，至今塞上儿童犹以此语为戏不忘也。借曰兵寡，岂无三千？背京师城而阵，当见人人如田将军也。关北百骑，则待陛下之临戎，复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乘六龙幸大名，北虏不及望天戈而大败遁去。越五年，御龙辔幸澶渊，北虏才及望天戈，不及战，自败而请和。是我不速于和，而既利则能久者也。于时上相毕士安开其谋，次相寇准坚其行，殿前高琼效控马渡河之力，皆赖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太祖再出征，真宗亦再出征，若其问罪河东，则太祖、太宗皆一出征，陛下不一出征乎？其失之一也。图功以威克爱者，政典也。政典者，军政之典也。治国之常道，则威与爱均也。方有事时，汉景不能诛晁错，则天子之威令不申，而晋室亡，六胡之乱已肇也。唐肃宗之威令不申，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不能平幽蓟。武宗之威令申，以石雄、张仲武为将，而足以讨泽潞。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亲征刘旻及契丹于上党，其爱将樊爱能、何徽败绩，世宗立取而斩之，将校股慄，思用命，而刘旻在太原亦为之破胆失据。世宗之师由是出无不胜，而四方僭叛相顾失色，中国之威一日而振，实为我有宋之驱除也。国家不幸有败国徼乱之臣，为万世之羞，非战将一日失律之比者，曰京、曰贯、曰黼、曰攸、曰（缺。）方金贼在城下时，宜枭以视之，又醢以赐之，因有诏敕曰：「此醢非他物也，为人臣而不忠者。不度事之利害，不虑国之安危，天命予一人戮之，凡食者诫焉无怠」。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舍此而不为，其失之二也。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适乃可服，古兵法之言也。唐高宗时，薛仁贵为苏定方讨贺鲁而言之，遂克成功。今国家于金贼曾不遣一介之使，问其所以来者何名也。彼素臣事契丹，乃一日灭契丹之国。自建隆以来，臣事我有宋，复一日举乌合之众顿于坚城之下，果何名哉？设如我与国也，玉帛初陈，车传未息，相与之新，当如是乎？无乃疆埸相侵乎？请责之疆埸之臣。否则将帅失信乎？请责之将帅之臣。今日果何名也邪？执事者既不责金贼之无名，又不名其所以为贼者，重可惜也。何则？自古兵之大禁，乘车深入则败，猖狂不制则亡，贪人金币则灭，有所恃而骄则众相残，淹时而兵老则下必图其主帅，金贼俱犯此五者，我取而歼焉可也，执事者似未之明也。苟不明乎此，则败亡反在中国矣，可不念乎？金贼之君不知何人，恐非冒顿之暴勇、颉利之狡谋可与为比也。其谋臣郭药师者，唯能与我阉贯为谋，而贪墨无耻如中行、说辈，借以资其身取富贵耳，恐亦不可比禄东赞之辞婚，可以动唐太宗，尚结赞之狂谋，几能擒浑瑊。如郭药师者，使得一粗晓边情部队将说之，不过一二言而唾叱之矣，刑馀而又责之贯，实在部队将之下者也。大抵不知其君则视其将，不知其众则视其国，不知贫富则视其器械，不知其所为则视其所好。金贼之将如郭药师，则其君可知也。其国之东西几何，南北又几何，朝臣高丽，暮臣契丹，介于奚霫、室韦、靼达之间，实彼群族帐之所贱者。今亟兴师乘马而南，则其众可知也。器械必资铜铁竹箭胶漆之上品，举非彼之所产，宜其窳顿不刚，惟中国之器是求，则其贫富可知也。金贼之嗜好，大在金币子女，细及耳目玩物，则其所为可知也。凡百亡国灭身之具，何其备邪！昔侯景所与同恶，无非驽才，其党自叹曰：「乖僻至是，安得不败」？金贼似景，皆暴起而灭必速也。苟明乎此，则何惮而不取以歼焉？既此之不明，其失之三也。金贼不避利，求割地以河为界，执事者不尽河以赐之，姑赐高阳府、中山府、太原府暨其郡县，无虑名城将百数，自以为有谋也。不知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孰敢以寸土不在王会图哉？高阳、中山者，我太祖、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艰难而得之者，乃一日谈笑而弃之邪？太原则太祖、太宗相继亲征，冒矢石甚于河北，其艰难则久于河北，真宗自谓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顾弗重邪？又忍如堕甑而弃之邪？执事不可，重谕之曰：彼初称女真时，在我太祖朝尝盗我白沙塞三马，适尔贡马之使在阙下，太祖命执之不遣佥年，渤海之使为女真以表谢过则释之。其在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睥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贼其何厌，敢肆求黄金重币，不知其几何，但闻国家府库空竭，下捃于公卿大夫士家，细不遗乎闾里民庶，其上逮宫帏供奉之器，则苟有人心者，不忍言也。方唐吐蕃纵横凌轹时，入京城劫掠黄金，则必有之，亦不闻明言求金于王城也。其在盐州、夏州者，则尝求金矣，是吐蕃施于盐州、夏州者，金贼傲侮于京城也，不已甚乎！执事者何不谕之曰：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也，国家于经费之外，未尝敢以一毫赏无功也。且国家初未尝相聚歛之臣，亦无事于府库之富也，安得有金以满溪壑之欲哉！在我国家之初，女真岁以市马于中国而资富，其后女真服事契丹，则中国但知有契丹之马，而不知有女真之马也。女真之名马遂亦绝种，得非天以其马畀中国而不畀契丹乎？女真又安得而私邪？以故不逞而南，唯以无马为恨，涂路剽掠而未知已也。彼穷饿不得吾市之金，乃无名之求邪？夷狄皆贪而多诈，唯女真之贪而多诈，高丽犹贱之，雍熙间尝为吾使者诉之也。以黄金弃之溪壑，此其失之五也。《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诛盟，中国诸侯之盟固在所诛，况以中国盟夷狄乎？又况以王人与盟乎？隐二年，唐之盟鲁，与戎盟也，此《春秋》始隐之一端也。僖八年，洮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与盟也，此《春秋》责齐晋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于盟，盟而不已至于质子，则又《春秋》之所不诛也。在汉唐时，但闻夷狄有质子于中国，不闻中国有质子于夷狄，礼则然也。金贼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质子，苟有明《春秋》之大臣，则其责当如何，无乃失中国之所以尊者乎！彼如有求质子而及亲王也，何不谕之曰：亲王者，上皇之子也，陛下方如尧亲九族，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如质陛下之子，则方就外傅，未任武部之事邪。彼虽犬羊，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亲也，闻此言，恐亦耸然自失矣。又如求质宰相，则当谕之曰：宰相者，陛下之股肱也，何可一日不相与以成一体乎？邦昌者，虽不知为何等人，既命之为宰相，则当待之以宰相也。彼亦号有君臣，则宜知宰相之重矣，亦闻此言而得安乎？虽然，质固何有哉？曹公因韩浩私吕布，不顾夏侯敦之被质，著令有持质者皆并击弗顾，由是劫质者遂绝，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国也。中国不得其所以为尊者，其失之六也。然金贼一日得吾瀛、定、并门重镇，未必能为其强；其得吾金币无虑数十万，未必能为其富。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唯有一事大可惧者，又特遗之以谋臣也，遂将使此小丑得以其强者为强，富者为富，可不惧乎？国家以契丹归朝官悉遣归于此小丑，无乃执事者未之思乎？盖此色人布满州郡，无虑万数，远者十数年，近者三四年，且尝预官联，临局务，亦有喜读书，通吏事者。其便弓马多膂力，喜战斗，则又其性习然也。且其中国之事体人物，靡有不知其孰强孰弱，孰能孰否，与夫道里孰远孰近，孰险孰易，皆得以为此贼之谋，其害一也。此色人在中州，初颇喜自陈其高曾之家世，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曰此郡县者吾坟墓犹存也。幸今复为王民，亦颇买田种艺，与人家婚姻，其意不浅矣。亦颇有惜中国不用贤，多遗才，为司马公而叹息者。今一旦阻其慕王风之心，投之于犬羊猪彘之群，则以其苦心为彼蘖谋，其害二也。且彼与金贼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或当南北战斗时，兵刃相残之酷者。今又一旦快彼贼心，其害三也。彼携老幼恸哭，驾胡车弯弓露刃而行，籍籍道路间，言曰：「投彼死尔，孰若死在此」？以故所过之处，闭户避之，既宿而去，则居者相贺。如其为彼用也，亦可虑哉，其害四也。金贼陆梁于城下时，此辈亦有请质妻孥，愿与之格斗者。庙堂之谋曾不知出此，而州县固不敢上闻矣。此一大便而资以为彼小丑之用，其害五也。彼归自契丹，而乃复归之于金贼，不知为何名也。无乃示怯于金贼者过甚乎？其害六也。使彼顾盼之间，禠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态度，弱者羞恧，强者怨恨，道路为之咨嗟，非王者无外之度，非天无不覆之美，其害七也。明有此七害，而议者不过曰：庙堂有徙戎之论，为日久矣，适此时而徙之，不贻中国他日之害也。复请之曰：如可徙也，岂无异日？执事者幸少待之，徙之金贼，孰若待我国家庙堂之议成，复疆理幽蓟之旧土，使彼复有仕于彼乎？且诸葛亮于南蛮四郡，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借此万馀人皆无所知解，直以增彼驰突之数，固亦不可。彼小族实难得生齿，所以汲汲是求也。昔朱克融辈方饥寒于京师时，从宰相乞一饱之日而不可得，安知复有幽燕故巢，不忝其祖滔之风，终为唐室之害哉？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诏书，复存之于中国，其失之七也。此贼蚁聚于城下时，大臣不知画谋，不知一日纵敌，百世为害，战士不肯尽力，留贼以累君父。圉人养虎自贻害，不胜责也。传曰：「无伏节死难之臣，孔子伤焉」。可不信乎！设不能有钟鼓举而歼之，尚可震而逼之，合而围之，使鸟不得渡，马不得嘶，此贼不忿而相搏以死，则无食而饿死矣。奈何既不得攻，又不得围，纵其游骑散卒，或百或十，朝出而残一邑，又明日出而残一邑。王畿根本之地，富室最多，适足以资其流血成沟也。王畿荡灭将尽，遂及辅郡诸县镇，走官吏如鸡犬，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然非金贼残之也，实官军残之也。方贼入一邑时，未闻官军一人袭而来救，咸谓彼出不意，而我适不为之备也。以故知阉贯前日臧底河之败，士卒死者十万，不减永洛之酷，朝廷莫得而闻也。贯蹙，熙河经略使刘法出师，为西贼掩而杀之，如携童稚，朝廷受百官班，贺西师之捷也。近而刘延庆于雄州北僵尸百馀里，而弃金帛军实于乱尸之中，不可称数。并取雄州弓手，天下称为枭勇，而契丹素所畏者，贯悉杀之，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庆，而贯寻封王矣。法制之兵当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国家征兵于方镇而未至也，前与之和矣，曰城下之盟，有以国败，不能从也，是《春秋》之法也，敢不守而行之？韩信之伐齐，先有郦食其与齐和矣；李靖之灭颉利，唐俭深入虏庭而和矣；薛仁贵之取九姓，先受其降，而知降者伪，则不若悉坑之之威也。是皆《春秋》之法也，何独古人以制胜，今则失之，无乃天下之士恶言孔子《春秋》之弊乎？虽然，征兵于方镇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何也？汉陈豨反于代，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高祖乃躬选壮士于邯郸，盖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唐代宗有吐蕃、党项京师之危，诏诸道兵，四十日无一人入关者，吐蕃、党项虽为天下所嫉，而程元振、李辅国凶阉之不君，复为天下之所忌也。天下岂不曰元振、辅国者，吾家之吐蕃党项也？塞上之吐蕃、党项，吾力可及，而吾家之吐蕃、党项，吾力之不可及也。今阉贯之凶燄出元振、辅国上，既未枭而醢之，尤为天下之所忌也，然实因兵制驱之而然者，何则？兵在州郡，则兵驯而州郡重；兵专命将则兵骄而州郡轻，盖将重则州郡不得不轻，将骄则兵不得不骄。惟州郡轻则帅府轻，帅府轻则京师轻，此天下之势也。祖宗之兵寓于州郡，命其守臣曰知州军，以某军重某州也，其将则州都监是也。州郡都监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谨，则其兵无自肆也，此祖宗之兵制也。开宝之兵三十七万，是谓必胜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万，是谓威武之兵。天禧之兵九十一万，是谓太平之世保大之兵。庆历之兵一百二十五万，是谓昊贼之后应变之兵。皆以根抵京师，而枝干四方，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损于一日也。乃有大臣喜变更祖宗之法度，兵制亦不得而存，合数州之兵以为一将，将重而州郡轻矣。州虽有兵之营幕而窘于月食时衣，其号令之所加，进退之所系，则在将而不在守臣，以都监而领剩员，厢军之外，不知将司一事也。将兵视州民如胡越，将官待守臣如寇雠，又有大可惧者。幸宗庙社稷之灵，无回戈吞噬之变，则昧者未之谕也。唯司马温公，熙宁中在洛下，见留守前宰相韩绛，以数十老弱之卒，奉旨祷雨中岳，而将兵有出城之禁，奏疏论之。曾布帅太原，躬自不胜将司之无礼，而终不以将法为非也。此者不幸有金贼之役，如徵旧制之兵，则诏至一州之日，则一州之兵奔命而东，上不必待于他州，切恐他州之我先也，州兵之急于用也。今征新法之将兵，而将兵分隶数州，必合而起之，又各仰其州之钱粮以资之，是州兵一日之事，为将兵累日之事也。将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国家承平日久，人材不甚相远，都监之材武不知视将官果何如，唯阉孺之役，商旅之族，乃得超授将官，而都监孤寒，以考第平进者，不敢与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失，使其赴援不时之弊也。若其京师兵制之失，使其寡弱不足以为京师之重，而威乎天下者，亦其自变更祖宗之旧制也。祖宗知汉唐都雍与洛，以山河为险，人可兼而有也。今都汴阳，无山河为险，而唯以人为固，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或分粮于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轻重之，唯我以之为用，是本朝以兵设险，险于雍洛之河山也。奈何喜变更之大臣，销去祖宗傅城之兵营，曰坐縻太仓无用也，曰阙额之金因得以为利也，闲地可以利室庐也。大臣而浅且陋一至于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宋守约自以并营为功，闻于一时矣，使我翊卫京城之兵营，十无一存者矣。今之贵臣强宗，则为别馆园囿，与夫道宫释宇者，皆昔之营地也。后生但誇今日游地之雄，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倘如祖宗之旧制，城外之兵营棋布相望，而謦欬之音日夜彻乎数百里之间，使四夷来朝贡者远而望之，于郁葱佳气之外，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则被金贼虽欲喘息于城下，而无以留旦暮也。祖宗以兵为险，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浚也，吾之京师是谓天邑，是谓神皋，其守唯在四夷也。由是观之，祖宗京师之兵制，优于唐之时府卫多矣。唐之府卫远，而不若我之近也；唐之府卫勤于命将，而我初不命将以私之也。内外兵制系国家安危，其失之九也。幸而有三策焉，曰：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而高阳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镇，而中山可保也。在唐则魏博重于镇冀，镇冀重于幽燕，魏博、镇冀合而制幽燕者也。祖宗于河北建四郡，而河东唯太原一镇，其旨微矣。今不得已，于晋于潞，或择建一镇，或各建一镇，则太原可保也。此重镇之策也。于河北、河东慎择守臣，文武并用，待之则厚，委之则专，于转运使、提点刑狱之外，无繁破旁午之使者，以蹂践之，抟啮之，则金贼虽得吾州县，而无得乎人者，安能一日而居哉？大要如太祖时，郭进于邢州，李汉超于关南，何继筠于镇定，贺惟忠于易州，李谦溥于隰州，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通远，王升于原州，不减唐李抱真于泽潞，马燧于太原。虽曰崎岖于剧贼之中，而威震于华戎之上，吾民既安矣，何恤乎小丑？夫然后于民给复者五年，末之犹三年，明诏曰：「山泽之利，与尔共之，吾不禁也。盐食之货，尔专有之，吾不与也。尔无种粮，则吾给之；尔无牛耕，则吾畀之；尔无农器，则吾铸之」。于是乎十数年流转四方之民，不约而无远迩来归矣。唐宣宗何德以复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能以恩惠顾于既归之后，犹不失《春秋》重民之道也。此内治之策也。远交而近攻者，范睢之谋，唐太宗为能用之也。王者之师不必出，而以夷狄攻夷狄，则王者之师不战也。国家之制迁贼命于藩罗支，其制元昊亦命乎唂厮罗，是世效忠顺以报朝廷者。一旦灭之为郡县，今熙河是也，自是夷狄怨中国多矣，德之不以为恩也，疆埸之上无日无烽火之警。今因金贼陆梁之后，丕然大变其政，得重使如唐贾林、本朝曹利用之类，以告室韦奚霫靼达诸蕃，鸣金贼之罪而四攻之，金贼何地以苟活哉？若高丽则金贼素所臣事者，我之厚高丽者如何，其为我缓急之役当如何，将见金贼虽苟活，不可得也。《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国，孔子犹书卫人立晋，不与齐侯之专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天子为能命韩昉辈访耶律之后，礼而立之，则九夷八蛮罔不仰中国之至仁，服陛下之丕德，非特为耶律氏再生骨肉之恩也。仁之所施者深，则诚之所归者广，于是乎耶律氏为我藩篱，蚤虱金贼而汤栉之，凡厥涿蓟诸郡，恐却之而必以归也。汉光武不肯从藏宫、马武之谋，因匈奴衰乱而取之，乃立南单于以制北单于。唐太宗虽曰灭颉利而立突利可汗，使率其故部，示不灭人之国也。故曰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今何惮而不为！此外交之策也。唐太宗有郭子仪为将，吐蕃内侵，相继五年。德宗有李晟为将，而吐蕃内侵，相继三年。则今日之忧，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庙堂之上可遽缓带乎？借如三镇之地已无及，而三镇之馀犹可及也。今日之师已无补，而明年之师或尚可补也。皮肤之疾愈而却医可也，心腹之疾犹存而医未易却也。

臣窃闻祖宗兵制之精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幽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于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却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旋以遐方孤镇同盟，欲救王室，皆悲叱愤懑，坐视凶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者。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馀年，仅能灭梁。功成而骄，兵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夜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老将养痾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甘陵，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甘陵旧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膏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晋高祖、刘知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天下亡命寘于帐下，立亲卫之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禦。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难，亲总师旅，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师，至检校官皆令仆台宪之长。封叙父母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赡军飨士，金币缗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差，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伏其长，待之尽矣。为出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卒长转员之例，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懔懔每有事新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限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陟，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器甲精坚，日课其艺而无怠惰者矣。选为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骁锐出矣。中都二坊，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列置武库，故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无。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销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俄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三十馀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之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拒虏，郭进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捍西戎。倾心委之，谗谤不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得猛士以守四方，而边境夷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城郭与乡村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贰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出铜虎符契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莫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判状焉；田赋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刺属县，则用州印，本使判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专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守之分，俾各归其实也。逐县置尉，专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提举兵甲贼盗公事，与一路帅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首，靡不相资也。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宄不敢少踰绳墨之外，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第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之心而人尽死力。班太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皆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用筒瓦如诸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有诚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警之后，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万矣。故翰林学士孙洙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内外之兵百馀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盖常率计天下之户口千有馀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馀万，而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矣。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况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叠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臣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指挥使、都虞候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度之人，则军众自齐。责之既严，则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王者之众，不得不然。若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周室虽盛，至康之后寖已衰微。本朝太平百馀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也？自昔夷狄横而窥中国者，先观兵之盛衰，然则兵备可一日忘哉？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仰民者众，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以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河北既置义勇军，以韩琦忠亮，急于备边，犹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论其不可。熙宁中命天下教阅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联什伍之民，族党相保。举三路言之，凡有百万人，天下称是。旋亦废置。盖兵虽可练，而民不可重扰也。本朝既以民作军矣，又求之畎亩，则州郡内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为兵也。臣谨列自建国已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禦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详著于篇者，凡二百卷。又原祖宗圣意之不见于文字者，为之序。然窃尝谓后世诵帝尧之德，惟知茅茨不剪、土阶三尺而已。至史谓「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则尧及物之功，与天地等矣。惟《书》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具是四者，尧德乃备，则固由所见浅深欤！共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效神宗重规叠矩之盛，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尽？今臣之浅拙，虽欲䌷绎传载，有所不能知也（《挥麈馀话》卷一。又见《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卷六三，道光《阜阳县志》卷一八。）。

「指挥使都」四字原作一「使」字，据右引补。

臣闻天下之势莫重于制兵，人主之权莫大于御将。近者诸将之兵皆总于朝廷，以隆内重之威，以销未萌之患，其于制兵，可谓得天下之势矣。至于御将之权，陛下英睿天纵，必有深术，非臣愚闇所能测识。然区区之忠，苟有所怀，不敢不尽。臣观自古拨乱反正之君，皆善于御将而任使之，故能有成功而无后忧。臣不敢远引以烦圣听，独以本朝太祖皇帝之事告于陛下。臣闻太祖之御将也，结之以恩，丰之以财，小其名而重其权，少其兵而久其任。诸将守边，每来朝，必命之坐，赐予优厚，抚而遣之，所谓结之以恩者如此。西北边军市之租，分赐诸将，不可坐入，所谓丰之以财者如此。郭进、李汉超之徒，所居不过巡检使之名，终不以大将处之，然得便宜从事，此小其名而重其权也。李汉超屯关南，郭进控西川，姚内斌、董遵诲之徒所领兵皆不过五六千人，然任之久者多至二十馀年，少亦不减十馀年，此少其兵而久其任也。结之以恩，则其德深；丰之以财，则其力足；小其名而重其权，则其人争夺于功名；少其兵而久其任，则人得竭其智勇。故夷狄服，边鄙无事。今北虏议和，陛下欲偃武修文，休息南北，诚天下之幸。

臣闻怀远图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窃见陛下自临御以来，宸心之所经度，谋臣之所计虑，常以两淮为急。然岁月浸久，欲固垒则垒未固，欲屯田则田未辟，版曹有馈边之费，边民无定居之心。其故非他，特在于要近效、守常格太过耳。盖要近效则悠久之计有不暇为，守常格则远大之谋有不容施。今陛下以郭棣守淮扬，郭刚守历阳，殆将专付阃外之事，稍革二者之弊也。臣谓若只如寻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权，示以久任，则不过年岁间又将更易，望其怀远图立大功难矣。昔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不从中覆。牧乃尽其知能，选车千三百乘，骑万三千疋，百金之士十万，逐单于，抑强秦，支韩、魏、赵几以霸。晋羊祜镇襄阳，绥怀远近，降者欲去听之，减戍逻之卒垦田八百馀顷。其始军无百日粮，季年乃有十年之积。本朝太祖、太宗以李汉超守关南，郭进巡检西山，贺惟忠守易州，李谦溥守隰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远者二十年，近者犹十馀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内平僭伪而外无边尘之警。布在方策，可覆视矣。臣愿陛下远稽前代，近守家法。如棣、刚辈既审知其可用，莫若尽以二州之事畀之，使其条境内之利害，具设施之前后，明示久任之指，责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斲，有治绩则且增秩赐金，勿遽移改。彼知朝廷委寄既专，异时无可推避，必将悉其知略，不敢萌苟简之心，而陛下之忧顾宽矣。取进止。

《三朝宝训》：太祖时齐州防禦使李汉超兼关南兵马都监，在任十七年，为政简易，吏民信爱。边境有急，即驰骑赴之，故胡骑畏服，不敢窥□。太祖加汉超应州观察使、判齐州、仍兼关南巡检。

臣闻久任之为利，数易之为害，初未尝有内外小大之别也。然在将帅，则其利害为尤重。盖国势之强弱，边事之安危，举系于此，岂可与百官有司、郡守县令止于送往迎奉之费、缘绝簿书之患者同日而语哉？观太祖、太宗任郭进于西山前后二十年，贺惟忠易州十馀年，董遵诲通远军十四年，其他如隰州之李谦溥、庆州之姚内斌，亦不下十数年。向使毂方推而遽止，席未暖而辄易，则士卒何由信其号令？夷狄何由稔其威名？九重忧顾无时而可宽矣。非但如此，一军之中自将副而下，岂无智略可取者，胆勇绝伦者，公廉服人者，勤济集事者？惟主将久居其任，然后能知其人，然后能举其类，是用一名将可以得数名将也。观真宗朝雄州团练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边任，有旨令自择代，承矩力荐西上閤门使、河北安抚副使李允则。真宗即命允则知雄州，兼河北安抚使，果著勋效。向使承矩不缘久在河北，则安能知允则而荐之？后世将帅鲜闻久任，亦未闻有边臣举自代者。臣愿以祖宗之法为监，庶几一举而两得云。

臣恭惟艺祖皇帝以圣谟神略扫除僭乱，平定四方，北狄西番，不敢犯塞。虽非后世所能管窥蠡测，然而制置边事最为得宜，驾驭诸将最为得体，载在方册，班班可考。其大要则遴选名将猛士以守二边，假以事权，优以帑廪，久其任，责其效。当是时，郭进控西山，何继筠领棣州，前后二十年；李汉超守关南十七年；董遵诲屯通远十四年；贺守忠在易州，李谦溥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王彦升在原州，皆十馀年，不易其任。一郡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又纵其回图贸易以佐军费，许其召募骄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得从便宜。只带沿边巡检之名，不立行营部署之号；有边功者厚加锡赉，位或不过观察使。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帑有馀财，得以养死力，使为间谍，二虏动息，必能先知，预为之备，设伏掩击，所向皆捷。二十年中，边塞肃清，兵力强盛，武功盖世，近古未有。伏自国家罢兵讲和以来，缘边守臣非书生文法吏，则右选子弟，不二年而一易之。国家閒暇之时，使之抚摩凋瘵，安集流亡，或其所长，责以御侮折冲，安边固圉，则不胜任矣。往往来者侥倖无事，以茍延岁月，寇至则仓皇奔窜，以逃一旦之命。间有忠义之士，不过一死而已，于国家何补哉？臣愚欲望陛下仰遵艺祖皇帝故事，行下总领、都统制司，荐晓文墨、识义理，可以亲民统制、统领，分守本地界极边州郡。赐对便殿，察其能否，然后除授。谕以久任，无为茍且一时之计。使量带本军人马随行，仍许召募勇敢，以益军伍，经理财赋，以备犒劳。又择通判为之佐。少宽文禁，厚给廪禄。无事之时，责之储刍粟、缮甲兵、修城壁、明斥堠，以为有事之备，出则击寇，入则自保。缓急之际，不待调发，而兵四集，可以互相应援。以战以守，必能成功。惟陛下财幸。

臣观本朝名臣不少，而将才最乏，德业之佐过于汉唐，爪牙之士不及前代。虽以太祖创业之功，其将帅之可称者盖无几也，然而任将之道则无加于太祖。何以言之？方太祖之得天下也，内之禁旅则以太宗为殿前都虞候以掌之。建隆二年，太宗行开封尹，太祖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于是始自都头擢琼为殿前都虞候。乾德元年，琼死，以杨义为之。一日，义暴疾失音，太祖幸其第，赐钱二百万，命义掌军如故。义虽不能言，指顾之间，众皆禀令，军政肃然。然则太祖之知人也亦异矣。然自韩重赟罢，而殿前都指挥使阙者凡六年，乃以命义，义时为殿前都虞候十一年矣。权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勋恃恩骄恣，夺其军职，命杜审琼代之。审琼卒，党进代之。其不轻于委任盖如此也。外之守边，则李汉超在关南，马仁瑀在瀛州，韩令坤在常山，贺惟忠在易州，何继筠在棣州，以拒北虏；郭进守西山，武守琪守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筠守昭义，以禦北汉；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屯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屯原州，冯继业屯灵武，以备西戍。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馀年，以至二十年不易也。其专兵伐国，则独得曹彬一人，以匣剑授彬，而潘美等不敢仰视。然彬之伐江南也，许以使相为赏，及还，则曰：「汝为使相，品位已极，肯复力战耶？且徐之，更为朕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王全彬伐蜀之后，先黜其功，既克金陵，而后语之曰：「朕顷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持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以克金陵，还卿节钺」。其为驾驭之略，非英主不能也。至于得将帅之死力，则如解所服真珠盘龙衣以赐董遵诲，曰：「吾委遵诲方面，不以此为嫌也」。为郭进治第，视亲王、公主，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二人闻之，感极涕下。夫太祖之任用将帅，大略如此，此其所以削平僭叛，折冲禦侮，而无「安得颇、牧」之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