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朕德菲陋，绍承大统，遭家多难，求济未获，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冀闻治道之要。子大夫尽精极虑，乐为朕言之。盖闻在昔圣人之治天下，正心诚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诸事业之间，则或宽或猛，或质或文，变通随时，不胶于迹，著在方册，昭昭乎其可睹也，朕甚慕之。越自即位，九年于兹，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复祖宗之烈，夙夜祗惧，罔敢荒宁。然而施为缪戾，治效阙然，深惟其故，不惮改作。间者乃下铨量之令以择吏，而真才犹未显也。严科敛之禁以恤民，而实惠犹未孚也。谨拣练之法以治兵，而冗食犹未革也。夫吏道未肃，民物未苏，兵势未强，此治之所以未效也。将何以辑事功、弭祸乱哉？而建议之臣并欲考课以覈殿最，省官以抑奉糈。力役不足以供馈饷也，为之屯戍营田以宽之。赋入不足以供调度也，为之平准均输以佐之。爵赏未立也，为之定武功之等。纪律未明也，为之参府卫之制。凡是数者，合于古便于今乎？其或以为不然耶？虽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明，四时序，灾沴不作而动植遂性；下之欲风化行，习俗厚，奸宄不作而中外协心。兹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敌而不克？何难而不济？兴复大业，其庶几乎！子大夫以谓何修何营而可以臻此？其茂明之务适于用，朕将有稽焉。

臣对：臣闻人臣以直谏为忠，人主以听言为明，此尧舜三代不易之道也，臣独以谓不然。夫直言以立忠臣之节，固人臣之愿也。然言不贵直而贵在可用，言而不可用，则言虽直，适足以杀其躯而已矣，果何补于治哉？善听以纳天下之言，固人主之职也。然言不贵听而贵在必行，所听不能行，则听虽勤，适足以眩惑其耳目而已矣，亦何补于治哉？尧舜三代之时，臣不自以为忠，而有言则期于必用。君不自以为明，而听言则期于必行。是以君明臣良，都俞赓歌于堂陛之间。辞若缓而所以告戒之意甚切，事若微而所以虞祸之意甚深。谏行于帷幄之间，而利及于四海之外，天下之人皆由之而不知也。今陛下策士于廷，躬劳圣问以求天下之直言，不知陛下求天下之言将择其可用者而行之乎？抑姑以示兼听博询以为天下之观美而已耶？臣愚一介书生，僻在田野，郡太守、部刺史不以臣不肖，使得充赋，随计在廷，顾臣之愚陋，岂足以仰承大对？然臣窃披圣问，至「其茂明之务适于用」，然后知陛下之意不徒求其言之有可采，盖将推而行之也。臣固愿效匹夫负薪之言，少裨前旒黈纩之听，唯陛下择焉。臣伏读圣策曰：「朕德菲薄，绍承大统，遭家多难，求济未获，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冀闻治道之要。子大夫其尽精极虑，乐为朕言之」。臣于此有以见陛下之好言非特求之，盖将用之也。恭惟圣朝临轩策士，访以当世之务，所以图大计而定国是，达下情而求民隐也。然而国初以来，沿袭旧制，犹且试以声病之文，兼以子史之论，谓之三题。当时固有豪杰之士怀经济之策而不得少伸其喙。自熙宁庚戌以来，始变以策，而直言敢谏之士相继杰出，可谓善矣。然而议者犹以三年策士以求至言，特有司奉行故事而已，未闻取其言而用之，以布告中外，使晓然知之，曰朝廷之行某事、用某臣之言也。是下有敢言之士，而上有用贤之实矣。今陛下绍承大统，遭家多难，求济未获而博延豪俊，冀闻治道之要，且使尽精极虑，乐为陛下言之，则陛下之求言岂止奉行故事而已。臣闻：天下多事则匹夫之言重于太山，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今天下可谓多事矣，此匹夫之言得以自达之秋也。臣窃见周之成王承文武治安之后，遭国家多难之时，商民未靖，管蔡流言，天下殆哉，岌岌乎其危矣！成王以幼冲之资，嗣无疆之服，而勤勤求言常若不及，故《访落》，嗣王谋于庙之诗也，《小毖》，嗣王求助之诗也。其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瘝瘝在疚」，又曰「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也。「闵予」者，哀痛恳恻以求之之辞也。曰「予小子」者，谦抑自损以冀闻其言之辞也。曰「在疚」、曰「集于蓼」者，告以病而且苦之辞也。盖人主之求言恳切则言愈逊，言愈逊则下之告上也情益至焉。此祸难所以可平而太平所以可致也。今陛下以遭家多难，求济未获，博延豪俊，冀闻治道之要，则可谓如成王之用心矣。臣恐陛下求言未必如成王之切，听言未必如成王之诚，而用言未必如成王之速也。使陛下果能竭成王求言之心，体成王听言之道，博问以增其所未闻，广听以求其所不逮，虽太平之治可图，何止是陛下求济未获之心而已矣。臣伏读圣策曰：「在昔圣人之治天下，正心诚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之事业之间，则或宽或猛，或质或文，变通随时，不胶于迹，故其成效著在方册，昭昭乎其可观也，朕甚慕之」。此陛下志诚愿治，欲远追唐虞三代，以跨越汉唐之陋者也。臣闻圣王之治有本有末，及其成功也，要在随时而已。尧以是道而传之舜，舜以是道而传之禹，禹以是道而传之汤，汤以是道而传之文、武、周公，此治之本也。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代之忠质文相救如循环，此治之末也。圣人端本于上，垂拱无为而天下治。至于应时之务，则或宽或猛，或质或文，亦视其时之如何尔。臣尝诵尧舜二《典》，以考二帝之治矣。尧之治其载于书者甚简，至舜则申命九官以缉熙庶政，流窜四凶以威服强梗，巡狩诸侯以观省风俗，其为治甚详焉。非特二帝之治如此，自唐虞而观三代，则唐虞建官不过于百，夏商则倍之，岂尧治简而舜治详，唐虞官少而夏商官倍，固相违异如此哉？亦时焉尔。陛下道德广大，智虑渊深，其于治道之要固已得之于心术之间矣，宜其变通随时不胶于迹，而一时之治犹若未能与尧舜三代分路而扬镳，此陛下所以谆谆而慕之也。昔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陛下与其远慕于前圣，曷若近法诸心术。凡吾心术之所得者，亦前圣之所行也。在陛下加以至诚不茍之心，济以力行不倦之志，去其憸薄邪佞之人，抑其歆羡不急之好，度凡可以汩心术而害治道者屏而去之，然后推吾所得于前圣之书者而力行之，则是能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于寥寥千载之后也，顾不韪哉！臣伏读圣策曰：「越自即位，九年于兹，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复祖宗之烈，夙夜祗惧，罔敢荒宁，然而施为缪戾，治效阙然，深维其故，不惮改作」。此又陛下内怀谦冲退托之意，外严恐惧修省之行，思欲广大孝于天下，嗣历服于无疆者也。窃惟陛下躬行尧舜孝悌之德，蹈文武忧勤之劳，日夜念治而又不惮改作，宜其治道益隆，海内益安，可以柔远而能迩，可以治人而事天，可以偃武而修文，可以制礼而作乐，方且自谓治效阙然，深求其故而又不惮改作。臣谓陛下既有求治之意，则又当深明乎求治之术也。陛下即位九年于兹，左右辅弼之人进而用者不知其几也，法度号令之施变而更者又不知其几也。陛下岂乐为是纷纷者哉？盖将以求治安之效焉尔。而治且如此，则盍亦反其本矣。尧之九官皆终其身而官不徙，成汤之相得一伊尹而商治举矣，成王之相得一周公而周治举矣。陛下之用相，远不过三年，近不踰再岁。方进而用，旋复罢遣。故前相之所用，后相之所去。前相之所行，后相之所易。人才之贤否在所不问也，政事之是非在所不问也，而一切变易之，则陛下之用人可谓不专矣。吏部铨选之法，百官由此以进退，政治之废兴在此也。今有补授官曹至于累岁，而为有力者夺而去之。赦令宽恤之书，与天下更始，四方之所取信在此也。今有天子诏旨犹挂壁墙，而催科之吏已遍墟落，则陛下之号令可谓不一矣。陛下专心图治，不惮改作，不恤群议，如盘庚之迁都，周公之征三监可也。若止于如是而望治古之盛，是犹却行而求前也，不亦远乎？臣愿陛下专辅相之任，谨号令之出，使用而必可信，令而必可从，然后慎守而力行之，俟以岁月，自然功成，又何必以不惮改作为勤哉？臣又伏读圣策，见陛下以下铨量之令而真才未显，严科敛之禁而实惠未孚，谨拣练之法而冗食未革为忧，臣然后知陛下之果有意于图治功也。人主之相士如九方皋之相马。九方之相马，骊而谓之以黄，牝也而谓之牡，彼其所得者在于精神心术之表，而不在乎骊黄牝牡之间，故寓目而顾，则冀北之群为之一空。汉高一见韩信，未有尺寸之功而付大将之任，果立大功。金日磾牵马过殿下，武帝呼而上，与之言，倚以腹心，为汉忠臣。乃知人主之知人在于心术之间，殆不可以言喻而事举。陛下下铨量之令而求真才，是犹按伯乐之图而求良马。且天下之大，人才之众不可胜察久矣，陛下何不论一相而用之，使之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则陛下之人才有不可胜用者矣。何忧真才之不出欤？昔齐威公出游，见父老，命之食，曰：「请遗天下食」。遗之衣，曰：「请遗天下衣」。曰：「吾府库有限，安得而给」？曰：「春不夺时，农即有食。夏不夺蚕，农则有衣」。今陛下严科敛之禁，将以孚实惠于民而益贫。此无他，陛下有忧民之心，而州县无行法之吏也。臣在田野与父老语，咸谓陛下诏令温厚，每下宽大之事，未尝无恤民之意，奈何州县之吏恬不介意，如急文移以敛既捐之租，抑邻里以偿逋逃之赋。民之输粟一斛，必取其倍，谓之羡馀。州县差夫，朝廷明禁而官吏公行，谓之和雇。若此之类未易毛举，监司不问，朝廷不知，甚负陛下恤民之意也。臣以谓严科敛之禁未足以惠民，不若察州县之吏，诛其暴虐，使不夺其时，是开天下衣食之源也，何忧实惠之不孚欤？先王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以制军赋，而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大抵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而六军之制备矣。当是之时，民隐于农，食足于赋，兵有定员，赋有定数，又安有冗食之弊哉？而又连帅比年以简车卒，正三年以简徒群，牧五载以大简车徒，此兵所以皆精而食所以无冗也。今天下之兵付以一二大将，尺籍伍符漫不复省，盖未闻上功首虏，差六级而下之吏，削其爵者也，遂使大将滋冗兵以市恩，朝廷按空籍以给食。臣愿陛下稍加绳约，岁遣大臣简阅车徒，彷佛先王之制而为之诛赏，则又何忧冗食之弊欤？臣又伏读圣策，以建议之臣欲考课以覈殿最，省官以抑俸糈，屯戍营田以宽力役，平准均输以给调度，以至定武功之等以立赏罚，参府卫之制以明纪律，求合于古而便于今者，顾臣之愚何足以知之？臣闻唐虞之际，圣明在上，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九官并任，济济相先，而众贤和于朝，固无倖位之臣矣，而九载之间犹不忘于黜陟。成周之盛，凡吾有官君子，非学古入官之人，则乡举宾兴之士。内之六卿分职率属以倡九牧，外则六服群辟罔不承德，亦无倖位之臣矣，而三年之间犹不废于诛赏，则考课之法非不善也。京房以谓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欲创考功课吏法。然其法烦碎，令上下相司而卒不可用。彼殊不知三代以直道而行，则毁誉出于公。后世专任私情，则毁誉出于口。此考课之法所以无益于实用也。陛下果欲行之，必得持公心、申直道，清介无私之人为陛下精覈其人则可矣；不然，则法制虽密，是未免于京房之弊也。设官所以治民，官得其人则民受其利，官非其人固已不可。至于兵盗之馀，下不胜困，宜拊以清净，养以膏粱，简事以息其力，薄敛以丰其财，而乃官吏增多，胥徒浸盛，大抵不过吏部铨曹欲泄冗流，而不知官多所以病民也。汉光武以英敏之资，躬百战之劳而得天下。即位之初，未遑他事，但闻首减内外四百馀县而已。意者其为斯民息黥补劓，莫此为急乎？由是观之，陛下欲省官以息民，正今日之急务。臣窃以谓欲省猥多之员，必先革冗官之弊。欲革冗官之弊，必先清入仕之流。流清则官可省、员可减矣。不然，则骤而去之，官必失所，怨必上闻，非人之情也。屯戍营田之法，昔人固尝用之矣，能使敛不增于民，而军资以给，得不谓之良法乎？臣愚闻制而用之谓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法虽良而推行者未得其人，不见其利也。昔赵充国与汉宣帝议屯田反覆二千言。初上奏则曰：「臣所将吏士月费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难久不解，繇役不息，诚非素定庙堂之策」。宣帝不从。既而又上奏曰：「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禦之备，敌见万人留屯为必擒之计，其归德宜不久。此不战自破之策也」。宣帝乃用充国计，卒成破羌之功。夫以全盛之汉而备一方之寇，其长虑却顾犹且如此。况我国家连年用兵，兵食一岁不知其几，而独仰于常赋之出，非计之得也。曩者朝廷讲明屯田利病，申饬有司耕垦废田。法非不善，令非不严，而奉行者未必尽得其人，一切茍简，务应文书而已。陛下诚欲得营戍屯田之法，必得其人如充国者然后可也。昔者公仪子之相鲁也，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而又欲夺园夫工女利乎」？董仲舒以谓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又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哉？武帝用桑弘羊以取民利，仲舒之言盖激而有云。平准均输之法，与坐市廛者争什一之利，不得已而用之，虽足以纾一时之急，而未免后世之訾也。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贡赋之入，山泽之饶，陆海县郡不知其几，顾何求而不得？臣愿陛下岁下汉文之诏，使劝课农桑出入阡陌者咸得其人，则益敦本而国用自足，何必区区取汉唐之弊法而行之乎？凡臣所陈四策，在陛下择其可行者断而行之尔。至于武功之等，府卫之制，则臣尝闻之矣。初秦爵一级曰公，必至二十曰彻侯。高祖既定天下，分为十有七级。班固皆谓制级以赏功劳，此汉之定制也。武帝元朔六年，始诏置武功赏，以宠战士。其诏曰：「今大军将仍复克获，受爵赏，而无所流貤。其议为令」。而有司请丰武功赏。夫征伐者将帅之功，爵赏者人主之柄。今也与以爵而使流貤，则是无功者可以买爵，而天子之柄下移于将帅矣，臣不知其可也。武帝宠用卫青失于太过，而恩泽缪滥以至于此。陛下定武功之等，必先明将士之功，然后予以爵焉，则足以厌天下之心矣。汉武之法不足为陛下用也。府卫之制起于西魏、后周，成于隋而备于唐。唐之制，六卫曰翊，曰骁骑，曰武，曰屯，曰禦，曰候，皆有左右，是为十二卫。凡天下一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关内三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将帅有事则出征，事已则复归于京师。是以兵重于内而轻于外，权归于天子而不在于诸侯。陛下果欲参府卫之法，必先收诸将之权，宿兵于内，然后其制可得而参矣。臣伏读圣策曰：「虽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光明，四时序，灾沴不作而动植遂性；下之欲风化行，习俗厚，奸宄不作而内外协心。兹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敌不克？何难不济？兴复大业，其庶几乎」！臣闻天道至远，其视听则甚近。人心至众，其好恶则甚同。圣人知天道之甚近也，故钦承之而不敢忽，面稽之而不敢背，兢兢然，业业然，朝夕儆惧，惟恐贻谴于天而不可解也。天知圣人畏之者如此，则其爱人君之心亦如是其至也。是以三光明，四时序，灾沴不作而动植遂性焉。圣人知人心之甚同也，则必因民之性而不敢违，顺民之心而不敢逆，一言一动，一念一虑，惟恐不合乎民之情而致其所恶也。人知圣人顺之者如此，则其戴而仰之亦如是其至也。是以风化行，习俗厚，奸宄不作而内外协心焉。恭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资而膺千载难逢之运，上谨天戒，下畏民言，臣犹为陛下进之。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陛下克谨天戒，恐惧而不已，则又将上同乎唐尧、周文，与天同德而无间焉。臣之惓惓犹以此而望陛下也。董仲舒曰：「尧舜之民，此屋可封」。《诗》曰：「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陛下祗畏民言，戒慎而不已，则又将跻民于尧舜、成周之域，臣之惓惓犹以此而望陛下也。陛下神潜智独，优入圣域，则其所闻所知固已迈五帝而跨三王，傥能尊所闻而行所知，则尧舜、周文之盛似不难到，事在强勉而已矣，然则何敌不克？何难不济？何足为陛下道哉！臣愚山林薮泽之士，固不足以讲明当世之务，独其所闻于古者如此，意可以少摅涓尘之虑，上裨日月之明。困于无阶，不得上达，今幸与韦布，得望穆穆之清光于宸廷之下，愿效一鸣以伸昔志。陛下始诏臣使尽精极虑以陈治道之要，中策臣以当世之务，且终以天人和同之事，臣固以条陈其万一矣。然是三者在陛下皆优为之，而臣所愿于陛下者，益圣学以广帝王之业，而略近效以收圣神之功也。陛下越自即位，九年于兹，思欲雪父兄之耻，复祖宗之业，似若亟于图治，上勤圣虑者，臣请以唐事明之。天宝十五载，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即位于灵武，是年九月癸卯复京师，壬子复都，其于尅复之效可谓神速矣。然而肃宗赖将帅之忠贤，收成功于指顾，而父子夫妇之间内无可称，君臣上下之际外无可述，固不足多美。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臣愿陛下体孔子必世之言，遵羲易化成之道，俟以岁月，持以诚心，将见陛下垂拱无为以底巍巍之治矣。臣所谓略近效以收圣神之功者此也。如此则何治之弗举？何患之弗除？凡陛下博询于多士者，皆不足以勤圣心之虑矣。臣愿陛下体天地包容之量，恢圣人临照之明，恕臣之愚，察臣之意，毋谓臣言迂阔而不适于用，实万世无疆之休。唯陛下察焉，幸甚。臣谨对。

臣闻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其言如此之不同，何也？斯文之传，由尧舜至周而备，所以欲从周。然文之极，则必复其初，所以欲从先进。至于汉儒董仲舒、司马迁之徒，遂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继文莫若用夏之忠，以是为三代循环之道。此说虽若出于董仲舒、司马迁，实孔子从先进之意也。恭惟艺祖皇帝始定大业，太宗、真宗继统守成，其为纲纪法度，简而易用，要而易守，虽黼黻治具之文犹有未备者，而体要固已立矣。至于仁宗，增光皇猷，而右文之治始寖盛于前世，乃其时世然也。然臣观庆历中，富弼等所进，尝取三朝宝训孙谋编类成书，以为大训，每一规模、一政事，必从而训释之。谓祖宗之世如彼，而今之世乃如此，在今惟当以祖宗为法。岂其诚不如祖宗哉？处文之世，固不可以忘乎忠之实也。仁宗之治，要其归，必本于忠厚，有以也夫！自是以来，圣圣相传，治世之文，日滋月益，以底于今日。凡典礼文物、法令条章，固已如周之粲然大备矣，然百官有司朝夕从事于期会簿书之间，则往往惟文之徇，而或不究其实，惟法之拘，而或不求其意。盖孔子犹谓从先进，而庆历名臣所以欲每事仰法祖宗者，正谓是也。皇帝陛下灼知其然，乃于迩英进读《三朝宝训》，固欲取法乎国初祖宗之成宪矣。迩者复断自渊衷，进忠谠之言于廷对，毁奢丽之饰于通衢。此二事者，海内之民举知鼓舞歌颂，而臣窃谓宸谟所发，盖将损文治于有馀之后，而还忠厚于先进之初。是以其示天下以好恶者如此，而又将不止于此也。臣愿陛下念夫斯民之心悦而诚服，有在于斯二者，则举斯心而加诸彼。凡所施设注措，一以祖宗创垂之初为法，使百官有司汲汲然效其忠实，而略其弥文，合于孔子从先进之意，则德日起而治日新矣。臣无任僭越惶惧之至。取进止。

臣闻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者迭用，非以为异，因时制宜，有不得不然者。臣窃观太祖、太宗之世，法度典章，广大简易，律令可以禁奸，无滋彰之患；文移可以应务，无丛委之弊。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论说径直，诚意洞达，所详者大，所略者小，事易举，功易成，其气象风俗，人物议论，至于今可考也。太平既久，日趋于文，放而不还，末流愈远，浮虚失实，华藻害道。虽号为粲然备具，而文移书判增至数倍，居官者穷日之力，实不暇给，猾吏奸人乘隙以逞。其始也，所详者小，所略者大。其极也，并小者不复能详，则一切卤莽，听吏之所为而已。太上皇帝中兴大业，当宁叹息，思有以救之。于是渐加订正，以还其旧，两省复通为一，以革迂滞之风，寺监几省其半，以去支离之害。简礼容，删律令，规模措置，盖欲悉除繁文，复从祖宗之质而后已。有司奉承，未能尽如本指。此陛下今日所当力行不可缓也。臣愚欲望圣慈明诏辅臣，使帅其属，因今六曹寺监百执事所掌，讲求祖宗旧制，以趋于广大简易之域。繁碎重复，无益实事者，一皆省去，使小大之臣，咸有馀力以察奸去蠹，修举其职，则太平之基，自此立矣。元祐中，司马光请改三省职事，一如昔日中书之制。苏辙亦请收昔日三司之权，悉归户部。则臣所谓因今所掌，以求祖宗旧制，诚不为难，顾陛下力行何如尔。干冒天听，伏深战慄。取进止。

臣闻立国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时，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子孙守之，皆历数百年。虽举偏补弊，有所不免，而规模一定，未尝易也。恭惟本朝圣圣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于古，其间政事设施虽时有损益，至于立国之要则专在乎仁。故兵未尝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为本；刑未尝轻贷也，而以迁善远罪为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归之，亿万斯年方兴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窃仰陛下发于言者无非仁言，施于政者无非仁政。苟有利于人，事虽难而必为；苟未便于物，令纵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盖可指期以俟矣。虽然，人主至尊，万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远。陛下有是言也，非贤守令则无以宣之于外；有是政也，非贤守令则无以达之于民。县令众矣，势难遍择，盍亦注意于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来，凡除守臣必延见访问，间有疲癃病疾鄙拙庸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谓不注意矣。然臣尚以为言者，盖诸道以簿书期会为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营欺谩为课者多，实惠及民者少。是以圣心焦劳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愿陛下法虞舜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之遗意，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闻者，峻擢三二人以风晓四方，又取治状不进者，显黜三二人以策励其馀，自然恺弟之咏可继于成周，循良之盛不减于西汉。此似迂而实切，似缓而实急，惟圣明裁择。取进止。

始予先君试吏新繁，称邑中勾氏多人士。曰友于、字信卿者，名锐于学，有当世意。已而试有司，数不合。晚乃得官，主阆中簿。度不能酬其素，却弃官去，脱遗世事，寄意閒适。其所居有溪环绕，清澈可挹，因取唐人李愿「太行之谷曰盘」者以名其溪。沿溪下上，沙澄而谷岌，土腴而植蕃。跻攀曲折，视着屋稳处为堂、为亭、为轩、为庵、为寮，掩映相望，至者如行图画中。累甓为洞，穷之而深；治涉为航，浮之而安；架虚为桥，即之而通。悉旁缘昌黎序中语，摭其意而揭之扁榜。经营之初，物色自献，骋望之际，面势咸得。啸歌俛仰，觞酒杖屦，尽一溪之胜，而胸中梗概，始披于此矣。予童时侍先君，已闻君贤，仲兄齐叔又与君通昏姻，而盘溪之名，往往流于士大夫之听，思一往游，以足于登览，而未暇也。系官于朝，君书来，以图相示，属予记之。予惟山林富贵，二者莫或得兼，富贵而或羞焉，求人以涂之人恕我不可得；而山林之乐，茍多取之，尚不为贪。人情常以自恕，擅壑专林而不知止者有矣。然自汉以来，柴桑、辋川，仅以一二名于天壤，他皆泯灭至不得其处。则凡致意于烟霏草木之间而人品或非者，此又可以欺世也欤！惟君深于学问，持满而未发，既其入仕，精力未及于衰，视世之夸华，悠然无以易之，处阴息影，休其毂而不悔，非徒以枯槁宿名也，是可书。

大名王氏至晋公魏公益显，占籍京师，号三槐家。魏公之兄讳懿，仕秘书丞，赠兵部侍郎。曾孙为夫人之曾祖震，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赠少师。妣潘氏，越国夫人。祖仰，尚书金部员外郎，赠大中大夫。妣阎氏，硕人。唐氏，淑人。父从，知信州，赠正议大夫。母金氏、陈氏，俱赠硕人。大中建炎避地来明，后遂葬于鄞，正议定居桃源乡。夫人生于绍兴八年十一月，年十九归于向氏，文简公八世孙，钦圣宪肃皇后五世侄，名公援，字伯劭，太府卿兼权兵部侍郎士伟之子也。终修职郎，徽州司法参军。夫人金出也，幼失所恃，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长。淑人为质肃公之孙，有家法。夫人习熟阃范，动以为楷。至疾革，犹以祖母为言。逮事侍郎之母游硕人者一纪，曲尽诚敬，寝疾历岁，奉养无怠容。侍郎季女适仇氏宝学悆之孙由，尉赣之会昌。夫妇俱丧，一子伸孤立。伯劭与夫人既经纪其家，夫人又以幼妹归之，以振仇氏之门。侍郎之薨，有女才七岁。夫人拊爱，教以妇德，择曾文清公之孙樵以归之。伯劭友爱素至，介弟登仕郎公擢蚤世，无嗣。其妇高氏嫠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仲孙大年为之继，以其长女归高氏兄子锐，赖其经理之助。次归蒋兴邦，亦名家子也。伯劭晚有女，甚爱之。夫人笃于手足，议以归仲弟涵之次子槩。涵授乐清令而不禄，资送加厚，过于己出。伯劭先娶括苍叶氏，仅阅岁而亡，寄葬山寺。夫人为继室，略无讳忌，上冢修祀，如奉其先。伯劭将葬，谓二子曰：「叶无子而又别葬，若不举以同穴，则后日必寖致废礼」。遂合祔焉。此尤人所难能也。伯劭嗜书，手不释卷，或忘寝食。夫人时其寒煖，不以俗务累其心。及其亡也，治葬送抚诸孤益谨。家政米盐靡密，井井有条。平居凝重，语笑不轻发。阖门几百口，内外肃然。岁时姻族会聚，始假借颜色，虽诸院子弟，亦知敬惮。苟有过，惟恐夫人闻之。性明淑，晓文义，旁通医卜之说。又善摄养，少病疾。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为，寔开禧三年二月戊午也。二子，之邵、之翰。二女，长适甥王苍舒，次即槩也。孙男四人：大成、大卞、大方、大应。女二人：长许嫁苍舒之子将仕郎简，次尚幼。将以五月甲申祔于双雁乡莲峰之原司法之墓。始余妻祖尚书公俣上世由大名徙宛丘，自晋公分派，故南渡以来，与三槐通谱。二王氏、向氏皆居明、越间，夫人之弟柯山使君淹又与余缔婚焉，于是使君哭女兄甚哀，以书来曰：「自涵弟云亡，与吾姊相倚为命。幼而至老，气同声应，专以谨守学业，不辱门户相勉，罔敢怠忽。今舍我而逝，人皆谓其令终，吾今独存，何以善吾后？冤乎！痛哉！吾姊夙佩慈训，善学力行，遇事处决有大丈夫所不及，某实敬畏之。与君姻连，必亦稔闻。为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诸甥之孝思，可乎」？余姑之夫太府卿王公正己与信州为莫逆之友，每称伯劭风度之佳，记问之博。一日见伯劭于鄞簿廨舍而不值，夫人相见于碧梧轩，纵谈家务世故及伯劭所职，纚纚移晷。卿退而语钥曰：「吾与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其女之慧，亦不知其通晓如许。虽娴于辞令者，所不逮也」。苍舒及简又尚书之孙曾，余以故屡获升堂，辱延遇，益信卿公之言，敢并叙之云。

问：昔者夏商之衰，天下之法尝弊矣，一圣人起而易之，而大纲无以异于夏商之初，无俟乎多言也。及周之衰，文弊既极，华靡淫浮，变而为权谋谲诈，天下皆知患苦之，而莫知其所以变之之方也。老氏独以为有道德而后有仁义，有仁义而后有礼乐，凡其华靡淫浮，权谋谲诈，皆出于礼乐之流也。使无仁义，安有礼乐，使无礼乐，安有此弊哉！故欲尽去之，而与斯民共反其朴，一切安于所固有，而无事乎外慕。宫室不取乎崇深，器用不取乎简便，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此人心之真，道德之至，而老聃氏所以为天下之道也。列庄申明其说，而世徒指以为虚无之学者，殆见其浅耳。然微周之弊，聃之思虑宜不如是之深也。孔子亦既言之矣：「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如用之，则从先进」。其说几近于聃，而《礼运》所论大同、小康，则纯聃之说也。春秋之末，夫子老死而不用于世，世之贤人君子，念周之弊不可复救，乃以为虞夏之道，不大望于民，不求备于法，商周既极其备，则爵赏刑罚之穷固其势也。东野毕穷其马力，而颜子知其必败，然则周公之思虑亦不能自异于毕欤。夫人道之统纪固欲其备也，先时而求备则不可，及其时而欲使有遗意，以求其无弊，则人心之私亦可以防天运之公欤？农墨欲以敦本而御世，申、韩欲以核实而救时，是皆周末忧世君子之所为，而非欲为是异端以分裂圣人之道也。然则周之弊果不可救，而天下之说果不可一欤？秦以刑法而整齐之，而卒以自亡其国。汉兴，以宽大重厚而得之，以清净无为而守之，所谓「齐、鲁言人人殊」者，盖甚厌之而不用也。孝文以后，儒者始推言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其说果何所本？而董仲舒以为百王之用以此三者，今宜用夏之忠；而武帝卒弊于文，亦既有验而可考欤？及唐之兴，越前代而上承汉统，宜以敦朴为先，而太宗乃用文华礼乐以致贞观之隆，岂其将以革夷虏荒陋之弊，而忠质不得而先欤？然五代既荒陋矣，本朝复以宽大重厚而革之，何也？今天下之习日趋于轻浮变诈矣，老聃之思虑，孔氏之遗法，周末忧世之君子，各致其说以救时弊者，可以区别而用之欤？三代之所尚，当何所从欤？汉唐之始末，当何所取欤？今天下之能言治道者独少于古，此又何景欤？愿从诸君而质之。

国朝诸臣称言官者必曰颢，讲官者必曰颐。朕谓颢气和岂不宜讲官？颐气直岂不宜言责？其不得兼者，可恨也。尔东嘉宿学，内直外和，每览奏篇，谓宜兹选。端平初尝以语之大臣矣，亦阅三载，乃遂于怀，昔贤之不得兼者悉以命汝。夫鲁经二臣所最究心者也，益懋所学，朝夕诲台，以成二臣之志，以䌷绎信谏之义，盖朕之信卿久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