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出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出，是为叛子（《隋书·刘子翊传》。子翊驳刘炫议云：「晋羊祜无子，取弟子伊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闻，伊辞，曰：『伯生存养己。伊不敢违』。然无父命，故还本生。」尚书彭礼议云云，于是下诏从之。又见《北史》八十五。）。

《传》云：「继母如母，与母同也」。当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齐杖之制，皆如亲母。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服期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父虽自处傍尊之地，于子之情，犹须隆其本重。是以令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其继母嫁不解官」。此专据嫁生文耳。将知继母在父之室，则制同亲母。若谓非有抚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丧焉可独异？三省令旨，其义甚明。今言令许不解，何其甚谬！且后人者为其父母期，未有变隔以亲继，亲继既等，故知心丧不殊。《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岂不以出母族绝，推而远之，继母配父，引而亲之乎？子思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是不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亲，所以圣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义。是使子以名服，同之亲母，继以义报，等之己生。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后，制有浅深者，考之经传，未见其文。譬出后之人，所后者初亡，后之者始至，此复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长沙人王毖，汉末为上计诣京师，既而吴、魏隔绝，毖于内国更娶，生子昌。毖死后为东平相，始知吴之母亡，便情系居重，不摄职事。于时议者，不以为非。然则继母之与前母，于情无别。若要以抚育始生服制，王昌复何足云乎？又晋镇南将军羊祜无子，取弟子伊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闻。伊辞曰：「伯生存养已，伊不敢违。然无父命，故还本生」。尚书彭权议：「子之出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出，是为叛子」。于是下诏从之。然则心服之制，不得缘恩而生也。论云：礼者称情而立文，仗义而设教。「还以此义，谕彼之情」。称情者，称如母之情，仗义者，仗为子之义。名义分定，然后能尊父顺名，崇礼笃敬。苟以母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继母慈母，本实路人，临己养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纵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继虽在三年之下，而居齐期之上，礼有伦例，服以称情。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犹子也，私昵之心实殊，礼服之制无二。彼言「以」轻「如」重，自以不同。此谓如重之辞，即同重法，若使轻重不等，何得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论」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礼以设教，准者准拟之名，以者即真之称。「如」「以」二字，义用不殊，礼律两文，所防是一。将此明彼，足见其义，取譬伐柯，何远之有。又论云：「取子为后者，将以供承祧庙，奉养己身，不得使宗子归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后妻也」。然本父后妻，因父而得母称，若如来旨，本父亦可无心丧乎？何直父之后妻。论又云：「礼言旧君，其尊岂复君乎？已去其位，非复纯臣，须言「旧」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复纯孝，故言「其」已见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异也」。此又非通论。何以言之？「其」「旧」训殊，所用亦别，旧者易新之称，其者因彼之辞，安得以相类哉？至如《礼》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传》云：「卫虽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异，其君复有异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违礼乖令，侮圣干法，使出后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亏于风俗。徇饰非于明世，强媒孽于礼经，虽欲扬己露才，不觉言之伤理（《隋书·刘子翊传》，时永宁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后父更别娶后妻，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驳之云云。事奏，竟从子翊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