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国朝文人承李唐之馀风，气格骫骳，旷岁历年，而学士大夫无能有所作兴。粤自欧阳文忠公首以古文变天下，而一新其耳目，譬如春雷出蛰，万汇毕从，由是反刓刬伪，尽革五季浮艳卑弱之气，而归复于六经浑厚深淳之道。逮熙、丰间，临川王文公又以经术自任，大训厥辞，而尤详于道德性命之说，士亦翕然宗之。于是文雅跨汉轹唐，炳然与三代同风，言文章则欧阳为之伯，语经术则临川为之冠。然临川之学，黜传注而继以己意，其说有合有不合，故学者所见，时有异论。至于文忠公，则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盖其言洪深灏噩，莫窥涯涘，而与六经相表里，故世未有能非之者。然异时临川配享孔子庙庭，议者不以为宜，得退祀于七十子之后。文忠公首倡古文，力排异端而归之正道，其功不在孟子下，乃不得与汉唐诸儒比而庙食于殿庑，何耶？古之有道有德者不得祀于国，必得祀于乡。公庐陵人也，尝为郡之学记，盛推郡侯李宽之为人而纪其绩于石，以俟学之成，且曰：「惟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怠以中止」。又曰：「他日荣归故乡，谒于学门，将见吉之士道德明秀而皆可以为公卿」。此公之所以自期者也。然公不特以此自期，而亦以此期于吉之士，则公之处心积虑为如何，而其所以期吉之士亦岂浅哉！公之在滁也，滁人祠之；在扬也，扬人祠之。及其老而家于颍水之上，虽不克归荣于故里，而故乡之人荫其馀晖，沾其剩馥，述道德则以公为称首，序乡里则以公为盛事。自公之薨垂六十年，而后进之士操励名节，表表自见于世，虽未必人人可以为公卿，然而类能以材猷奋，要之无负于公所期而后已。故大江以西，州郡十数，而庐陵士视他郡为多，盖公有以发之也。然则公之所以畀于邦人者厚矣，邦人所以报公者岂可后滁、扬之人耶？今刺史福唐方公时可之来也，政成讼简，吏畏民爱，既慕公之盛德为百世师，又思公之前言，以无慢天子之诏。且推原邦人之心，而成其所以报公之意，于是作新学宫，恢饬庙貌。自先圣而下以至于从祀之列，弁冕峨峨，剑佩肃肃，荐献有所矣；而又即殿阁之后，建堂以为公之祠，岁时率生徒祭享之。此古之所谓有道有德者不得祀于国，必得祀于乡者也。孝友恨生之晚，不出乎其时，不及登公之门而闻其謦欬，徒幸生公之州里，窃诵公之遗文而想其风流，慕义于无穷。故因堂之成也，有以见公之道益尊，庐陵之人慕公也益至，而方侯之政知所先后，其歌咏于人也愈久而愈光。乡校之士，岁时谒先圣于其前，退而相与拜公于其后，以得所矜式；又退而相与歌咏方侯之绩，使无忘于此，邦之人不亦有荣耀乎？堂成，方侯不鄙孝友，书来求文以记，辄不自揆，忘其人之微眇，辞之浅陋，而乐为邦人道之，于是乎书。若夫公之勋烈在朝廷、德望在天下、进退之节、世系之详，则国有信史，此不复著云。

庐陵守朱君希颜以书言曰：「吉之学故南向也，郡人萧序辰转输本道，与其守方时可规徙东方，据依弗安，徒取城之门相直耳，学之次舍以碍尽易。吉之人虽未尝为士者无不议其非也。昔之以科目起者众矣，今不幸而劣于旧，吉之人又曰此东向之咎也。夫仕有显晦，未知其学之东向果能为之与？而夫子、颜、孟不得正位，则失之大者。希颜之至，与教授练文谋所以正之。令既出，而士民相劝以成。盖自宣和之乙巳距淳熙之戊申而学始复南向。其役之大，费之多，复而从旧与创而为新之难无以异也，愿有以记之」。余闻庆历中诏天下立学，是时吉学之成最早，游于学者最盛，而他郡犹未克尽如诏，学制亦随弛。熙宁以后至于宣和，天子始屡垂意置教授员，立提举官，分常平以储廪食，行三舍贡士而罢科举，下州远障无不有学，而学法大备，不可复加矣。吏于斯时不推明道术之极至以训启学者，而徒易其向以致非议，重烦后来之改作，何哉？夫岂以学校美其文而不加之实，意不能安其道于悠久，而茍务兴役以为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欤？昔文翁兴蜀郡之学，蜀人由是以僻陋自耻，其文化之流相承至今，盖文翁之故宫犹有存者。然则人心之不可磨灭，虽土木之不可恃者亦赖以永久也。夫自孔子没而大义分裂，豪杰之士迭出讲贯，罕有得其统纪，而学道之兴废亦随世不同，互计胜负。茍务于蹇浅而精力不能独造于深微，役其外之可慕而忽其内之可乐，喜于其始之以学校为政，而弗便于其终之以礼义成俗也，名日隆而实不究之患也。则是学也，虽幸而复南向矣，焉能保异日之不重变乎？况舍其学之邪正，而即仕宦之多寡以论学之得失哉？余家于吉三世矣，追观前人立朝多名公卿，临大节则忠义挺挺，而居于乡者又皆能以文行自施，未尝不叹人性之善而思来者之嗣音也。故因朱君之请而并著之，以相与期夫远者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