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特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

初，文中子讲道河汾，门人咸有记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盖尝参取之矣。薛收、姚义始缀而名之曰《中说》，凡一百馀纸，无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亚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畤，遂次为十篇，各举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为之叙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然则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畤之旧也。昔者孔氏之遗言，盖集而为《论语》，其一多论学，其二多论政，其三多论礼乐。自记载之书，未尝不以类相从也。此书类次无条目，故读者多厌倦。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盖文中子没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翼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河汾矣。虽受经未必尽如所传，而讲论不可谓无也。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不然，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及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诸人，始知好其书。至本朝阮氏、龚氏，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独伊川程氏以为隐君子，称其书胜荀、扬。荀、扬非其伦也；仲淹岂隐者哉。犹未为尽仲淹者。自周室之东，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于寻常，争利于毫末，其事微浅而不足论。齐桓一匡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习，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穷，吴、越乃始称伯于中国。《春秋》天子之事，圣人盖有不得已焉者。战国之祸惨矣，保民之论，反本之策，君民轻重之分，仁义爵禄之辨，岂其乐与圣人异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变之极，仁义之骤用而效见之易必也，纪纲之略备而民心之易安也。汉高帝之宽简，而人纪赖以再立；魏武之机巧，而天地为之分裂者十数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浅深，三才之去就，变故之相生，理数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载，其变有不可不备者，往往汩于记注之书。天地之经，纷纷然不可以复正，文中子始正之，续经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经》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传》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是以类次《中说》而窃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陈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