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佺孙（1804年2月23日—1857年10月18日，嘉庆甲子正月十三日卯时－咸丰丁巳九月初一日卯时），字元相，号尧仙，一号兰溪，室名运甓轩，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属常州市）人。早年为监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式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十五年（1835年），考取景山官学教习。十六年（1836年）中式丙申恩科会试，殿试位列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1838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年（1840年），丁父忧去职。二十二年（1842年），服阙，仍任翰林院编修，充起居注协修官，兼国史馆协修官，协办院事、本衙门撰文。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为二等，获赏文绮。七月，丁母忧去职。二十六年（1846年）三月，服阙。六月，以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七月，协办院事，兼充功臣馆提调官。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充补办事翰林官，并以办理院事充功臣馆提调官。二十八年（1848年），充国史馆纂修官。二十九年（1849年），京察一等，吏部引见后由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充教习庶吉士。三十年（1850年）正月，孝和睿皇后、道光帝先后驾崩，吕佺孙渊雅练达，受翰林院掌院学士倚重，长篇祭告文章多出其手。南书房缺人，掌院学士将吕佺孙列名于首列，但因病未能参与考试。三月，充庚戌科会试同考官，兼充实录馆纂修官。咸丰帝即位后，非常希望澄清整肃吏治，谕内外大臣保举人才，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奏保吕佺孙，咸丰帝召见文庆询问吕佺孙的出身背景、所办事务、所拟文章。四月二十八日，奉旨补授广东高廉道谒见时；咸丰帝训诲与勉励备至，谕：「作外官仍不可脱读书人本色。」请假于赴任途中回乡省亲。未及赴任，八月初四日，补授为四川按察使。吕佺孙上摺谢恩，并奏请陛见，咸丰帝朱批：「著毋庸前来」。十二月十八日，到四川按察使任。四川司法案件量极为繁重，每年秋审事件往往达五六百件，吕佺孙认为按察使司是刑名总汇，如果没有细心审理，则必定有纵放与冤枉发生，所以对于招供后解送到省的人员都细心审问查究。以往提审的案件都发交谳局委员推勘，吕佺孙则亲自提审，时常审到深夜，一时间平反许多冤案。尤其留意亲属伦理问题，常说：「小民虽愚，无不可教者。教之，当自孝悌始。」又四川省啯匪横行，充斥道路，危害多年，吕佺孙饬令属员广泛搜捕，有犯必定惩处，匪众闻风暂时收敛。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三日，升授贵州布政使。六月十五日发摺谢恩并请陛见，上谕：「知道了。著毋庸前来，即速赴新任。」八月二十一日，交卸印篆。九月初八日，到贵州布政使任。九月二十四日，贵州巡抚乔用迁卒于任上，十月初六日，接获云贵总督吴文镕通知奏委护理贵州巡抚印务，初八日接巡抚印。贵州位置毗邻湖南、广西，苗、民杂处，民情浮动，容易滋生事端，且广西对太平天国战争军情紧急，吕佺孙调遣驻兵、招募团勇，防禦攻剿并行，饬令各州县清查保甲，贵州境内得以保持安定。同月，充辛亥恩科贵州武乡试主考官。十一月，检阅贵州抚标、贵阳城守营兵，清查省库徵存银两收解，交代依法定时限结报，并查禁私铸语行使小钱。十二月，指挥思州府缉获多次抢劫拒捕的凶盗杨浪子、张化成等36人，分别按律审办。后因给事中焦友麟上奏整顿捕务摺，咸丰帝命吕佺孙议奏，吕佺孙覆奏：「黔省地处苗疆，山深箐密，盗贼易于潜藏，请饬认真缉捕，以获案之多寡，验捕务之勤惰。」二年（1852年）正月，因有人奏称贵州苗匪结党聚劫，官吏瞻顾处分，隐匿不办，且贵州学政翁同书也如此奏报，咸丰帝命吕佺孙查办。吕佺孙覆奏：「各案已获苗匪多名，并无回护情事。惟万山厂等处，本产矿砂，利之所在，人尽趋之，恐有匪徒潜匿。现当广西会匪滋扰，大兵云集，难保不四行奔窜，已饬严密查拿，务使内匪无可潜踪，外匪无从勾结。」朱批知道了。正月十六日，因新任巡抚蒋霨远抵达贵州，仍回布政使本任。此时广西战事激烈，太平军窜入湖南，贵州有奸民乘机煽动起事，勾结苗匪为患，而贵州官兵已徵调到邻省作战，军营空虚，人心惶惶，吕佺孙知悉黎平府知府胡林翼才能，委任其总理省境沿边保甲、团练事宜，制定章程，与胡林翼往返通信筹画周详，还将湖南、广西境内靠近贵州的村落一体纳入团练，贵州得以安稳。贵州省地丁钱粮仅十馀万两，一向需他省协济，此时道路梗塞，且各省用兵耗费巨大，无法顾及贵州，户部也无处筹款；吕佺孙努力维持，裁减冗费，加铸当十大钱，设法流通，得以维持财政，深受巡抚蒋霨远倚重。总督吴文镕曾说：「藩司为通省表率，当为缺择人，不可因人择缺，致开调剂干求之渐。」吕佺孙严格约束布政使司书吏，曾有某县出缺，书吏向吕佺孙家人探听以谁委署，吕佺孙获悉即立刻将该书吏斥责驱逐。五月，捐养廉银二千两给江苏赈灾之需。八月，充壬子科贵州乡试提调官。九月，捐养廉银一千两供防堵经费，得到谕旨优叙。三年（1853年），充癸丑科贵州乡试监临官、武乡试主考官。十二月，因历任已三年，奏请陛见。咸丰帝朱批：「著再俟三年奏请。」四年（1854年）正月十九日，升调福建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衔。吕佺孙奏请赴京陛见，并率先迎摺北上，但走到湖南辰州时接获咸丰帝朱批回覆：「知道了，不必来京。」于是改道赴福建。八月十五日，到任福建巡抚。吕佺孙考虑到福建各地会党自前一年起事后，城邑残破、村落萧条、持续动荡、吏治败坏已久，在到任日期摺中一并奏报：「闽省地处海滨，势当繁要，上府则山深路僻，奸宄易藏，下府则俗敝风顽，兵戈未戢。至吏治之虚浮，营伍之阘冗，财用之空乏，民气之嚣张，在在均须整饬。臣受事之初，一切利弊情形未能遽悉，惟有协力图维，与督臣虚衷商榷，事事处以实心，不敢以矜能沽振作之名，亦不敢以姑息市宽平之誉，庶几勉竭愚忱，冀酬高厚生成于万一。」奏入，上谕勉励：「知道了。闽省疲玩情形甚于他省，时时振作精神，力求整顿之实。」御史蔡徵藩奏请变更闽鹾章程，户部议按盐场徵收，按色抽税二条，请咸丰帝谕令吕佺孙筹办，佺孙会同闽浙总督王懿德奏称：「场灶均在下游，会匪馀逆未靖，民气凋残，难以就场徵课。至按色抽税，现就悬额先行试办，以冀扩充。」获得允准施行。当时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延平府永安县会匪林俊、黄有使先后起事，林俊窜入仙游县盖尾乡境内，当地乌白旗匪首领陈尾帮助林俊；吕佺孙与总督王懿德督饬官兵剿捕，擒获陈尾，并于永春州逮捕黄有使，皆按律判处死。十月，增设汀州府、福宁府官银钱分局。此时有给事中奏徵收铺租以补充军费的方法，已于京师试办，请求推广到各省，一律照办；户部移咨到福建，吕佺孙奏言：「闽省依山滨海，地瘠民贫。省垣住家者多，开铺者少，非京师商贾辐辏、货物流通者可比。且每铺月收租钱数百文至一二千文，至多不过三四千文，其中富户十仅二三，而藉店租以为全家衣食者十居七八，即使按铺徵收，亦属为数有限，殊于国计无裨。至于省外各属地方，或被匪徒滋扰，或系逼近贼氛，各自捐赀团防已觉力有未逮，更未便再议铺租，应请一律免予徵收，以示体恤。」咸丰帝允准不徵铺租。十一月，拆造福州厂战船。同月，户部因鼓铸需铜量大，议请民间禁用五斤以下铜器；吕佺孙奏言反对：「禁止铜器，诸多未便。呈缴稍迟，差役即藉端讹索，况五斤以下者，多系常用之物，而业铜者一旦失业，恐遂流为盗贼，请弛禁以安民心。」经军机大臣与户部会议后采纳之。十二月，漳州府漳浦县匪徒蔡全已滋事扰乱半年，吕佺孙偕同王懿德饬令属漳州府知府王肇谦、笼溪县知县赵印川接办军务，迅速剿除为首要犯，咸丰帝嘉奖其办理妥速。五年（1855年）正月，获赠御书福字一幅。因福州宝福局缺铜，奏请铸铁钱以充实民间流通，获准施行。另因御史蒋达奏请更改兵制「令计户出丁，按户出钱，但守乡闾，不相徵调」，而山西巡抚恒春也奏请「裁兵节饷，富者出财、贫者出力，编练乡兵」，兵部奏请咸丰帝发下各省督抚议奏。吕佺孙覆奏：「兵、农之分，其来已久。我朝民惟完赋，兵以卫民，即有差派，亦皆给值。闽地负山面海，兵额甲于他省，而地多斥卤，俗悍民贫，械斗之风几成锢习。台、澎又粤、闽杂处，气类尤分，必藉客兵以资镇压。他若巡洋、守卡，水陆交严，往返动逾千里。今以犷悍之众，授之戈矛，既恐助其骄横，又复限以方隅。不听远调，则拨戍、巡防更属无从措置，是有籍丁名而无实兵之用。兼之丁粮归并以来，任田始有钱粮，力作从无徭役，兹复以抽丁之古法，歆以免役之空言，不独民易阻疑，抑恐粮多抗欠。况兵额既改，营制自裁，而所抽之丁若隶州县，则牧令尽掌兵权，仍设营官，则将备兼理民事，尤与大局相妨。至于富出财而贫出力，必寇患逼处，民有戒心，行之一时，未尝无效，然人情懈于已安，民力难以持久，安可编为定额？遂欲议以裁兵，不如仍遵旧制，以免纷更。」奏摺递入，咸丰帝认为吕佺孙所奏明白清晰，谕不必改制。又因福建自咸丰三年开徵茶税，所徵甚微，而连年用兵，藩库存银已用尽，其他省份协济的饷银也落空，于是吕佺孙考量茶贩之情形后与王懿德商议，共同奏请改革茶税：「闽省商贩茶叶，向不颁给执照，徵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商人之贩闽茶者，官私莫辨，议请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嗣因产茶不止一处，商人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徵收起运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部议准。自粤匪滋事，各省茶贩裹足不前，恐藉茶维生之人失业生事，不得已暂弛海禁，于是闽茶尽入海，各路茶贩，遂运茶至省，不从各关经过，不特本省减税，江浙各关税课愈减，即粤、江西亦形短绌，而商利乃大肥，逐末者益众。臣履任后，遍询茶商获利，较前不啻倍蓰，商利益厚，正赋转亏。现粤匪未平，军需孔急，因思茶乃闽地所产，类于滨海之盐，茶商身拥厚资，什一取盈，初无所损，且徵诸贩客，不致扰累贫民，完自华商，无虑纠缠夷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国家维正之供，迥非添设科条、加增田赋者比。应请徵收税银，以抑逐末而裕国课。并拟章程四条：一、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关增卡以便盘验；一、定课则以裕经费；一、给印照以凭稽覈；一、严法制以杜扰累。连界各省，亦应一体设立，俾免趋避。请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概行徵税，所收专款，留支本省兵饷。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定，俟行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咸丰帝发交户部议准施行。二月，会奏酌议劝捐兵饷章程，并改造台湾道厂战船。三月，修台湾、福州等厂、台协烽火各营战船，并会奏请拨兵饷。此时太平天国窜扰江西，攻陷广信府，广信与福建接壤，且为上游要害，福建邵武府、建宁府为之震动，吕佺孙急速调兵，与江西协剿防堵。江西缺乏军饷，向福建告急，有人认为福建尚且不足，无法顾及江西；吕佺孙认为没有江西就没有福建，便著手筹款解送。五月，起运运往天津的漕米，并奏请暂停米捐采买。六月，会奏捐输成数，酌加科举中额、学额。七月，因各省提议于商贩抽徵釐金，户部奏请由福建调查情形、计划筹办，吕佺孙会奏：「闽省滨海岩疆，物产稀少；水路则滩河险阻，陆路则山岭崎岖，是以商贾鲜出其途，较之江南各处水陆交冲、货贩荟萃者，情形迥异。自咸丰三年上下游会匪滋事之后，民气凋残，本地客贩半皆歇业。偶有商贩贸易，成本均属无多。设局抽釐，为数有限，不足以助饷项。再三筹度，实有窒碍难行之处，相应据实奏恳请天恩俯准免予抽釐，以安民业。」又奏请豁免福宁府受水灾影响的田地钱粮，都得到准许。八月，充任乙卯科福建乡试监临官；增建宝福局铸炉，并分建官厂，新设十二炉，增加铸币量。九月，修造台湾厂战船。十月，充任乙卯科福建武乡试主考官。十一月，修造漳州厂战船；并抽查保甲。十二月，修造福州厂战船。会奏各府属未补仓谷，请缓发买，并饬查保甲。又会奏缓徵各受会匪影响府县的地丁正耗钱粮。六年（1856年）正月，获赠御书福字一幅；奏请拨兵饷。三月，清查钱粮二限各地方官员完欠数额；修造漳州厂战船。此时太平天国连续攻陷江西各县，吕佺孙与总督王懿德分别派遣兵将扼守省界要隘，屡次击退太平军；军情紧急，军书旁午，前线禀报吕佺孙都亲自批答，常至半夜子时，积劳成疾，体力逐渐不支。旁人进言让属员摄理部分事务，吕佺孙表示：「吾受恩深重，未效涓埃，况当国家多事之秋，苟稍耽安逸，何以上副宵旰耶？」四月，会奏筹办捐输防剿经费酌议章程。五月，会奏请补发空白捐输执照；饬令府县捕获行劫南台岛盗犯程智泉等6名，分别审办。六月，修造台湾厂战船；奏报奏销掣肘情形。七月，会同总督奏请颁发空白监照。江苏、浙江大旱，外省米商无法运贩，缺粮危急，吕佺孙急谕台湾商人运米至上海接济，江浙得以安稳。九月，会奏劝捐兵饷防剿经费案内，佐杂各员仍准捐纳、免验看；饬令下属捕获福宁府会匪谢成汶等36人；奏报漳州府属龙溪县、南靖县、平和县水灾，委任属员勘灾抚恤。十月，会奏劝捐防剿经费，请照原奏七折收兑。十月初二日，因入秋以后精神更加衰减，恐怕贻误公事，发摺请假两个月。十一月十一日，上谕：「吕佺孙奏患病未痊，恳恩赏假一摺，吕佺孙著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福建巡抚印务著庆端暂行护理。」至十二月，病情恶化，言语困难，精神恍惚，医药无效。七年（1857年）正月初八日，解任调理。五月，自福建返回江苏原籍，已病重无法出声。九月初一日，卒，年五十四岁。吕佺孙陈奏的事件，大都洞切事理，例如停铺租、饬盐课、榷茶税、免抽釐、弛铜禁、铸铁钱及请豁水田钱粮，都获得采纳施行，福建军需得以充实而不危害百姓。佺孙工于书法，嗜好金石学。

贻谷（1856年—1926年），亦贻谷，原名吉昌，字蔼人或霭人，乌雅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末政治人物。贻谷乃清末重臣荣禄门下，积极谋划应对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贻谷亦作媒人，参与慈禧指婚荣禄之女，即溥仪生母。光绪二十六年，授兵部左侍郎加一级、从一品荣禄大夫。同年，八国联军入京，追随慈禧太后、光绪帝至西安。光绪二十八年，授钦差大臣，特加理藩院尚书衔，督办蒙旗垦务。二十九年，接替孝和睿皇后弟和世泰之曾孙一等承恩侯信恪，任绥远将军，兼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理藩院尚书衔。直、晋、秦、陇、长城、河套，凡数千里，皆归贻谷节制，统筹全局，权倾北疆，封疆大吏。贻谷积极建立垦务局、新式学堂、公司、军队、医院等。光绪三十年，累升至正一品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光绪三十四年，一品大员贻谷受诬革职，案拖延三年不决。宣统三年，诏判遣戍川边，因辛亥革命，北返改易州安置。民国初，旧僚怀其功德，上书总统徐世昌平反，北洋政府予以嘉奖。民国十五年，逊帝溥仪闻其去世，特颁上谕悼念，入吉林先哲祠（即北京地安门原额勒登保褒忠祠基础上重建）。贻谷，满洲镶黄旗，原名吉昌，乌雅氏，原籍吉林伊通州。少年时便才华横溢，族人皆称赞。光绪元年举人，中举后在兵部任职，因办理海军洋务事宜出力较多，升任员外郎。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功臣馆纂修编修、文渊阁校理、日讲起居注官、少詹事，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兼新设军务处提调。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幸，贻谷追至宣化，流涕入对，随扈西安。授兵部左侍郎，屡召询时政，直言无隐，上皆嘉纳。八国联军要求清廷惩处，名单原列有贻谷及其兄盛京副都统晋昌，荣禄求孝钦删去贻谷名。贻谷兄晋昌抗俄有功，孝钦欲保全之，但因俄人坚持惩处，最后名义上革职遣戍，实则秘密将其发往成都由总督锡良安置，并将其子钟颖升职。翌年，贻谷扈驾还京，充国史馆副总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受命为首任督办蒙旗垦务大臣。督垦直、晋、秦、陇、长城、河套等地。开垦蒙边最早始于山西巡抚张之洞，但遭遇诸多王公大臣反对而放弃。此次清廷下决心开垦蒙旗土地，特赐贻谷理藩部尚书衔，以节制秦、晋、陇沿边各厅州县。光绪二十九年，再授绥远城将军兼理藩部尚书衔、钦差垦务大臣，正一品，事权始归一，权倾北疆。绥远将军一职殊荣本在总督巡抚之上，加钦差大臣和尚书衔亦可节制山西等地巡抚。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光绪三十年，太后恩赏贻谷祖母御笔匾额、紫檀三镶玉如意、大卷江绸袍褂料等物。光绪三十二年，恩赏蓝色、驼色、绛色、石青江绸四端，制成一品之衣，赐比三公之服。三十三年，慈禧太后万寿再恩赏绸缎，谢恩子侄补授郎中。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六次恩赏御笔福寿书法。贻谷在任钦差垦务大臣七年间，开垦农田，大兴水利，设立垦务局、东路公司，修通长济、永济两渠，疏浚塔布河、五加河等河道。垦放十多万顷，东西二千馀里。创设陆军，置枪炮器械，筑营垒，兴警察，立武备陆军学校及中小蒙学校数十所，创立工艺局、妇女工厂。送学生出国留学，或往北洋学堂肄业，为近代开垦边疆第一人。因积极开垦，得罪大多蒙古王公贵族，但造福于百姓。定亲王溥煦次女郡主嫁给蒙古多罗贝勒札那嘎尔迪之子拉苏伦多尔济，则始终支持贻谷开垦。光绪三十四年，绥远将军任上，贻谷欲参革下属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侵吞库款，反遭文哲珲先行上奏诬陷其婪赃，孝钦大怒。大学士军机大臣鹿传霖借机自请严审贻谷。《荣禄存劄》及清人所著《贻案始末记》可确定鹿传霖、鹿传霖亲戚张曾扬、樊增祥三人与贻谷有宿怨（鹿、张两人分别是张之洞姐夫和侄孙）。《荣禄存劄》中，贻谷的盟弟岑春煊，曾写信给荣禄，担心贻谷推荐的开垦蒙旗官员，会受到仁和相国王文韶、定兴尚书鹿传霖阻扰，所以向荣禄求助。光绪三十三年，张曾扬任山西巡抚时，受正一品钦差大臣绥远将军贻谷节制，张不服，遂托病辞官。另外，清人著《贻案始末记》详细记载樊增祥、贻谷、陈夔龙三人皆曾投靠荣禄门下，因贻谷受宠，樊增祥受冷落而生怨，陈夔龙为两人调停无果。不久贻案发，鹿、张、樊三人配合定罪贻谷，奏其贪赃两百多万两、巧立公司、败坏边局、蒙民怨恨、擅杀台吉丹丕尔诸罪。鹿传霖参奏贻谷的罪行远超出当初文哲辉诬陷贻谷的罪状。孝钦盛怒，褫职，逮京问罪。贻谷家族和皇室庆亲王奕劻、监国载沣及荣禄家族关系深厚。贻谷姑父为京剧富连成创始人牛子厚。北京广德楼戏园曾为贻谷房产，为慈禧唱戏的王瑶卿、俞菊笙、果湘林（郭祥林、果香菱）、杨小楼、田际云皆出入其家，积极为其疏通上层关系。如，鹿传霖审理此案时，庆亲王为帮助贻谷，奏添贻谷姻亲绍英跟随鹿传霖办理。贻谷家人运作，通过梨园伶人果湘林、田际云和法部尚书廷杰家人李范氏（画师李菊侪之母）联络上，贻谷子侄又和军机大臣那桐女儿女婿联络上。廷杰乃那桐亲家，那桐女儿哭求为贻说请。那桐指使御史瑞贤为贻化险为夷。其实，那桐本来与贻谷关系就好。贻谷案发前，《那桐日记》中就记载他与贻蔼人乃友人，数次相聚。法部尚书廷杰以该案證据不足，没查得贻谷所奏贪款两百万两，只有四万两，发回重审。贻谷子钟崙（钟志谨）为翻案，亦经吉林将军希元之子世哲生（亦世枢，庆亲王奕劻女婿世梁的亲堂兄，清末世袭侯爵，民国北京著名票友，喜戏曲，曾拜杨小楼为师），将广德楼转赠予伶人果湘林、俞菊笙。俞菊笙弟子杨小楼乃慈禧、溥仪生母最青睐之伶人。贻谷家人不断运作，在北京等地散发冤案传单，分发给各地总督，并与报社人士如王国维等联络登报申冤，有贻谷被押时和王国维通信存世。贻谷家人最后反将鹿传霖手下办理贻谷案的王宪章扳倒处死，押解王宪章赴刑的正是贻谷之子钟崙，钟崙痛呼为其父报仇。满臣贻谷一方和汉相鹿传霖、张之洞一方相持不下。军机大臣中，汉人仅居其二，其中鹿传霖因贻谷案、王宪章案而郁郁有退志，已告病假；张之洞亦因病请假。案件拖延三年，成为清末一大悬案。贻谷案不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单独全宗，而且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贻案及垦务档案也是镇馆之宝。最后，军机大臣鹿传霖病逝，此案才得以了结。监国载沣欲保全贻谷，便由原来的死罪诏改谴戍新疆，再减轻改戍川边，最后改易州安置。宣统三年，贻谷遣戍四川前，在保定宴请百官，晚生谭延闿为其送行，行至湖北，因武昌起事，贻谷友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停止前行，北返，改易州安置，投靠在易州有田产的前大学士徐桐第八子。贻谷居易州白羊村，效忠前清，十多年务农，拒绝出山为官。国变后，尝自叹曰：昔姜埰谴戍宣城卫，自号‘宣城老兵’。民国初，晋边官绅怀恋其功劳美德，旧僚岑春煊上书为其平反。民国十年，总统徐世昌派绥远都统马福祥查明贻谷被冤，其垦荒治绥有功无过，宜褒扬彰公道，由内务部褒扬。贻谷为近代开垦边疆第一人，他积极开垦蒙古土地、建立新式学堂、军队、公司、医院等。北洋政府予以褒奖，总统徐世昌向贻谷颁发了一块“耆英望重”金字匾额。1926年，宣统帝溥仪早已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在天津闻贻谷去世，贻谷乃其父母曾经媒人，溥仪颁布上谕一道，深悼之。“谕旨一道：宣统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奉上谕驻津办事处代奏，遣戍大员病故，恳恩赐恤一摺，前绥远城将军贻谷，由翰林起家，荐擢卿贰，宣力有年，克勤厥职，前在将军任内，办理垦务，因案遣戍，安置易州，世变迭经，艰贞弥励，兹闻溘逝，悼惜良深，所有任内一切处分，著加恩悉予开复，用示笃念旧臣之至意，钦此！” 遂葬易州白羊村。 贻谷兄晋昌曾经的部下徐鼐霖在北京建吉林先哲祠，为其题名记：“清封正一品建威将军、绥远将军、蔼人公讳贻谷入吉林先哲祠”。冯其利在《京郊清墓探寻》里有将军贻谷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