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顾贱微，倍深兢惕。伏以臣子事上之谊，无贰尔心；君父恤下之情，丕从厥志。已备殚于忱请，乃尚閟于俞音。理实未安，辞宁荐渎。伏念某素乏涵养，动招悔尤。以阁职而领真祠，犹难轻受；分藩符而升秘殿，奚可冒承？矧圣明求治之益勤，惟牧御得人之为急。眷言星婺，密拱日畿。高大父之遗芳，依然犹在；不肖孙之弱植，藐尔何堪？得非所蒙，荣秖为惧。傥苟贪于光宠，是自速于颠隮。伏望钧慈，更赐敷奏，收回成涣，改畀时髦。义利两途，难兼取鱼熊之美；行藏一致，乞仍寻鸥鹭之盟。

相天子与服劳州县异乎？职位崇庳不同，尽忠于君则一也。相天子与授徒里巷异乎？事业显晦不同，以善淑人则一也。于越邑令马君，合是邦先贤，不以职位崇庳、事业显晦为间，作新堂以祠之，于以识邦人之思。绘事讫功，礼仪是饬。蒇事之日，观听竦然。邑士求记于余，余谓是举也，足以教人识义命之所安焉。贵贱荣悴，得丧祸福，制命于天，奚庸致力？吾之所自力者有矣。戴圜冠，履方屦，超然独灵于群物，而谓之人，顾不能求其所以为人者，独不足羞乎？顾瞻新祠，人心爱敬，虽亡若存，何为而得此？贵而为宰相，命也。命可必乎？命不可必，则有义焉。贱而为匹夫，亦命也，苟无愧心，视列鼎重茵夫何羡，吾惟守此义而已。命义合，乃得其所以为人者矣。则夫睹斯祠也，反诸吾身，纵不如忠献、忠定，殊勋茂绩，著在青史，得如诸贤以职业自见，以诗书授徒，生虽不获显用，殁乃与辅相并祠，亦足矣。颜、闵未尝仕也，垂芳千古，人到于今仰之，又何必舍吾之良贵，而盻盻焉以外物为重耶？马君夙有隽才，为政明而不察，有惠爱于邑，慊慊焉常自以为不足，事关风教，知无不为，志可嘉也已。马君欲得师乎？视此前人，邑士欲学政乎？视此马君。祠者凡九人，忠定赵公、乡之望；强恕、南溪、蒙堂三柴君，恕堂李君，皆师友昆弟；忠献张公，尝携南轩寓兹土；沈、赵二侯，俱邑令也。马君名光祖，金华人。

金华圣者阁，在三衢吉祥院，盖圣者真身也。自国朝迄绍兴，院再经郁攸之厄，而圣者真身岿然独存。宝庆三年冬十月，火复作，而真身亦无恙。此邦尊信圣者非一日，遂亟营杰阁，有加于旧，以慰邦人之心。寺僧请余记其事。余谓混凡同圣，灵异昭赫，尚假记耶？且土木工程，纤悉亦何待余记为？请试以鄙见问圣者。凡人所以崇奉佛法，为其福力广大也。使福力果广大，则火不作矣，而顾不能止火，岂定然之数，佛亦不能逃欤？火三作而真身三免，是又超数之外，何也？且佛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平等心，则当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平等功德。普同救度，是为平等。今真身独全，真身之外，一爇无馀，是又何也？世人不能解，余则了然无疑，佛无在无不在。圣者之生也，人异之；其圆寂也，人又异之；火不能毁其真身也，人又异之。佛果在是耶？有定在其谓之佛耶？无定在其谓之佛耶？圣者辞世，颂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头千个，不把片尝。陶吾真性，吾是定光」。且陶吾真性，非猪头也，亦非非猪头也。猪头千个，非尝也，亦非非尝也。吾是定光，非定光也，亦非非定光也。人谓之散圣，非散圣也，亦非非散圣也；人见其圆寂，非圆寂也，亦非非圆寂也；火作而真身不坏，非真身也，亦非非真身也。无量不可思议之平等心，岂较火不火哉；无量不可思议之平等功德，岂较真身在不在哉！圣者以为然乎？以为不然乎？遂为之偈，曰：

圣者示现，本无示现。圣者不示现，亦无不示现。慧智尚莫窥，凡眼徒自眩。神通大自在，功德世界遍。旧阁倏成空，新阁俨当面。乃知个中意，入火原不变。无变无不变，古佛定光现。

一、绍兴初创立水军，屯驻定海，专为行都后户之防，未尝轻调一兵远戍。自嘉熙年间，督府始行下调遣，前赴上流差使。适统制林炜系督府旧校，勇于奔命，更不申闻制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调，自是遂以为例。至淳祐九年，统制纪智春备述利害，申告本司，本司备申朝廷，蒙从申免行出戍。当年遂擒捕到积年大䑸海寇数百人，赶逐倭船出境，捕获铜钱二万馀贯，实得全军在寨之力。宝祐初，当国者不知东南事体，科降官钱，令本军造平底船，差军士四百人，驾往海州，就行捍禦。又准起发把隘民船一十五只，并往海州。除民船梢工梢首共计三十人外，又令本军起差军士四百七十人，驾放上项船只。是为两戍通差官兵八百七十人，每遇更戍之时，又须别差八百七十人，或遵陆，或航海，前往抵替，方得前项戍军回司。是一岁之间，常是一千七百四十人往来道涂，无休息之日。又宝祐元年八月，准密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一百五十人，驾民船三十二只，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只自扬子江口入海，不欲经涉大洋风涛之险，是以沿趁老岸，寻觅洪道，潮长则进，潮退则止，迂回转折，不计日程，以达于淮海，非防大敌之要害也。徒辍国家门户之防，而置之无用之地，尤为无谓。总三项而计之，是定海之军岁减二千九十人之实力矣。此军元额止六千人，自来四千人系庆元府通判厅、经总制司管认券钱，二千人系庆元府管给券钱，而米则尽系庆元府给饷。近来缘郡计凋弊，而经总制司财赋亦复失陷，阙额常数百人，则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则实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而二千九十人之往来征戍于淮者，又皆选士，则其在寨者仅二千四百馀人之常卒而已。修备戎器，打造战船，收买军需，防守寨栅库务，率不下三四百人，则在寨之数仅仅二千馀人而已。而又往年以州兵之鬨，移屯于郡者五百人，以盗贼之炽，分屯于东门者五百人，则定海本寨又仅仅千馀人尔。若海道之责，则西接许浦，南接福建，北接高丽，东接日本，广袤且踰万里。探望以舟师，巡逴以舟师，把守诸处隘口以舟师，又欲常整备三五百人，以为缓急不测之用，于是定海它无一卒可调矣。使幸而出一尘之警，尚可牵补驾漏，以过时日，每一长虑却顾，实为之寒心。况许浦水军，顾管一万二千人，其任责止于扬子江口，北极如通泰、如料角，正与许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许浦之军屯戍，而乃以定海之军屯戍，良由许浦以都统之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过偏军下垒，情愬不能自达，前后制臣又无有为之申陈者，所以陵夷至此极也。某虽见极力措办钱粮及备等下钱并七事件军装，一面招补阙额，然非仓卒之所能办。欲望朝廷将近年创例出戍淮海两项戍兵免行调发，庶几本军兵力稍全，可以遵照朝廷指挥措置关防，不至疏虞。又其最可念者，海滨之人与北方风土不宜，至则疾病交作。宝祐三年分徐欢所部四百人，亡殁一百一十六人，钟晟所部四百七十人，亡殁一百一人，加以数年，将尽为异乡之鬼。又自宝祐元年调遣，以至四年，损失军器共计七千九百馀件。久戍之船，本军每岁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内，已用过钱一十三万八千二百馀贯。加以数年，此军亦将赤立，不复可支吾矣。臣窃惟两淮知院知府，威声震于沙漠，勋烈炳于丹青，黄头郎如林，下濑船如云，决不欠此千百人之弱卒、十数只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券，自每岁为新会三万八千八百六十二贯文，为米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戍回戍，行府犒赐优厚，共为钱约新会二万贯，本司每岁遣戍，亦该新会一万贯，是统为新会六万八千六十二贯文矣。以上项钱米就淮东招募一千二百二十人，并作上等效用，岁不过欠新会六万五千八百九十八贯，欠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决不较此琐琐。使行府不失调兵之名，使本司不失见兵之实，其于内外边防，均为幸甚。

一、防江海之险，与防平陆之险不同。防平陆之险，专以人力；防江海之险，专以人谋。盖贼虽有千船万樯，才一开岸，即为风水所使，散漫四出，决不能成䑸合伴，并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坚好之舟三十只，屯泊于贼所必经之地，一舟过即杀一舟，自可使之无复遗类。此机六韬三略之所不载，而前史往牒之所未详也。臣窃惟自中兴南渡，立国钱塘，所以创许浦水军于平江，创澉浦水军于嘉兴，创定海水军于庆元府，无非为京师左右前后门户之防。但许浦枕扬子江而置司，去京师为远，惟澉浦去京师为近。而不知澉浦之外，又有所谓金山，乃应干舟楫所必经往稍泊之地。臣二纪之前假守嘉兴，适逆全有窥海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创招水军千人于金山，又为澉浦之外拓，至今人以为宜。今定海水军虽得控扼之地，然于防制倭丽则有馀，而于遮护京师则不足。若曰山东之贼欲送死鲸波，则自胶西放洋，绕淮东料角诸沙之外，自有径截洪道，直达前所谓嘉兴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测之渊。臣今体访定海之里，有地名曰向头，至钱塘江只一潮汛，乃应干舟楫所必经从上潬之处，与嘉兴之金山无以异，而形势则过之。且有地可以建寨，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阙额水军五百人，人人必皆选士，就彼屯驻，设有缓急，则增兵占守，可以万举万全，而京师有金汤之固矣。昔高庙朝，御史中丞沈与求尝奏云：「议者皆欲于向头置屯，使贼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盖是时登、莱、海、密尚与本朝相关，而高丽亦羁縻未绝，故或者犹有不肯厌安江沱之意，而与求之论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时异势殊，臣所以举此一节者，欲以證向头置屯，先朝诸臣固尝言之，非臣之茍言也。

一、庆元府诸邑惟昌国、象山、定海枕海而处，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恶少亡命，以渔盐为业，大率剽悍轻捷，在水如龙，非官军比也。浙之东西以及福建，凡并海而生者，虽无非习熟波涛之夫，独以庆元人为称首。凡贩海者以百人为率，庆元之人仅著十分之二三，盖恐其多则能并杀其徒也。此可见此邦沿海之民，最悍而最可用。臣顷奏闻兴复砂岸，以六家上户之世业复归而还之，最令照右例输纳官租，正欲为团结之地。今官司岁收不过十七界十四五万贯文，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却令当土大家随其地分及砂岸广狭事力，共团结强壮三千人，仍与各办衣装器械。大略如往年两淮、近年沿江团结民兵之法，置立头目，部勒队伍，遇秋时渔田之业隙，则以千人合教于郡，三岁周而复始，盖一举而有三利焉。缓急之际，此三千人可以当三万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团结，则姓名皆在官司，为盗贼者不可容，贩私盐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上户，既永免砂岸纳钱，其利无穷，且永无寇攘。如近时三山小榭焚掠之虞，特不过一番置办军装器械之费，实系以合纳官钱而办官事，固其所乐从而喜听者也。

一、本司自嘉熙年间准朝廷指挥，团结温、台、庆元三郡民船数千只，分为十番，岁起船三百馀只，前来定海把隘，及分拨前去淮东镇江戍守。夫以百姓营生之舟，而拘之使从征役，已非人情之所乐，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扰，则民犹未为大害。奈何所在邑宰，非贪即昏，受成吏手。各县有所谓海船案者，恣行卖弄。其家地富厚真有巨艘者，非以赂嘱省吏隐免，则假借形势之家拘占，惟贫而无力者，则被科调。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风而损失，或以被盗而陷没，或以无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弊坏，往往不与销籍，岁岁追呼，以致典田卖产，货妻鬻子，以应官司之命，甚则损弃乡井而逃，自经沟渎而死。其无赖者，则流为海寇。每岁遇夏初，则海船案已行检举，不论大船小船，有船无船，并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于鸡犬，环三郡二三千里之海隅，民不堪命，日不聊生。待至起到舟只，则大抵旧弊破漏，不及丈尺，杠具则疏略，稍火则脆弱，亦姑以具文塞责而已。民被实害，官无实用。且天险之防，以人心为本，先使百姓惟悴，根本动摇，脱有缓急，何恃而亡恐！臣已结为义船法，谓如一都每岁合发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十家，则令五六十家自以事力厚薄，办船六只，船身必坚耐，杠具必齐整，稍火必强壮。岁发三舟，而以三舟在家营生，一岁所得之息，则以充次年之船办杠具、招稍火之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岁岁遇当把隘之日，则如期驾发，以至军港，听候调遣。于是有船者无倖免之理，无船者无科抑之患，永绝奸胥猾吏卖弄乞觅之苦，永销滨海居民破家荡产之忧。人心固则天险固，三郡边海之人，莫不欣然听从，事将就绪，实为海道无穷之利也。

一、此邦沿海凡有寨口，大嵩管界海内白峰、岱山、三姑、岑江、螺头，计土军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朝廷创立，本欲与定海水军相为掎角，肃清海道。承平既久，寨无可用之卒，卒无可用之舟，半是买闲，半是占借，教练不习，击刺不闲。兼九寨巡检，名系军班，部吏孺子，并不谙所谓海道事宜，目不曾接风涛，足未尝履海岸，尝惟循袭故事，掊尅自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馀人之土军，徒费国家钱粮衣赐，亡具甚矣。区区欲望朝廷将九寨巡检向去遇有满替之人，许从制司选辟曾从军伍、谙熟海道、惯会船水之人，充巡检职事。庶几头目之人以渐更易，众听不惊，而寨卒亦渐可训齐教习，以无用为有用。仍遇有盗贼，许令定海水军主兵官会合调遣，一应功赏，并与水军一体施行，实为海道悠久便利。于海道之防，所急舟船器械、教阅训练，臣岂不愿仰遵宣谕指挥，尽心力而为之？但大概非赤（下缺）。

骤从閒散，荐奉宠灵。揣分非安，戴恩窃惧（中谢。）。伏念臣本无才术，偶滥科名；徒有朴忠，莫谐俗好。初庆元攻道学者得势，臣则甘受党禁而弗攻；后开禧议规恢者加诛，臣则宁犯贵权而敢议。以兹沉踬，幸及休明。大柄一还，正涂四辟。藐支立之孑立，猥杂遝以汇征。然而性理之书复行，臣独惟论笃是与；戎兵之役倏起，臣终且守遇不移。故虽越岁以屡迁，寻亦忤时而先斥。逝将永已，那觊复然。今乃忽通籍乎承明之严，予符以冯翊之重。龙光绝骇，难固拒于诏书；驽驾数颠，恐重孤于鞯策。兹盖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责实，观过知仁。察其山泽臞儒，耻为曲学；悯其宗室遗老，咎在真情。苟未至于残民，犹可使之治郡。臣敢不勉扶罢弱，祗布中和。问疾里闾，傥免终年之愁叹；委劳掾史，或容数月以病归。

花萼集中，昔两容于投分；藻芹宫里，今复许于同寅。顾幸会之何多，祇欣荣之惟倍。恭惟某官书种挺生于玉质，儒林独秀于金华。奕世簪缨，已庆流芳之远；对床笔砚，更歆擢桂之香。既为信䌽棒之威，尚肯淑青衿之子。盖双湖地近，接辟雍之海流；而泮水教成，招诸生而晨入。毋嫌官冷，未必席温。某猥以散材，赘兹游倅。题陈仲举，车中应记于姓名；随郑广文，座上愿承于规诲。所尘者略，其望则深。

恭闻孝宗皇帝「后时失实」之训，言简而意周，万里民瘼，如在目前，真帝王之轨范也。伏自某官开藩之初，首举是训以警僚寀，可谓得为政之要。见于施行者今三阅月，又似未有成效，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执事访求民隐，虚己纳善，孳孳不倦，举行荒政，焦心劳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谓无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识执事爱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膏泽不下，流移日甚，而籴价日昂。或者议其政而并疑其心，愚独以为不然。四方之风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执事博询群议如此之勤，而应之者泛然唯诺，一无以仰助执事爱民之政，此吾乡士大夫之责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陈吾乡风俗之大略，继之以愚说二条，恐或可以裨赞荒政之万分，敢祈采览！切惟两浙槩号富饶，而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人或有知之者；婺女之贫不可与浙东诸郡并称，则人鲜有知之者；金华今日之贫，与三十年前亦不可以并称，人无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郡县也，肥瘠顿异，必有其故。何者？昔之为民害者，版籍荒落而已，虽胥吏持亏盈之数，舞出入之权，而犹有遗利在民也。自经界以来，版籍具在，而有无虚实，固不可隐。其奈经界之时，县令朱中直匿乡都之旧额，勒保伍增添新数，先为奸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无遗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其害岂不大哉？况自南渡以来，科配之数越为重，婺即次之。婺之七邑，金华为尤重，夏税之输十有三种，虽间有蠲租之令，而此赋自若。及袁韶之长版曹也，增罗绢重厚之数，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数年以来，丝枲之价顿踊，谷粟之价顿轻，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仅仅自保，用度稍广，质鬻随至。中产之家，往往一岁之入不足以支一岁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悬，乌有馀粟以待穹价？是以劝分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华之所急。大抵劝分之政，为富而积粟者设，为愚而嗜利者设。今谷价既隆，数十年之所未有，于此时而犹闭藏，尚复何待？嗜利者虽无厌，而如是之愚者亦鲜。盖金华所谓富家巨室，实不足以当江西、浙西困弱最下之户。昔之为富家巨室者尚有数年之储，今无兼岁之蓄矣。虽有闭籴之心，而左支右吾，其势自相煎迫，益不容于不粜，故曰劝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以今日劝分之令，随时直之低昂而无裁抑之患，则富家所宜乐从。然终未有欣然应上之令者，盖县官奉行，不察有无，不审虚实，持版籍之虚数，例行告谕，纷纷四驰，反如白科，上下相疑，粜者束手而籴者无措。是未足以济民，适先有以害民矣。书生私忧过计，不虑富家巨室之闭粜也，方虑其喜于得价，倾囷倒廪而尽泄之矣。天命靡常，丰凶难必，万一不幸嗣岁复以旱告，虽有良、平之智，不知善其后矣，可胜寒心！然则为今之策奈何？曰：赈荒之体，先公庾而后私家；赈荒之要，抑有馀而补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芜，官不养民，而民养官矣。农夫资巨室之土，巨家资农夫之力，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故曰官不养民。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以之禄士，以之饷军，经费万端，其始尽出于农也，故曰民养官矣。不幸凶年饥岁，在上者不得已散财发粟而赈恤之，使之得免于流离沟壑之忧，尚有是可以寓其爱民之心耳。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此王政之所先也。切惟今日义仓创于庆历初，令民上三等，每税米一斗输二升，以备水旱。其后兴废不常，今下及小户矣。是官无以赈民，使民预输以自相赈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它用，数额常亏，遇歉岁则复科巨室，此何义哉！其后又有效社仓、广惠之遗法，尽将前贤立法之美意颠倒纷乱，以为沽名买誉之资。始也低价以强民之输，先为中户之困，既而官吏侵渔，所积朽坏，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陈相易，而积日未远，而州家顾乃深藏固闭，其所以备水旱者，一切倚办于私储，爱民之心何以敷于百姓？公聚朽蠹，三老冻馁，此晏子之所深叹也。况今朝廷犹特发粟，而侯国殊无发粟之意，切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巨室怨官府而不怨朝廷，甚非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有二，以聚万民，一曰散利。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者，恐不如此。今不若先发官庾，如常平、义仓、社仓、广惠仓之类，盍尽数散之，官庾竭然后及于私家，名正言顺，义感仁畅，既足以广君上爱民之心，又足以成州家爱民之政。百姓德官府，而巨室心服，亦庶乎王政之遗风。盖设施先后之序，实意之所孚，义气之所兴起，故曰「赈荒之体，先官庾而后私储」者，此也。昔成周之衰，王政不行，莫甚于战国。梁惠王犹能移民、移粟于河东、河内，故孟子之所不取。以今观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鲜。且籴价何为而骤高也？以岁旱而无粜也。是籴价不高于丰稔之地，实高于旱歉之乡。然高价之利不归于旱歉之乡，实归于丰稔之地。彼歉者既歉矣，而又尽索其家具，积数倍而仅可易常年之一；彼丰者既丰矣，而又坐享高价，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数倍之利，是丰者再丰，而歉者再歉，甚非平准之意。夫天时丰稔之不同，地利厚薄之不一，此为政者所当辅赞天地之化，裁制其轻重之宜，岂有坐视其偏倚之势，而无以权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今县官劝分之令，乃随时直，不与减损，此巨室之所喜而细民之所不乐。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众，不可不审也。然又不辨其乡之丰凶，不察其家之有无，例令赈粜，其丰而有者固可以济民之乏，彼凶而无者自谋且不给，又何分之可劝哉？是以富益富，贫益贫，势不均平，人心不伏，互相推托，迁延日时，民将饿死，谁执其咎？今蠲租之数既定，而七邑之丰凶大略可见。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旱之邑、中旱之邑、不旱之邑。以上熟之邑自可以补最旱之邑，州家何不裁损其价直，求籴于上熟之邑，复裁损其直，以赈其最旱之邑也！其中熟、中旱之邑，又有最旱、中旱、不旱之乡，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乡，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其庶乎无偏重偏轻之势，无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无怨词，彼受济者有实惠，岂不善哉！今最旱者当赈济，而上熟者亦赈济，上熟者当劝分，而最旱者亦劝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赈荒之要，抑有馀而补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说若迂阔，而实今日之急务，惟高明详察而进退之。

某窃谓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以其明天理，秉礼义，不忘其本也。是故先王之制礼，自天子至于庶人，所以祭其先者，节以世代之数。今扫松之祭野祭也，古无是祭也。古无是祭，而今世俗行之，无敢废者。虽闾巷小人贫无立锥，当清明之时，一陌之纸、一豆之饭，犹徘徊于火葬之所，而寓其追思之诚，何也？所以约天下归于厚，敬其所自出也。敬其所自出，则凡茔域之所可考识者，固不以世代为限，此所谓报本反始之礼。礼者节文，此天理也。吾宗亦金华之望也，其聚族之会者有二：曰月旦之会，曰埽松之会。月旦之会，所以示长幼之序；埽松之会，所以致追慕之思。月旦或有时而缺，埽松则不可缺也。虽闾巷小人犹不敢缺，况吾宗，其可已乎？自始祖而下至于一府君，其茔不过七所。上世诸尊长约以三位轮掌，丞相位一年，十一府君派下共一年，三三府君与尚书派下共一年，大约所费不过用二十有馀贯。故尚书位计钱十有二贯，九中散位计钱六贯，十八承事位计钱六贯。此例行之非一年矣。十八承事位下每次系三五叔三位主办，前日蒙三五叔赐访，以三七叔位窘乏辞。又蒙三九叔赐柬，欲行权免。然某人微行卑，非主宗盟者，何敢容喙？但以卑下奉承尊长之命，岂敢恝然而不报？退而念之，所费本不多，而此事之所关系甚大，不特有以启乡党之讥议，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其可泯乎？则某之躐次而言，不为无因。夫子孙之不能以皆盛也固也，亦幸而不至于皆衰，则盛者其可保乎？今族人咸曰三三府君派下之最盛者，莫如尊叔。今之人往往谦冲逊避，不敢以盛自居。然于此事，则不当不以盛自任也。咸欲屈尊重与三五叔合之，则每位不过用三贯而已。通以三年轮掌计之，则每年不过费一贯之赀，固尊叔之所不足计。然所以植立门户，持扶天理，诚非小补。诸族人不敢以此禀闻，某窃谓尊叔握空披荆，创造基业，亲戚乡党，莫不指重，是岂侥倖所能及乎？而况二贤弟学问卓然，此理洞明，何待愚者一言之悟？正以每年循习旧例，不知此曲折也，诚使尊叔知之，岂不翻然惊奋？大抵不以此禀闻者，抑以待尊叔甚薄也。然某则不敢不禀，拱听尊命。

某于腊月二十有六日拜书修庆，浼唐实夫转达，未知何日可澈冰矑。岁正之四日，伏领赐书，正某修书之日也。是日金华有雷电之变，知契好不替，吻合如此，何感如之！某学识浅陋，不敢妄论古今，兹因执事与修史笔，敢陈管见，亦不暇详其条目，姑以大纲言之。太史公之八《书》严矣，所包固有未尽，而《封禅》何足以专一书？其后立《儒林传》，乃与佞倖、滑稽、杂流并列，何其识虑之不高也！犹有可掩瑕者，能以夫子列诸世家，而门弟子附焉，以老庄等自为别传，亦知所尊矣。班固作十《志》，视八《书》有分有合，有增有损，而《艺文》之为志，名既不与诸家杂出，而崇儒重道之意比太史公益下矣。范蔚宗之纪东汉，不得与班固并称，自古之论然也。蔚宗乃别出《文苑》一传于《儒林》之后，既知有本末，又别立《党锢传》于前，则其识不可谓不班如也。此传虽前所未有，义所当立。且东汉之盛，孰有踰于党锢诸贤哉！魏晋以下，固不足言。共推国家之所以远迈汉唐者，亦以周子再开万世道学之传，伊洛诸先生义理大明，尽掩前古。今上圣德巍煌，未易形容。其有关于世道之最大者，莫如封五子，列诸从祀，崇尚道学，表章《四书》，斥绝王安石父子之祀也。今四朝大典成于今上之朝，舍此不录，纵史笔极其典法，而五子之徒浮沈出没于列传贤否之中，便无精彩，岂不为千古之羞？向者敬岩侄尝奏请于朝，乞立《道统传》，朝廷不曾取旨收索，宣付史馆。区区之愚以为道统立传，却小了道统，当作一志，岂不胜于经籍、艺文之志乎？若欲作传，则当曰《道学传》，终不如志体所该全备。伊洛以来门人弟子著述书目，悉可类聚，首载吾道今上临幸辟雍之诏，吾道粲然，可以上接夫子世家，下陋东汉党锢，岂不伟欤？此非导谀于君也，将顺其美，是亦格其非心。大臣爱君，无所不用其诚盖如此。某因有白事，虽私实公。乾道庚寅，先大父讳某宰长沙，丞相某宰于潜，刘史君藻宰昆山，皆婺人也，皆以邑宰闻。孝宗留意字民之官，幽隐必达，一日三公俱被召，天下翕然耸听，莫不奋厉。五月，大父面对称旨，即差知严州，实代南轩张宣公。辛卯，信州骄卒作过，两易大父知信州。壬辰冬召赴行在，十一月十五日奏事，十六日径除金部郎官，继赐奎画，访及治道。癸巳五月，兼崇政殿说书。秋以谗者谓大父漏泄禁中语，出知饶州，自是老于麾节间。恐此事《实录》中不曾登载，不特大父被遇上恩之隆如此，尤足以见孝宗考察州县之能否，破削资格而用人，无朝迹而径除郎，以庶官而蒙御笔兼说书，皆当时异恩也。是以宏模伟德之一端，恐秉史笔者之所欲闻。子孙沈沦，无由录上送官，幸执事左右史事，不敢不闻。大父事实见《朱文公文集》第八十九卷神道碑铭之内。大父官不至立传，今不至立传而得传者亦不少，某之事力不能进状。今闻从伯祖尚书讳某新得入传，按史法亦有附传之例。大父与锡山尤公为同年进士，情好甚密，大父卒，锡山亦赐诔文。或辱鼎重转达史长，得附传以垂不朽，岂特存没被惠，而亦足以补孝宗圣政之分毫。进退惟命，非某私情所敢必也。某家藏宋秦公《唐史·吴兢传》稿一卷，真迹粲然，惜向者不曾拜呈。当时李文简公亦为大父跋数语，即模勒锓木于史馆。某亦得墨本，今以纳上，不知此刻今尚存否。吴公真足以为万世作史之法则，而秦公删润之功，大有警发，恐或可以少裨大手笔也。

孟秋既望，风露已清，而濯缨佩，人望益高，后皇嘉相。五月末因硕夫兄行，尝附一书以道仰德之诚，必已上彻冰矑。继是天气向热，痼疾微动，兼为湿气薄腰腿间，屈折颇艰，由是尺书不嗣。七月初忽闻执事去国，为之惘然，继之以喜。执事之去甚善矣，犹恨其差晚也。审执事之踪迹固明矣，犹恨心事之未尽白也。虽然，颓波滔滔，峙柱独立，信贤矣哉！某尝爱坡公之言曰：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问人之贤不肖必以世考之。然亦如之何而考也？不过出处行藏、进退语默之间见之。君子不容于时，君子何病？时之差也。君子茍容于时，时亦何病？君子之耻也。能各知所耻，则世与人两得之矣。执事之去，盍力请于师尹得郡之时乎？师尹之去固甚巧矣，章贡之行未尽善也。心迹俱明者，于此时惟陈右司一人而已。师尹之归，匆匆一见，且曰少定再入城，当从容也。既而又匆匆过城，挟无适行矣。无适于是得脱陷阱，其言谓西涧迓从回至此，催迫就道。若果未有行意，亦何妨却之？我之迟速，岂吏辈得以持其柄哉！此事姑置之。郑定斋曾闻其消息否？昨传其得兴化，既而兴化屡易守，独不见其姓名，心甚疑之。执事必知其详，愿垂一报。潘介岩既归，则为终焉之计，亦无一字入城府。但闻其卜筑为人所误，未为稳也。书生举事，不免一疏，尤见此老之淳德。林国录耠、韩架阁境皆寓金华，二公人物虽不同，皆佳也。亦得时奉从容，馀非浅陋所知。执事一出五年，仨归家山，其喜可知。僭有《高风行》一篇，姑见颂美之意，幸垂藻鉴。谨专人诇候起居。家兄臂痛，不果修书，立斋侄别已拜书。令似诸位德业日进，和父既得胄牒，魁占无疑。不敢拜状，乞斥名。瞻见未期，敢乞康济一身，自致中和，倚需时运之复，以大发挥（《鲁斋集》卷一七。）。

而濯缨佩：库本作「濯缨垂佩」。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之谓仁，故仁为心之德而爱之理也。爱莫大于爱亲，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则仁民而爱物，此推其所并生也。吾儒所谓理一而分殊者，爱有等差如此。自世教不脩，人欲横流，戕贼其天理，本其所由生也既懵然而不知省，又乌知其并生于天地之间者？虽草木虫鱼之微，亦不当无故而毁伤也，故曰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是以孟春之月，牺牲不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网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君子达而在上，立法定制，品节禁戒，其为教也顺而易。君子隐而在下，著书立言，开导劝世，其为教也逆而难。况愚夫愚妇冥顽蔽痼，教化未易感，刑罚未易艾，不得不推天道福善祸淫之理，多方以诱之，开其不忍之端，遏其稔恶忘返之念。此令君《好生录》之所以编欤。令君尝宰金华，律己甚严，视民如伤，百里旄倪爱之如父母。忽浩然怀归不可挽，后四年以此编见寄。三复披玩，作而叹曰：至哉，令君之存心也！先之以列圣之宝训，次之以贤哲之格言，虽佛书道藏、稗官野史无所不载，分门合类，善恶粲然。吁，其用力亦勤矣！虽非先王化民之正法，是乃仁术也，识者当观其心云。

自后世宗法不立，而尊尊之义、亲亲之恩几至于晦蚀泯灭而不存。岂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如古人哉，亦以观感服习之未至，此正父兄之责也。吾宗自始祖至五世，大宗尝中断矣，又三世，尝以儒学显于时矣。于是推亲睦宗族之道，立为序拜之礼，每朔会于四大位，上冢受胙亦然，所以一人心、定名分，以培根本也。扶持保守亦既有年，诸长上欲立始庙而未得其所，后因东轩虚旷，而卒成先志。然犹有所未尽，间尝考之《礼经》：「别子为始祖，继别为大宗」。注疏有二义：一谓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之始祖；一谓始来在本国者。今三府君自凤林迁入城府，固已合始来之义。若以天子建德祚土言之，尚书庄敏公祚土东阳郡，侍讲焕章祚土金华，丞相文定公祚土鲁国，皆得以为始祖也。小四府君创业临江，子孙出仕亦得以附始末之义，阖族建议，请同享于三府君之庙，所以共明命而厚人伦，于亲亲尊尊之道，庶几乎有所观感服习，垂裕无穷云。咸淳己巳冬至，奉妥礼毕序拜，谨述事始，书于题名之首。

右《勉斋黄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陈先生文粹》三十一篇、《经说》十五篇，金华后学王柏之所编集，而又附以杂著四十馀章。北山何先生亦尝增定焉。在昔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门而亲传面授者，不知其几人矣。穷乡孤陋，未能遍求高第弟子遗书而尽观之，但见端的固守其师说，而接引后进，敷畅演绎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之为可敬。勉斋先生辞严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释》尤为渊奥。北溪先生辞畅义密，剖析精微，而《字义》为阶梯。皆所以为后学之津梁，以达于紫阳之室者也。此编非敢妄有铨择，亦以其尝玩味诵读者开其子侄云。

予幽约不勇，不能寻师取友于四方，求乾、淳诸老私淑之遗训，以变化其气质，与世参差，交道枯落。淳祐乙巳之秋，因事入京，始识久轩蔡公，盖西山之孙、九峰之子。是时给礼玉堂，初除正字，与友人王抑之、敬岩、立斋二侄，契谊颇密。予起敬其家世甚久，遂往访焉。公即以故人相待，削去岸谷，意气笃厚，有前辈风。越再年，出持江东宪节，后移节本道，予以部民未敢纳谒，而揽辔已在门矣。既而兼绾郡绂，再至，尤款密于松斋道院之间。及登政府，相与如一日。公凡两去国，后一出尤伟，皆以事关学校，力争不得而去。善类恃之如泰山，天下想望其风采，以元祐相业期之。閒居三年而薨矣，呜呼悲哉！定斋郑君字文之，自太学博士出为东阳郡长史。朋友间误道予姓名，忽一日求见甚勤，却之不可，自是情谊稍款。其人博洽通练，议论轩豁，实有用之才也。仅一持武冈之麾，丁内艰，哭爱子，困顿家居，近亦闻其捐馆。二公皆闽人，今不可得而复见矣。吁，渊明有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摩挲遗帖，凡十有一纸，联为一卷，揽涕而书于后。

昔东莱先生吕成公讲道于金华，四方学子云合而影从，虽儒宗文师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辈行，愿就弟子列。况止斋、水心年实下之，固心悦而诚服，非貌敬而面从。得时止斋与大愚之帖，谓哭郎中先生，其言不可诬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门，而师止斋。止斋既为成公门人，则白石行辈又降一等。其后作文但欲尊其师，而与成公并称，几于无忌惮。由是橘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伦之分，厉风俗之偷也。古人于行辈最严，于师弟子为尤重，盖人生三事，师与君父一。读昌黎之《师说》，则知所师者道也，而不计年之前后，此于长幼之序并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无求道之实心，而好人之谀己也。先生之称，交口相悦，心实不然，不以为非，亦不以为耻。于是先生二字轻于一羽矣，可胜叹哉！水心之帖，致问同门诸友，于叔度独称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馀皆兄之，如曰德章、公谨、仲益、宪甫、温仲、日强、敬仲、伯广、叔昌、仲谋，凡十人，情义缱绻，且恨不得长相从也，师门之敬亦笃矣。

后九帖，独善汪公之尺牍也。诸公皆有闻望于时，汪公师门笃实君子也。观其交际可以知诸公之情，观其称与可以知独善之德。惟吕公泰然，自悔学问剥落，殊少振起。及党禁方严，独上书斥侂胄之奸，至杖流岭外，不忧不惧。及侂胄诛，朝廷官之，则已客死矣。白石为志其墓，而闻者竦然。丽泽私淑之功，其可既邪？因有是帖而后及是人云。

君亦居东嘉，尝参保宁幕，既而摄金华令，相与之意亦真。后不堪征赋之令迫，飘然赋「归欤」而去。上官留之不从，亲旧辟之不出。时得其书，以《慕庵记》、《好生录序》见嘱，道谢之词甚谦。其死也，予酹之。其子璞乃以墓上之碑嘱予，勉强缀辑，未知其果入石否。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访张宣公于长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黄公中于里第。先之以长书，其辞前后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敢斋沐裁书，请纳再拜之礼于尚书端明丈台座」云云，「今日之来，盖将顿首再拜于堂下，以偿夙昔之愿。伏维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进于门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来之意，则某之幸也。乡往之深，不自知其越僭，敢以书先于将命者而立于庑下，以听可否之命」。其书见于文集。九月抵长沙，此书则在长沙时，遗东莱先生吕成公之手笔也，故书中首言见端明事，称其德履，且自愧浅之为丈夫。时朱子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修，气识宏达，度越一时，至今使人跃然兴起。嘉定乙亥，金华后学王柏受是书于成公门人独善汪公大度之家，宝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呜呼！自三先生之声教绝响，后生小子安识前辈敬老尊贤之礼哉！至于辞受之宜，儒释之辨，当时朋友切磋之实意，典则满纸，义理沛然，大有补于世教者，后欲并刻石于丽泽书院，以退弗果。慨流风之日远，惧遗墨之遂销，为之三太息，敬识其不敏于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某拜手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