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江部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
第二百七十卷目录
江部总论
程大昌禹贡论〈九江论一 九江论二 九江论三 九江论四 三江论一 三江论二 三江沱潜论〉
图书编〈江源总论 万里长江图总叙 江防总叙 南直隶江防事宜〉
武备志〈江防论〉
春明梦馀录〈江防〉
湖广通志〈三江总会堤防考略 川江堤防考略 荆州府堤防考略 枝江县堤防考略 松滋县堤防考略 江陵县堤防考略 公安县堤防考略 石首县堤防考略 监利县堤防考略 安陆府堤防考略 九江堤防考略 岳州府堤防考略 巴陵县堤防考略 常德府堤防考略 修筑堤防总考略〉
程大昌禹贡论〈九江论一 九江论二 九江论三 九江论四 三江论一 三江论二 三江沱潜论〉
图书编〈江源总论 万里长江图总叙 江防总叙 南直隶江防事宜〉
武备志〈江防论〉
春明梦馀录〈江防〉
湖广通志〈三江总会堤防考略 川江堤防考略 荆州府堤防考略 枝江县堤防考略 松滋县堤防考略 江陵县堤防考略 公安县堤防考略 石首县堤防考略 监利县堤防考略 安陆府堤防考略 九江堤防考略 岳州府堤防考略 巴陵县堤防考略 常德府堤防考略 修筑堤防总考略〉
山川典第二百七十卷
江部总论
程大昌《禹贡论》九江论一谓江至荆而九者，自孔安国始其后，班固之志地理应劭之释汉志，皆谓江至庐江、寻阳，分为九派，夫汉世所传一律也。至张僧鉴《寻阳记》，方列九名：曰申、曰乌蚌、曰乌白、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廪、曰提、曰菌也。乐史《寰宇记》、李宗谔《九江图经》，亦皆本僧鉴所记，以为此九者，分流于江鄂之境，而张须元、贾耽所记，名又特异。张曰三里、曰五洲、曰嘉靡、曰乌土、曰白蚌、曰白乌、曰菌、曰沙提、曰廪皆分于鄂陵，会于桑落洲。贾耽则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乌、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与江为九，其说之无定。如此然郑氏在汉，已不用孔说曰九江者，庐外之寻阳山溪分枝散出而合于大江者也。臣合数说评之，孔氏之说，诸儒不惟宗之，又且设说求合者意疑其时近古江流，尚有迹道可考。亦应以博士亲见《汉家图书》證定地理，固可类见。然郑之距孔世数相后，止一二百年，未论其时，江尚为九，但迹道半存，岂肯别取枝流小水，以应塞经文邪。以此见孔氏分九之说，无据甚明也。若夫《寻阳记》作于置郡之后，孔颖达辈。虽不敢废亦。以其从来非古不肯坚信，则承袭成误不足多辨矣。特不知张须元贾耽，或谓九派各有其名，或创言八洲合江又何所本也，若杂数沿江之枝浦，虽累加而至千百，愈取愈有何。但九派八洲而已。夫数说者，既皆不可㨿信。如此于是益疑江本无九，而出于后世之牵合，是以若此其支离也。若夫郑氏之说，九小江者，正应九江之，目孔颖达颇以为然。于是顺饰其说，曰江南人呼水无大小，皆曰江或从江分，或从外来皆得名。江有意乎，以郑为，是而实不究其本也。南人呼小水为江，特后世语尔。古何尝有是欤。经自岷江以外，无得名江者，汉水之大，几与江埒其未入江也。止得名汉，不得名江，安有寻阳间九小流者，方趋江未至而肯以江命之乎。不独江也，淮河济三名者其正派得之外，此无有混言者，济之于河犹，不得附借其名。而江汉分枝，仅得目为沱潜其严于名称大扺如此。孰谓此九水者，方望江未至，而得列九名，以与四渎，参大乎，且又有甚，不然者，经于导江之文，曰过九江至于东陵，藉用郑氏之说，委曲为辞，则必曰，过者谓九小水，横比入江江水衡过。其外尚可说也。至其后又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又何为者哉。同是一江其水，悉经九小江而下至其下流。一则自此而之东陵，一则自此而之敷浅原，安有此理。若两存其说，则禹贡所载，亦几于自相违异矣。又况东陵今世无有定地而敷浅原，既指今德安县一山，以应古文。则江水何缘倒流百里，而遥以过其地。此皆理之，可以推知其失也。
九江论二
江流分为九孔氏首倡其说，而验之大江在汉，已无其迹。于是有不主孔氏，而他求者，如郑氏九小溪之说。固居其一，而其源流乃太狭近，故地理家所不遵信，则又有别出意见。并江上下取水之，壮大者，以为之。言刘歆曰，湖汉九水入于彭蠡，是为九江。则其一也。近世晁氏之说。杂引《山海经·博物志》水经地记而断。以洞庭应塞九江。又其一也。此二水者于并江故为特大，亦安知古来不以九江命之，欤然经之九江叙次岷源之。下此二水者其源各有所受洞庭之源。即今之湖南凡水，皆是彭蠡之源。则该奄江，西皆不与岷源相入也。沅鼎惟与蜀邻，而巴黔中高水自不通。又武陵惟有沣水。李吉甫亦指摘，以为禹迹然其源。自出武陵克县，不受岷派与经文不合世共知吉甫之误也。然则主经之岷源，以为宗本而验其派流所入，则洞庭彭蠡虽比他水为大，安可断经文正源，而参入岷派以名九江乎，又水经所叙，洞庭受水有微澬、湘、沅、沣、涟、漉、沫、浏、沩、
不止九派，亦不可损多就少以应九目。而经于江派，自岷至海，山川所书，不过八名，其曰，汇者即，彭蠡也。而又可于上流更以彭蠡为九江也乎。此皆可以知其显，误者也。然则合是数者，皆不得以为九江，则经之九江，将安归乎。曰汉世近古，其谓江分为九，则经语无之，而谓寻阳之江，为九江者，以其时世考之。则近古以九州疆境考之。则寻阳向隶荆不隶扬也。岂可于去古甚远之。世易其地而他之乎。九江论三
九江名郡，始于秦皇、革于汉高、复于武帝、其后王莽以名豫章，隋人以名寻阳其命名之。因虽尝祖本禹贡而郡之，所置不一其所后世不可谓其名称，近古而执言禹贡九江当在其地也。秦汉九江盖在淮南而皆治。六安今庐州之寿春也。夫其沿淮置郡，而借名于江。当时亦知江之不与六毗矣。徒以禹迹可尚姑。借属邑名称，以为观美。则是非覈实无所㨿考。至于王莽易豫章故名。而九江命之。〈缺四字〉意其必有确见可以刊正。秦汉借寓之误，及今考之。水经则知其所从，更易者，刘歆实为之也。歆指彭蠡以为九江，而彭蠡又豫章之变。故使莽名豫章为九江者，歆也独不思彭蠡，即汇也。汇与九江自是派中两名，不应重出，而又中隔东陵，如之何其一之，此歆实误莽而后世又承歆误也。至于隋人以九江而名寻阳，则专用汉语，无有他说。自孔安国时已言江至荆州分为九，故《地理志》于庐江之寻阳曰：《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而司马迁之观九江，亦于庐山乎。求之合汉世知古者，其书多同。故九江之在寻阳，后世主信者，多也，晋人既割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此二邑者置以为郡，而命郡以为寻阳矣。隋人第闻寻阳之有九江而不察晋郡之，寻阳非汉县之寻阳也。则遂正以今江州所治，而命其名曰，九江也。夫其展转相因壤地名呼，虽三四变易，而多用孔班司马三子为㨿，则其谓九江者，真为禹贡之九江欤抑，皆汉世之谓九江者也。此皆远古而难意断者，今姑以州域经文合论。则秦人所名之郡，治六安在扬刘歆。王莽以名豫章，则以彭蠡，彭蠡亦不在荆，而晁氏所引水经地说，以洞庭应塞其目地。虽在荆而源不出岷。皆的然不可为据，无已则以隶属寻阳为正，且用汉世通语，宜不至于大牾然。世远简编中，绝不与禹接臣实，未敢力主以为真确也。且居今论，古未说禹迹，若晋隋至今，岂其便至旷绝邪，今其命郡首，末与夫城邑徙移。亦自纷杂难辨盖汉之。寻阳在今蕲春县地，于江为北故班固得以定。著其文而曰，九江在南也。晋置郡而名之，寻阳者虽采汉县名之，其地则已越江而南，非汉旧矣。若辨方以言则汉谓九江者，顾在新郡之北。隋人第知因旧地旧名以命新郡。虽九江故目夹江分受于汉志，未为失实，而差池贸易已不胜紊矣。今人乃欲于简编不接之，间而执验，禹贡山川名称，迹道如之何，而必其无误欤。九江论四
江既不派为九则九名之，所从起独奈何曰古人命物，以数不必以数。数而应乃始命之，或时意自有主不可臆凿也。尧名四岳命官，其对答间，又有师锡佥曰等语，则似四人无疑然考之，舜典九官十二牧，并四岳数之，止得二十二人始知四岳者，非四人也。其佥曰，师锡乃合佐贰言之也。三苗之窜又居三危杜佑。亦尝谓苗族分而为三矣。然经数四罪，以鲧共兜，配三苗为四，则是一有苗，而以三苗命之。今去古远，一苗之名三苗不可臆度矣。而苗民未尝分三，则经文甚明也。又如当时大臣之尊者，为百揆岂其百人而共居此官也。邪以此参较九江之所以九，其创意立义不敢强推，而其决非一流分九者，则为经之书河以播九为文。而九江无之故得知其非九也，且岷江一派九江据其上三江承其下，皆有数可数焉者也。九江之所以九，经无明文而三江为三，虽南江未易据论，而中江北江经尝分命其方，而稽。究其实元无异派。则九江也者，岂真有九道乃始名九也邪。此其同为一岷派同一书法最切近而可援比者也。又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馀祁一泽，而得名九泽；晁氏谓未易，可以必其得数之，因其说通也。晁氏主洞庭以为九江误矣，而其论一江之为九有据而非凿说。臣有取焉，且经于道山川书逾者，一自荆逾河是也。书过者洛洚三澨漆沮皆一，而九江独再皆禹自记其所经行也。若使此九江者，其为九枝禹安得每行而辄遍历之。若以为禹历九派而遍疏焉，则不应言过以过者，无所留行非沟洫閒致力之义也，此又理之可以意言者也。三江论一
诸家之论，三江多矣，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以入震泽遂为北江，而入海。班固曰：南江自震泽东南入海，中江自芜湖东至阳羡入海，又一江自毗陵北东入海。韦昭曰：三江谓：吴郡南松江、钱塘江、浦阳江。《虞氏志》又以为松江，于彭蠡分为三，其说之多如此，皆不经也。孔氏以江，自彭蠡入震泽。此全不知东南地理者也。彭蠡之汇于江距震泽千里而遥，又大江古无通吴之道。彭蠡既汇于江，亦未尝分而为三，虞氏之失，与孔氏同。班固之言于经无所依承，而汎取北江充数，既不足㨿韦昭之失，亦犹固也。近世临川，王氏又为之，说曰，三江入海，其一自义兴其一自毗陵，其一自吴县，三江既入则水有所泄，故震泽得以底定此其意。以震泽底定缀三江。既入之下既者已事之辞，故以底定而本之，既入是亦一见也。然经之书既虽可以知其为已然之事，而凡下文所书，不必与上文继续也。且即此三江，上文较之不尝曰：彭蠡，既猪阳鸟攸居矣乎。若以阳鸟攸居本于彭蠡既猪，不知阳鸟所容，其能几何而必待彭蠡之猪，乃适得遂乎。又如弱水，既西泾属渭汭，弱水泾渭邈，不相及，如以辞而已，则泾之属渭，其待弱水既西也欤。此皆泥而不通者也。考之于经固，自有三江之文，于导漾曰，东为北江入于海。于导江曰，东为中江入于海。孔安国顺经为说曰，有中有北则有南，可知颜师古宗。本其说遂明，著中南北三江其说，皆本经矣。而安国不能推三江，以达于经，乃谓彭蠡可入震泽，后世因其一误而并不之据也。近世惟苏氏，即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南出而北会者，指为南江以足三江之数是说也。于地则有考以经，则相应最为惬当。而其所以分三江者，又求之经文之外，故学者信矣，而不坚也。三江论二
经于导漾曰：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于导江曰，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此中江也。有中有北而未尝有南，经遽以三江总之者，省文而互见者也。且经之言曰，东汇泽为彭蠡东迤北会于汇，是二语者，其非附著南江以概其所不书者与，夫其同为一水，既别其北流以为北江矣。又命其中流为中江矣。而彭蠡一江，方且自南而至，横衡两流，与之回转，而得以名之曰汇。参配北中与之均敌，而得以名之为会。则是向之两大者，并此为三矣。当其两大，则分北中以名之，及其汇会而鼎，错于南，则辨方命位，而以南江目之，不亦事情之实哉。其会汇之地虽名彭蠡，而上流钟为鄱阳大泽者，亦彭蠡也。究其原派，则合江右数千里之水在焉，絜度其力虽不及江犹，倍于汉汉之力，尚得抗江，而分中北，则彭蠡汇会既能兼敌江汉岂应不为南江也哉。盖禹之行水致力于其所不得不治，而舍其可以无治，其后山川之，或书，或不书，亦皆因之，于是尝经疏导，则有甚小而见录者矣，无所致力，则虽甚大而亦不书。盖禹尝大会诸侯于会稽，又尝因导山而至衡阳，是浙河洞庭者，禹迹皆尝经行矣。以漆沮瀍涧而比浙河洞庭其相为大小岂不倍蓰千万而至于无算也欤，而浙河洞庭反不得书，亦以其无所可记焉，尔南江源派诚大，且长正以不经疏导。故自彭蠡而上，无一山一水得见于经，而况得比他水，自始至末特立一派也欤。夫江汉惟其有派也。故派在北若中者皆得。因其方而目之。曰，此北江也。此中江也。今江右之水元不立派，则亦无方可命于其合。并江与汉而以会汇名之，使天下因鼎错之。实参北中之目，而南江隐然在二语之中，此所谓圣人得书之体者也。虽然此之经语于事，虽该其辞，则简臣且并孔苏之说，扩其简，以及于该恐听者之不昭昭也。则又于先秦古书有考焉，而三江者，决不可讹而之他也。职方氏之叙九州也，疆境之内，川流最大者，各摭实言之。故在荆之川为江汉，在扬之川为三江。以今川派言之，江汉之会在夏口，夏口古荆州也。彭蠡汇会介湖口，彭泽两邑湖口，彭泽古扬州也，方其在荆未有彭蠡，则但称江汉及已至扬，而江汉彭蠡悉相参会，则实以枚数而谓之三江。考之禹贡所书，与今时所见，皆顺协无异，则三江者，其为江汉彭蠡会合之名何疑。若如后世之论，以汉江不在三江之数，则经之明文如中江北江二目者，既无附著而又职，方每州所书之川，凡源委壮长者，皆无所刊遗而江也汉也。自禹至今，由荆贯扬未之有改，使扬境而诚别，有大水名为三江，则江汉至扬比荆益大，岂应弃不省录，此皆可以理断，而况六经所记，互相发明，如是其察，尚可昧乎。三江沱潜论
缘经生文立南江以足三江者，倡于孔安国，和于颜师古，而发明于苏氏。苏氏既立此义不主经文以实之乃疑实合为一。而名别为三无所执据，于是采前世水味之说，以为合而可辨者味也。此其一之可以名三者也。味辨古有之，许敬宗尝以论济，则苏氏之说亦古矣。然江汉彭蠡冲波相荡，凡数千里其能彼此自洁不相混入乎。若并经所书，各以其方辨之，一语了然，无可疑者，况经文明有其比欤积石之河天下一尔经尝主冀而命其方。故自豫而入者，则曰南河，自龙门而济者，则为西河。夫河曷尝有西南哉。一河而可分南西，则此虽一江，而北中南分命之，正纪实也。而何疑之有汉儒之述王制也，因南河西河而推之，以概其所不及。故又有东河之目后世循焉。则孔颜二氏，因北中以概三江经文甚明又与汉儒创东河以补经南西二目者，其指与事悉，皆参合无误。则又益有依㨿矣。苏氏既主味别之言，而荆梁二州皆有沱潜，既道孔颖达辈有言曰，沱潜发梁入荆合流而分，犹如济水入河而复出也。苏氏遂以实其味别之言曰，梁荆相去数千里，非以味别安知其合。而复出邪。以理言之，水合他水而必杂，则味经远地而必混，无有合而可别之理也。水名之同者多矣。漳沮二名天下不知其几，会其立名之初，适同尔岂可以名之偶同，而设说牵附必使之合为一水哉，况孔颖达引图记之谓沱潜者，究考其实皆末流入于江汉，而非江汉之出。与古语不应疑后人，喜经之有此名也。而冒称之不可究穷也。尔雅之言曰，水自江出为沱，自汉为潜。则凡江汉下流枝派皆得以沱潜命之，如水自河出为灉，故青有灉沮之灉，而后世亦以涞水之受汳者，为灉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诗始曰沱中、曰汜终、曰渚三者辗转变称，皆取声协亦可以见其不主一地，不专一名也。是皆可以类推者也，然则凡水之出江汉，皆可名以沱潜，则沱潜云者，乃从江汉下流得名。耳今两州皆言沱潜既道，盖作经者甚喜江汉之底平也。故以沱潜循道记之，其意若曰不独其上流治其下流亦治云尔，而何必指某处为沱为潜也。《图书编》江源总论
水必有源，而源必有远近大小不同。或远近各有源也，则必主夫远或远近不甚相同，而有大小之殊也，则必主夫大纵使近大远微，而源远流长，犹必以远为主也。况近者微远者大，乃主近而遗远岂知源之论哉。是故古之言河源者，皆曰出昆崙山北陬而东行。又曰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不知昆崙为正源三河合，而东过蒲昌入中国，自临洮宁夏流至延绥山西两界之间。夫昆崙特河之流绕过其山麓耳，非河之源也。迨元穷河源使都实出西域，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星宿海，则是言河源者，至元始得其真焉。言江源者，则不然谓江水出岷山东南至天彭山，又东南过成都郫县，又东南过阳江，又南过嘉州犍为县，又南过戎州僰道县，又东南过巴郡江州，又东过涪州、忠州、万州，言中国之江水信得其源矣。然岷山在今茂州汶山县发源不一而亦甚微。所谓发源滥觞者也。及阅云南志，则谓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异域，南流渐广至武定之。金沙巡司经丽江鹤庆又东过四川之会州建昌等卫，以达于马湖叙南，然后合于大江趋于荆吴，又缅甸《宣慰司志》谓其地势广衍，有金沙江阔五里馀，水势甚盛。缅人恃以为险。夫以缅甸较之茂州，其远近为何，如以汶山县之发源甚微者较之缅甸阔五里馀者，其大小又何如。况金沙江源出于吐蕃，则其远且大也明矣。何为言江源者止于蜀之岷山而不及吐蕃之犁石，是舍夫远且大者主夫近，且微者，以是论江之源，吾不知也。是故合江河二源言之火墩脑儿，即华言星宿海在吐蕃西鄙犁石，亦吐蕃地也。吐蕃寥廓总属西方河之源发于正西转西北，由积石入中华，又北过边外转东北流过河南，山东至南直隶地方正东入海江之源亦发于西转西南，入中华过云南诸郡，南流过四川马湖，合大江，转东南荆吴至正东入海。今江河二口之入东海者，相距不过二三百里，皆在正东。则二源发于正西者，当亦不甚辽绝以方求之，西兑金也。金乃水之，所从出理或然欤，或曰，水必发源于山昆崙乃山之最高广者，岷山亦高山也。江源何为不祖岷山，而祖犁石，即曰，星宿海有泉百馀窦，从平地涌出，非山也。何独疑犁石未必。非高山乎。安知今之主江源于岷山者，无异昔之，主河源于昆崙乎，唐薛元鼎所探河源自以为过汉张骞矣，安知今之所谓江源出吐蕃犁石者，非唐之薛元鼎而尚未得夫。星宿海乎，姑即江水来自西番者，以俟真知江源之君子云。万里长江图总叙
水之大者，莫大于四渎江淮河汉是也。淮汉之源，在中国境内，故其流短。惟河源发于昆崙之西江源，亦发于西戎，故其流长。然则中国之水源皆自西而来乎，西方兑金金为水母水皆发源于西者，其金生水之义乎。河由西而北，而东入于海。江由西而南，而东入于海。然则海固，江河之会，而江河其殆南北两大经络。所以会四方之水而归之海矣乎。江源发自岷山，固属之蜀也。云南之金沙江来自西番，而会于蜀江，蜀果足以尽江之源乎。即如江西之水其大派数支其流长馀二千里，会于九江，即江西。而湖广四川可推也。是图也特记江之大势，云尔安足以尽江之源委乎。若江防一节近日，南直隶可谓密矣，而贼盗即为之敛迹在他省独不可仿而行之乎。噫江防密则江中之盗熄海防密，则海中之寇宁河防密，则漕河之舟楫利。古今法制具在典册，而按图可考，要在得人以行之耳。故曰，其人存则其政举。江防总叙
尝阅《三国志》，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天所以限南北也。而宋刘珏亦言，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则长江岂不诚胜势哉。然王浚之克西陵，北军飞渡韩擒虎之济采石陈人不觉，则虽有胜势亦恃。吾所以守禦之者，何如耳吕颐浩。有言诸郡自荆南，抵仪真可渡处甚多，岂不预为计，望置使两员，一自镇江至池阳；一自池阳至荆南。专提督造船，且询水战利害，但当时宋迁都建康恃江为守，故有此论。今天下一统其要害，固不系长江然。潢池之警窃发不时颐浩造船水战之说，可无预为之计乎。是故操江巡江各有专寄，而江防之设。虽以备水寇其所以为建康之守禦者亦豫且密矣。长江天堑尚慎旃哉。南直隶江防事宜
查得操江都御史，原奉敕书，专管沿江一带，上自九江，下至镇江及通常狼福等处，先年承平无事专，一操练水兵，禁戢盐盗用重留都之卫，以为江海之防一应兵事，尽属操江近缘倭变大江南北道，臣俱兼提督军务之任，所有钱粮兵马各归抚属体势恒专调度自便，而操江大臣，仍照旧敕参错行事，临警仓皇未免掣肘，所以该科长虑有此建白看得长江南北自瓜仪镇江之下有山破江而生，名曰圌山。此诚留都之门户，而江海之噤吭也。春汛之际南北抚院俱，各设有兵船，会哨防守。自此以下接连海洋江面阔，远北有周家桥，大河口掘港等把总，而以狼山副总兵统之。南有靖江福山笮浦等把总，而以金山副总兵统之。各为军门专属。若复参以操江权任并大调度殊方使承行者无所归心，而前却者，有以藉口或乖进止之宜，恐非备禦之策，况操院之设不妨院事，专管操江带管巡官乃今急远忧，而忘内顾略专，任而重带管似，亦非命官之初意也。合当自今以后，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圌山江北三江会口，为操江汛地如遇汛警，但在圌山三江会口以下专，责南北督抚严督将领之类毕力杜截圌山以上，逼近留都，南北督抚仍与操江互为应援，不许自分彼此。致失事机及查圌山把总原设兵船向系。江南巡抚，管辖今汛地，既分前总应分专属操江提督，所有兵船器械粮饷成造修理等项，仍照旧规，于江南办，给与操江衙门见役官，耆兵勇三百员，各相防守。其三江会口先该操江都御史，闾议题添设，把总咨行巡抚会节经总督巡抚议题定，派各属加徵军饷银二万两，扣减民壮弓兵银一万三千零四十二两二钱。又原议事宁，减免江洋岁支必致乏绝仓卒之际，复议派徵是无裨于宽恤，而适增其科敛也。合当将节年，定派操江军需俱照成规，不必加减，仍严行各属如期徵解岁支之外，稍有存馀，听行收贮，以备缓急，不许别项支销。再照军行百里例，有行粮，若召募之众日有常支，原无此例，惟是交仗对垒之际，悯其勤劳时有犒恤。今游兵俱召募，而营兵例无外援，若以预处行粮更议分派，不免异同，徒为纷扰。万一警报非常内地孔棘，则南北督抚俱同忧责，又须别为权宜，互相接济非可预拟，而定设也。江淮总兵官之设，本为靖肃江洋辑宁地方，上以制瓜仪之盗贼，下以镇通泰之盐徒。所以屏翰留都防护运道者也，设必于镇江者。盖以路通南北地，呃咽喉金山备倭在其南，仪真守备在其北，适中可以调度，㨿险可以设防，取其传报易，而策应速也。《武备志》江防论
唐顺之曰：海贼入江，由江南岸登陆之路，廖角嘴营前沙南北相对海岸，约阔一百四五十里，为第一重门户，狼山、福山相对，江面约阔一百二十里，为第二重门户，周家桥与山相对。周家桥北岸至顺江洲，与江南分界，江面约阔六七十里。顺江洲至新洲夹江面约阔七八十里。新洲夹至江南岸江面约阔四五十里，为第三重门户。三处领水兵官须整备船舰昼夜谨守三门，时时会哨以防春汛。门户既固堂奥自安若三门稍有疏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斯为下策与无策矣。郑若曾江防论上曰，谨按长江下流，乃海舶入寇之门户也。愬江深入，则留都孝陵为之震动。所系岂小小哉，故备禦江之下流，乃所以保留都护陵寝至要至切之务也。向来夹江南北分兵戍守，游兵船往来巡哨于其间江防不可谓不密矣。然而寇不闻息者，岂无说哉，良由抚操巡江官联之义不明，故耳何也。我朝大江南北各设巡抚留都，专设操江巡江所敕汛，地虽殊而四院事体，则相关而不可分也。今操巡专管江中之寇，寇若登陆，则让曰，此巡抚之事也。巡抚专管岸上之寇，寇若入江则让曰，此操巡之事也。一江南北，胡越顿分，同握兵符，尔我相逊何惑乎。江寇之弗除也哉。如愚见莫若先正官联，官联者联属四人为一，利害休戚异形而同心战守，赏罚会谋而齐。举如江寇而登陆也，操巡督发江船进内港，以协捕之陆寇而入江也，巡抚督发哨船出外江以策应之庶乎。寇计穷而无所容，江中其永清矣。江患息，则留都陵寝万亿年巩固而不摇江防之策，孰先于此郭。若曾江防
中曰，海船入江，必由崇明南北二路县后扁担二沙在县之北，易于胶浅，凡舟之轻小者，由此而行，竹箔宋信嘴在县之南其水深洼。凡舟之重大者，由此而行，二路堵截更无入江之路矣。崇明者，天生此沙，以锁江之水口江防第一关键实在是也，过此以西方论营前靖江金焦此设险之大旨也。向之建议者，设将官结水寨分守乎江之两岸，而海口入江之处，止以崇明官兵禦之，游兵都司应援之，愚以为非计也。海口兵力，孰与江中诸寨之，多分战江中，孰与并力禦外之易似宜立为规制贼，尚在海之时，江南江北兵船，分番互出，常以一半至海口，协守崇明，南北二路舟众力齐，则贼必不能入江矣。此守江之上也。舍此不务，容贼入江，江中之师，船散力分，欲望其能胜敌得乎。虽然擒江贼亦无难，所患者我兵自分彼己，不若敌胆之合一耳。若贼过营前沙而营前之，江南江北火速出援，左右翼击不坐视乎，营前之兵之受敌也。过靖江亦如之过金焦，亦如之贼，进不得前，退无所遁。我兵有增而无限，贼兵有限而无增，胜负不亦较然矣乎。愚故曰，二提督与操巡，必四人同心而后可济也。郑若曾江防论下曰，今论江防者，孰不曰营前沙者大江之第一关键也。靖江江阴其第二也，瓜仪京口其第三也。守此三者，则海寇不能飞越，而窥留都以愚观之。殆不然何也。京口虽系江南诸郡咽喉，然从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而进者，以沿江南岸叠嶂如屏，而润州秣陵之间夹冈崄陂，无港可达故也。若从通泰登陆，循江北内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师渡芜湖，采石走太平，而北岂非地势之至要者，欤故保留都须严江，防严江防须重江北贼计狡猾常避实而击虚不可。但以江中之关键为恃，而为贼所绐也。王鸣鹤曰，长江万里，上通川湖，下尽海，壖环绕南畿带映陵寝，故置镇设兵东西错峙，声援易达势，若珠连规画尽善无容议矣。今自留都以下，江防最急者言之，查镇江京口与瓜仪相对，实七省漕运咽喉较之他处尤为重地。近因盗贼生发当事者，议于永生洲，设兵防守，又以江上洲田供给新集沙兵最为得策，虽充国湟中之屯不是过矣，但旧设三江圌山，各去永生洲不三四十里官兵，肯互相接应，盗何得逞。缘兵中多盗贼，家属官少举动伺察先觉。故会哨与不会同也。今永生洲新设，果能合二营之力，厚养间谍，不使轻泄出，必速战，必果获，有真盗不使贿，脱计免又不为势家所嘱而纵之。虽江海广阔，盗贼众多，岂皆不畏死之人哉。若泄机有人，请托有路，救死有术。虽里守把而洲参游，恐于江防亦无所补益也。
《春明梦馀录》江防
新江营设水操军，以万计，而都御史督之，盖自永乐迁都后迨。今未之有改，事有专制所辖畿辅，诸郡上自九江，下抵苏松通泰，凡地方缓急，寇盗盐徒隶之，盖以留都根本重地，江淮东南财赋，所出诚重倚之，故先设巡江都御史继以提督，操江兼领之，嘉靖壬、子、癸、丑间倭犯海上，凡苏松淮扬，皆为寇穴。操江臣南北奔走，为疲势难周遍。于是朝议，加应天凤阳两抚臣提督，军务与操江臣画地，而守圌山。以下属江南抚臣，三江会口，以下属江北抚臣，操江臣专督瓜镇，以上江又用言者调福浙兵增募。江靖两县耆民，凡七千有奇，增军饷五万馀金，后十年馀乃尽遣客兵归之。故乡仅留江靖耆，民兵八百，分守圌山三江会口，游兵仪真四营饷，亦如其数损之。此则沿革之大致也。《湖广通志》
三江总会堤防考略
按湖广境连八省，凡秦关、巴蜀、中原、贵州、岭右诸水俱注之，导为三江潴为七泽，即禹贡、江汉、九江、沱潜、云梦之故区也。江发岷山抵巴，东入荆襄，流至岳阳，与洞庭水合。其受决害者，惟荆州一郡。为甚汉发嶓冢抵上津入郧地，流至汉阳与大江水合。其受决害者郧襄安。汉四郡而襄安为尤甚九江是沅、渐、元、辰、叙、酉、沣、资、湘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汇八百里，经岳阳楼西南出湖口，与江流合。其受决害者，常武岳阳二郡也。三水总会于武昌，其江身始阔直注而东以故武昌蕲黄之境，无大水害。大较堤防，多在襄安，常武荆岳间。盖古七泽正其地也。汉唐以来，代苦水患至宋，为荆南留屯之计，多将湖渚开垦田，亩复沿江筑堤以禦水。故七泽受水之地渐堙，三江流水之道渐狭，而溢其所筑之堤防，亦渐溃塌。明嘉靖庚申岁，三江水泛异常，沿江诸郡县荡没殆尽，旧堤防存者，十无二三，而后来有司，虽建议修筑，然旋筑旋圮。盖民私其力，而财用赢诎之势异也。川江堤防考略
按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沣，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为汇东，为中江入沣海。今澧州巴陵正澧与九江东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峡口，如建瓴势夏秋一涨，顷刻千里。然愬夷陵，而上山阜夹岸势不能溢嘉鱼，而下江面浩阔顺流直注，中间郡、县两岸俱平衍下湿水易漫流，但江当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华容间，自西而北、而东、而南势多迂回至岳阳。自西南复转东北迸流而下。故决害多在荆州夹江南北诸县县各沿岸为堤。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矶堤，凡长亘六百馀里，北岸自当阳至茅埠堤。凡长亘七百馀里，咫尺不坚，千里为壑，且决口四通湖泊，盗贼窜伏其间江陵之，龙湾市监利之，分监所、公安、石首、澧州、安乡之四水口，嘉鱼之箄洲，东江脑俱为盗贼薮。盖堤防不修，则津渡散漫，盗可四出故也。元大德间，决公安竹林港，又决石首陈瓮港，守土官每议筑堤，竟无成绩。始为开穴口之计，按江陵旧路，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开者，惟郝穴赤剥杨林采穴调弦小岳六处馀，皆堙塞迨。明初六穴复堙其五故，堤防不时泛决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决后，殆无虚岁，而荆岳之间，几为巨泽矣。荆州府堤防考略
江水之患全在荆州一郡。夹岸南北，凡六县北岸，则江陵监利堤，凡四万九千馀丈。南岸则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堤凡五万四千馀丈。明嘉靖庚申岁，洪水决堤无虑，数十处而极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黄潭镇公安之窑头铺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诸堤冲，塌深广最难为力者也。每岁有司随筑随决，迄无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赵贤佑议请筑务期坚厚，自丙寅历戊辰，凡三冬六县堤稍就绪，始立堤。甲法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堤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总共堤长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岸，总共堤长七十七人，监利东西岸，总共堤长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补，岁以为常。然荆州郡治滨，江郡西上六十里，有万城堤在常阳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决直冲郡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筑、更筑李家埠，重堤护之。二十九年又决此堤，乃郡治之大要害也。后江陵县专，为修理始得无虞。枝江县堤防考略
按志江流至此地，分派如木之有枝。故以名县县东至江陵，南至松滋，西北至宜都，周围广三百八里，县治颇依高阜向无堤防，惟县东南有百里洲，延袤百里，南有芦洲、澌洲、洋洲、澕洲皆夹生大江之内，北自百里洲、杨林洲、赛砖滩蒋斗湾窑子口至流店驿，复转北，自董滩口、土台古城脑而下，至罐嘴滩流店湖又自罐嘴滩而南，转至澌洋洲观音寺，直抵松滋米家埠，对岸皆有堤，举其最要害者，莫过于古城脑蒋斗湾，二处系通洲上流，一决则势若建瓴，莫能捍禦。又洲内军民杂处，互相规避。故堤工视他县尤难。松滋县堤防考略
按县地势平衍三峡之水，迸流至此，始得展荡，势若枥马脱缰，随性奔逸。最难防禦，而本县又当公安石首诸县之，上流江堤一决，正冲诸县胸腹而下，其形势尤为要害。县东五里有古堤，自堤首桥抵江陵之古墙，铺长亘八十馀里，且旧有采穴一口，可杀水势。宋元时，故道堙塞迨。明洪武二十八年决，后时或间决。自嘉靖三十九年以后，决无虚岁，下诸县甚苦之较堤要害，惟余家潭之七里庙，何家洲之朝，英口古墙之曹珊口为大。其馀五通庙，胡思堰、清水坑、马黄冈等堤，凡十有九处中，多獾窝蚁穴，水易浸堤。江陵县堤防考略
按县沙市古江陵地陵阜，自荆门西北来二百里，临江正扼水冲南有虎渡穴口，分流入洞庭。北有章卜郝穴二口，杀流出汉口，而潭子湖洪水渊、三湖等处，俱为湖渚蓄水地。故赵宋以前，无大水患。迄元以来，沙市高陵半圮入江章穴口复堙逮。明嘉靖十一年决万城堤，水绕城西决沙市之上堤，而南二十一年后，又以浮议筑塞郝穴口，诸湖渚又多浅，淤三十九年一遭巨浸，各堤防荡洗殆尽。四十五年后，有司稍稍修复，然不如古堤之坚矣。公安县堤防考略
按县东西广一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一十里地皆平旷，县治旧在柴林街，因避三穴桥水患，移至江皋。势若原陇宋端平三年孟珙筑堤防以禦水。有赵公堤在，县东斗湖堤在县，南油河堤在县，西北仓堤在县，东北横堤在布政分司，后世传为五堤，云至元大德七年，竹林港堤大溃，自是堤不时决迨明修筑，沿江一带，堤塍西北接江陵，上灌洋东，南接石首新开堤，堤凡万有二千五百馀丈，其间雷胜旻湾、窑头铺、艾家堰、竹林寺、二圣寺、江池湖、狭堤渊、沙堤铺、新渊堤、郭家渊、施家渊、诸堤更为要害，成化五年决施家渊，弘治年间决狭堤渊，正德十一年决郭家渊，嘉靖十一年决江池湖，三十五年决新渊堤，三十九年决沙堤铺，四十年决深渊堤，四十四年决大湖渊及雷胜旻湾，四十五年倾洗竹林寺，隆庆元年倾洗二圣寺，二年决艾家堰，水患殆无虚岁，县境内有军湖、贵湖、纪湖、重湖、大金洋溪诸湖。惟大金一湖，通虎渡枝河，河涨湖溢，毛穗诸里军民常苦之。石首县堤防考略
按县东西广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一百里俱夹。江南北，而县治一面滨江势复下湿。自元大德七年，决陈瓮港堤。萨德弥实挽筑，再筑黄金白杨二堤，护之不一岁。陈瓮再决，赵通议始开杨林、宋穴、调弦小岳，四穴水势以杀。迨明初四穴故道，俱堙堤防渐颓。嘉靖元年决双剅垸，三十四年冲决戴家垸，三十五年决车公脑，四十五年决藕池，顷年始修南岸自公安沙堤至调弦口堤凡四千一百馀丈，北岸自江陵洪水渊，至监利金果寺堤凡千有馀丈，其间杨林瓦子湾藕池袁家长剅尤为要害。监利县堤防考略
按县东至沔阳，西至江陵，南至华容，北至潜江，周遭四百五十里正，江湖汇注之地势甚污下，乡民皆各自筑垸以居，县治临江有一枝河流贯城，中岁苦水患元大德间，赵通议开赤剥穴江，流以杀，迨明初此穴已堙，乃筑大兴赤射新兴等二十馀垸成化间。又修筑黄师庙龙潭。鼍渊等一带诸堤，嘉靖十八年筑塞十八湾河，又塞祝家垱，其垱随决至四十四年堤决，黄师庙、李家埠、何家垱、文家垸、金家湖诸堤而大兴垸，亦大溃尝一修筑，自龙窝岭至白螺矶，凡二百六十馀里，顷年江势南齧，而水患渐消矣。安陆府堤防考略
按江故道逼近郡治石城而下，明嘉靖初年间，徙新洪绕沿山湾，东去城弥远水患，日深考其故，在丰乐则旧有九隆滩，龙
港、桐木岭、金花熨斗等湖之分，泄至石城，则旧有城北湖池、河殷家等河之注蓄，后皆淤平军民官庄争垦，为业而下流，竹筒河复淤下滞，上泛、固一郡水患之原也属邑，大半滨江而受害甚者，北岸则钟祥京山，景陵之红庙。南岸则荆门潜江沔阳之沙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