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对本军管下汉川县及汉阳县界，昨于去年十一月以后，被敌人侵犯，无大军守禦，一时逐急措置，令总首赵观防把汉川县，及召募敢勇党仲升防把汉阳县界，以至前去德安府孝感县界见阵，各蒙朝廷推赏。止缘立功之时，本军不敢张皇报捷，恐有邀功之迹。及事定之后，适当宣抚改除交承之际，不曾保明申奏，致将所推赏格比之其他攻战去处，尚有未尽。正虑本军事力微小，向后难以使人。今来某却蒙朝廷记录，超进阶官，若不控露情实，却有贪功专利之罪，须至申闻者。

一、赵观元系汉川县总首。当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敌人侵犯汉川之时，知县蒋廷英尚且逃走，独赵观纠率忠义，拒守南河。准宣抚使司借补承节郎，差权汉川县簿尉。至十二月初一日，有番军五百馀骑前来南河北岸，张挂番榜，被赵观领忠义人赶逐，拥入新河，斩到首级。准宣抚使司换授真命，书填承节郎官告给付。所有十二月初一日以前立功并与推赏讫。缘赵观得赏之后，差人体探番军事迹，知得有应城县人龚六，教番军造船水战，被赵观节次差人说诱船户，纵火烧燬。尚有未尽船只，又差忠义管干人吴润、彭哲等前去水源故氻港把截。至二十三日夜果探得番军撑驾船大小二十九只，自故氻港下水前来，已到七里口，二十四日到杨春口。至二十五日得吴润、彭哲纠率忠义前去赶逐，淹杀番贼二百馀人落水，夺得番船五只，斫二首级，捉得水手一名。其日风雪大作，番军水陆并进，却别有番军三千馀人前来南河索战。其时有大军统领冯政在南河守禦，令赵观作先锋，同共出战，夺到番船二只，淹杀番贼二百馀人落水。又乘势上南河北岸，与众贼血战至夜。番贼退走，将战死番军用马驮载前去焚毁。其赵观于左臂上中箭。至二十七日又有番军一千馀骑，又添二十馀队，在南河摆布索战。却于西寺澥摇驾船三十馀只，番军一千馀人，欲渡南河。被赵观与冯政大军迎敌，射杀番贼五十馀人，夺到红头坐船一只及弓箭遮箭牌等。其贼虽即退走，仍旧在西寺澥稍泊。至二十九日夜，又被赵观差忠义同官兵等，二更以后，用小船前去，焚毁番船二只，惊动番贼发喊，其赵观亦擂鼓发喊，直至天晓。至三十日再差募敢勇人潜入贼番泊船处发喊，使番船不能安迹。至今年正月初一日，又令忠义等人于西寺澥焚毁番贼大船，其贼败散。至初二日，其番贼尚来巡绰，又与赵观所部忠义人相对射，方得走散。其赵观收拾番贼馀船，尚有一十七只，收拾得番贼遗下旂帜弓箭板牌等物及番贼所焚毁首级九颗，马头八颗，解赴军前，具申宣抚司及本军照会。其馀杀获甚多，缘是节次水战，赶杀下水，不得首级，本军为宣抚司在近，不敢径申朝省。却缘赵观连战之时，系在前政宣抚薛端明、陈待制任内。及初二日成功之后，初四五间节次申到，却缘初五日正是宣抚改差，不曾具功状详悉申闻朝省。致得赵观十二月下旬以后战功，及吴润、彭哲等劳绩，并不曾推赏。今来本军管下守禦官兵，虽是去年新补官之人，例得转一官资，比之赵观战功，事体不同。本军方与具申宣抚司保明，又缘改除不定，窃虑防秋又近，无以激劝。准宣抚司先喝到队下长行人给得一资公据，其赵观、吴润、彭哲三名，却未推赏。欲望朝廷特赐敷奏，将赵观优与推赏。其吴润、彭哲等元系借补官资之人，亦乞量与官资。若朝廷以某人微言轻，未足取信，即乞行下宣抚司取会，便见不妄。但得早赐施行，免使忠义沮气。

一、党仲升，元是本军召募敢勇，因收本军草贼有功，准宣抚司节次借补保义郎，差往汉阳县沦河把守，就令前去德安府孝感县管下土地河见阵，赶逐出界。其党仲升战胜之后，却中流矢坠马身死。后来宣抚司备奉朝旨，取会党仲升等立功及阵亡将士姓名，本军曾具申宣抚司，已蒙备申朝省，将党仲升赠修武郎，与一资恩泽讫。今年本军参照得去年十一月北骑围闭德安府，侵犯汉川之初，未经土地河见阵之时，一时诸军不问大军忠义，无不望风溃散，未曾与敌人大战。自十二月十一日党仲升于土地河劫寨，杀死番贼一千馀人，驴马不计数目，又夺得番马弓箭衣甲，烧毁贼寨。虽党仲升已是阵亡，其番贼尚自奔走出界，后来官军忠义军方敢前去劫寨。其后第功行赏，凡党仲升手下用命之人，皆补真命。党仲升虽是借补官资，却是宣抚司正将，与其他入队长行不同。今蒙朝廷特恩，超赠至修武郎，已是越众。惟是一资恩泽，比之唐、邓州队下阵亡恩例，尚自不及。缘唐、邓州队下将士阵亡恩例，或与两资恩泽外，更与一名守关进义副尉，或与一子父职名外，更与一名进勇副尉。至以下长行赠承节郎，方与一子进勇副尉。今土地河见阵，别无将帅，其党仲升即是一时主将，与队下将士事体不同。已蒙朝廷特赠修武郎讫，至于身后恩泽，尚似未称。伏念党仲升陈亡之时，年方二十七岁，母老妻弱，失所依赖，止有一子，年方三岁。又有二女，年未十岁，却有二弟方及二十馀岁，习于弓马，有志事功。今所得一资恩泽，闻其家议定，候其子长成日承受，待其成立，尚在二十年间。使其母老死，不沾寸禄，其妻守志，岁月尚远，阵亡之家立见败落，无以激劝。欲望朝廷更赐详酌，念党仲升是土地河主将，特与优异推恩。更乞检举宣抚权司元备坐本军所申，照应施行。

右谨具申三省枢密院，伏候指挥。

余尝铭光禄寺丞岷山何公之墓，考论世次及其里居详矣。君乃光禄仲子也，讳大临，字才叔，少读书，知名教，以修洁治身，以恭愿事亲。乡党以善称，闺门以孝闻。通《诗》、《骚》之学，仿约大致，作为篇章，适情寓物，平畅纯澹，有昔人风格。或告以释氏之说，当虔敬崇奉，乃享令报，则曰：「广慈心即佛，不妄语即经，若乃祸福之应，惟修其在我者，而顺以听命。吾知此而已」。晚从道家之教，信尚清寂，求以养心治气，归之虚静，故能委置世纷，无竞于物，漠然自得，有方外之趣。尤长于教子，择师取友必以贤，饬励以经术，欲其慎行而寡过；诱掖以辞章，欲其资身而得禄。凡朝夕所肄习而谓之课试者，每与之讲解，切劘不倦，若朋友然。由是起家中第，孟仲接武，西南士大夫举义方之训，皆推君为先。君娶倪氏，累封安仁县君，卒十年矣。子五人：宗范，朝散郎、眉州教授；宗奭早亡；宗诲以学求举；宗韩，资州磐石县令；宗哲，果州相如县尉。孙男十二人。元丰三年，神宗祀明堂，封君承事郎。其后五迁，至奉议郎。宗范又尝得五品服，请以赐君，不著于令，诏特可之，议者以为荣。君享年六十三，元祐五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八年正月四日，葬于青城县之怀仁乡赤木里先茔之北。初，倪氏之葬也，君为寿冢其旁，吊以诗曰：「我来同穴知何日，石火光中更十年」。已而其言验。嗟夫，始终生死之变，岂偶然哉！铭曰：

每读《五代·忠义传》，至明宗命何瓒入蜀制孟知祥事，未尝不废卷而叹也。夫以明宗区区暌弱之唐，任一何瓒而欲禦权彊僭叛之蜀，岂不难哉？瓒意不屈，继以死，何其易也！自瓒至君六世，而子孙之盛如此！究观前人之大节，推验后嗣之吉报，则福禄之来，抑有由矣。

议郎蔡邕议，以为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数无常。是以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及初，元用丁丑。行之百下产，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有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当时。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后，有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郊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元年，中谒者亶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异。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由此言之，有文于谶，无验于今，未必为是。有验于今，无文于谶，未必为非。《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午蔀之二十三岁，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谶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一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乾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晃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晃，但言图谶，所言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洛》图谶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晃以为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亶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议著，非群臣义者所能变易（《续汉·律历志中》，《宋书·历志一》，《御览》六十）。

丹阳张釜以绍熙甲寅正月四日，集宾僚庐陵胡槻、相台王思咏、吴门范藻、临川董居谊、新安汪楚材、郡人滑懋于报恩寺之翛然亭，食已，泛舟龙隐，遂过訾家洲，访水月洞，登慈氏阁，从容竟日而归。桂林山水之胜，冠绝西南。易节此来，虽去乡益远，而公馀登览，心开目明，归思为之顿释云。

事莫重于登极，礼莫急于告庙。盖即位必告庙，示敬亲也；告庙必于岁首，大其事也。舜正月上日受命于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皆行告庙之礼也。然礼以变而或殊，事随时而亦异，有不可以一例观者。议礼之家，各持一说，不致其辨，礼意无自而明。夫嘉礼之与凶礼不可以并行，举一必废一，故在礼经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盖不敢以卑而废尊也。夫天地以尊而不废，宗庙以亲，岂独可废乎！况《王制》三年不祭之说，诸儒之论亦自不同。杜预之说，以为既祔以后，宗庙得四时常祭。盖杜氏之意，不以三年不祭宗庙为是也。今姑置常祭之说而论，即位踰年，告庙之礼，庶几礼简而易明，虚言无證，则论不定，请质事以明之。且太甲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百官犹总己以听冢宰，则是太甲居仲壬之丧而告庙也。汉吕后以八年七月即世，九月大臣迎立代王，元年十月辛亥，文帝即祚，谒高庙，即是文帝居吕后之丧而告庙也。唐代宗以大历十四年即世，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庚午，朝享于太庙。其后穆宗长庆之元年，敬宗宝历之元年，武宗会昌之元年，懿宗咸通之元年，皆以正月朝享于太庙。遍观历代之制，虽小节不同，大概居丧虽权住祭，踰年正月必告于庙，载诸经史，可考而知。汉昭、宣、元、成、哀、平六世皆以即位谒庙，不待踰年，则失之速。唐太宗贞观三年正月，方事于太庙，马周得以为言，则失之缓，皆非礼之正也。以历代之事而求其当，其惟踰年正月告庙乎！共惟陛下自登极以来，已享帝矣，大行梓宫发引在即，来年正月盍行告庙之礼。礼官未见申明者，岂非以《王制》为据乎！切谓即位之后，已曾谒庙，国有大故，故可以未祭。与居丧之后，即位未经谒庙者，事体不同。考历代已行之事，宜于来年正月一日陛下躬行告庙之礼，庶几立一王之制，示万世之规，乞下礼官指定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