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言一(丁酉)
余读氓诗而知诗之不可无也。淫奔之妇。平居对人。讳其踪迹。掩匿覆盖。无所不至。至有不幸而被逐。则讳之尤甚。此固人之常情也。而今乃一吟咏之间。凡系羞耻而可讳者。冲吻直出。譬如食中有蝇。吐出乃已。是岂非性情感发。油然跃然。己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欤。诗之有功于性情。如是夫。
孟子论舜不告而娶。有怼父母之语。舜大孝也。使告而不得娶。岂有怨怼之理。盖曰以父之故而终身不得娶。可怨之事也。故己宁负一时不告之罪。而不敢陷父于终身可怨之地。怼之一字。盖设辞也。非真谓舜怼其父也。
孟子曰恻隐之心云云。斯语也使后世儒者言之。则必曰恻隐之情。而不敢曰心矣。盖孔孟体道为文。心窍大而活。故其言似疏而实该。随叩而足。后人则因文求道。心窍狭而死。故其言似密而实凿。或与本真日远而不自觉耳。
杂言二(丙午)
诗有声先而意随者。如明月松间照。若就明字。易以皎字或寒字。可能有天然之意乎。亦有意先而声随者。如愁思看春不当

春。若将一春字。作椿字读。则虽利口。必不能谐律矣。
吾邦盖在上古之世。只有方言而无文字。其有文字自箕子始。则吾邦字音。即箕子之所授也。而今其字音。与中国大异而小同者何。吾尝思之。盖始同而后变耳。安徽王饶生闻余读书曰。某字某字。是中国之古音。夫中音有古今之变。则东音何独不然。故今之不同者。即互失其本音故也。惟吾邦入声字音。似与中国绝异。然徐而寻之。特其音太猛而已。亦未尝绝异也。
杂言三 辛交(一作亥)
吾儒之秉彝。顺义理之心也。西教之自由。顺血气之心也。二者之精粗悬矣。然义理之心。天下之人。万仅一二。血气之心。天下之人。万则万焉。故自由之教。可以得力于竞争之世。而秉彝之教。难以得力于竞争之世。
读古人之文。须昭昭乎其有香入鼻矣。须昭昭乎其有味入口矣。须昭昭乎其有色入目矣。须昭昭乎其有声入耳矣。彼徒读而不知此四者者。吾末如之何。
师果有乎哉。才之上者。不待师而自知矣。才之下者。虽师终日舌敝而不知为何语矣。惟中才者。始可有待于师。然至如轮扁所云不徐不疾之间。终非师之所得以传也。
先儒以轮回之说为狭。以为人死。其气复为天地之一气。循环无限。今若曰轮回。则是气便有限而无以成天地。是固高论也。

然天地虽是一气。而其中风气云气电气等气。各分其类。则人鬼之气。亦当为一类而为轮回之感应也。然则天下之人。虽未必皆轮回。而其有时而轮回者。决知其不可无矣。
凡文字。心窍材力俱宏大然后。方能包涵众体。诗之李杜。文之韩苏是也。近世惟归熙甫，王贻上二人。为差强人意者乎。
曾涤生病归太仆之文之神乎味乎。以为未臻于经学之深厚。此固是也。然当太仆之世。王李诸人。以秦汉伪体虎啸天下。故太仆反之以正轨。而时出其神乎味乎者曰。尔欲为秦汉。只如此可也。所以居一代而救一代之弊者耳。夫经学文章。分而为二已久。涤生何乃必以经学绳文人。亦将责子长曰何不为论语中庸之文也乎。
文章自是天地自然之法则。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六字二句之下。接以四字一句。何其妙哉。若使三句皆六字。则便不成文。
或谓秦汉以上。文无起承转合之法。夫起承转合。言之序也。焉有无序而可以成言者。宜曰秦汉以上。起承转合益深活。而不如后之浅局耳。
孔子之道。只是中庸而已。只是诚而已。初无奇特惊异之功。而中庸之赞孔子。上极于天。下极于地。有若浮夸者何也。试问天下之人。有一刻能中庸者乎。有一息能诚者乎。此中庸之赞之。

所以不得不尔者也。
孝经非孔子之书。乃周末诸子伪撰之最先出者也。孔子教人。每就其不足而言之。如曾子者。于孔子弟子。最有孝行而非不足于孝者也。孔子何必勤教之。且其言支离张皇。而又于每章之末。必引古书。不亦陋哉。
文字之道无限。故不能无修改。孔子吾不知尔。自孔子以外。必皆改之。观于裨谌草创子羽修饰。可知。
文字之才之量之浅有二。太速者一。一作不能复改者一。
凡夫凡妇之才知。古今一也。以今闾巷男女而观之。则十三国风之文章。岂凡夫凡妇之所能为者。乃当时各国之文士。取闾巷歌谣而文之者耳。
算数有加倍之法。古文亦然。须一层加一层。一节加一节。至于无复可加。方佳。
为学者假使千年生。须千年进。千年之中。又须月进日进。余阅历于半世之间。多见学者十年后犹十年之前。二十年后犹二十年之前。无甚有进。此将如之何。
诗固是声响。而文亦有声响。如古之庄周，太史公。后之昌黎，东坡。皆声之最壮者。在吾东则朴燕岩其庶几者乎。
诗扬且之晰也五字中虚字居三。余尝试减一且字读之。神理便蕉萃矣。

有理有法之文。长而似短。无理无法之文。短而似长。
诗之理致精工者。苦思可以致之。至于神韵。非苦思之所可致。虽作者亦有时乎不自知其所以然。余尝与尹愚堂。赏蛾眉山红牡丹花六十一本。笑言曰。彼其光气神采。可摸捉乎。王贻上之诗似之。愚堂闻之欣然。述为一说。
秦汉以上之文。其神天然。其气沛然。王李诸人学之。不得其神而只效一毛。不得其气而只为拳踢。卒之入于六朝浮靡而止。兵法不过是多方以误。文章不过是多方以活。
朴燕岩文。置之昌黎集中。往往几不可辨。然而所作绝少何也。昌黎之文。将学其奇崛则常患乎力疲。将学其平易则又患乎辞俚。此其所以不能多作也。
严几道见余所选丽韩九家文曰。贵国之文。甚有奇气。有时往往出敝国今人上。余曰譬之于物。多用者敝。少用者完。中国文字。开辟久远而用多。故自厚而入于薄。敝邦文字。开辟较晚而用少。故尚或有厚者耶。几道辄诩为精辟。
初学作文者。于或开或合。或出或入。或起或伏。或深或浅。或击或诱。或擒或纵之类。皆可留心。而其尤当先留心者有二。一曰段落不可不清。一曰机关不可径泄。
吾韩于古礼正祭外。又有陵寝忌辰祭及四名节祭，真殿茶礼之属。岁至千数。差祭官者。百方规免。神苟有知。其安歆乎。又况

闾阎贫者力有所难。出于强勉。若上下俱大减之。庶敬心生乐意存矣。
凡文字平易中有奇变。是为真奇变。质朴中有光辉。是为真光辉。
人之初生。必处处生之。殆如昆虫。或云初生一男一女。遂以蕃殖。是胥天下而自入于聚麀之辱也。都无气化诞生之理则已矣。既有之。岂以一男一女为限哉。三坟云始生九头。此稍近之。然上世中国之地。不过数千里。所谓九头者。指其数千里内所生者。若数千里之外。何止九头而已。
冢墓福荫之说。君子不言。然术士之言山运。往往能逆中于数十百年之前何也。盖山运非能发其人之福。乃偶合于其人之家运耳。
王阳明解格物为正心。正字容或有说。物字安可谓之心。此明是武断牵强之说也。惟中庸首章解。稍似明透。
杂言四(壬子)
太极。道也理也。在一阴一阳之谓道之文。则道是太极也。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之文。则太极是理也。
余性好昌黎文。五十年。无一日不读。或亮读之。或以意读之。然至其所为文。多似欧王曾者。由力薄也。亦由韩文包众体故。
书易之文苦。孔子之文甘。史迁学其甘者。以为疏荡高洁神韵

之文。
太史公之文。便是诗。
朱子说。最平实可遵守。而未至于圣。则安得无初本定本之不同也。但初本不弃而与定本同传。此区区所以常窃疑者也。
诗最要调律。意趣虽好。律不谐则不得成其好。但其律不专在人工。而多系于人品。有不可以强致者也。
曾子曰唯。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源。此皆圣贤之道之悟境也。若文字之道。尤贵有悟。不悟。虽终身为之。只是皮壳而已。
三以天下让。三者终也。一让曰辞。再让曰固辞。三让曰终辞。天下者假设之辞。言泰伯能让其国。则虽天下之大。亦将能终让之也。此即圣人言语文字活动处也。乃后人或强解三字。以求三让之数。或强解天下二字。有若泰伯逆让百年以后武王所得之天下者何哉。
欧阳公文力。摹史迁神韵。然而无史迁长驱大进之气力。故终近于弱。古今善学史迁者。惟昌黎，东坡，震川三人。
世多以为震川学庐陵非也。震川是专主太史公。而旁及昌黎，东坡，南丰者。故能朴实。能虚非。能长驱大进。
王贻上诗。自是后代诗之偏调。不可得列于大家之数。然格法既极脱洒。而调律之妙。尤不可及。其调律之妙。袁随园已说之详矣。

焉哉乎也之而故则等语助字。虽似乎俚。而至妙之神理。实在于是。尚书周易之文罕用此。用之自孔子始。而司马史尤多用之。今之人或以务去此等语助字为高劲。是将不爱钟王米蔡之书。而独爱苍颉之篆者耶。
平准书云先是往十馀岁。太史公自序云唯唯否否不然。既曰先是而又曰往。既曰否否而又曰不然。今人能为此否。
大学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三节。连下是故二字。真非今人情量之所及也。盖此法自先秦多有之。止于史公。而班固不能尔。况又益后于固者乎。
贾太傅文气魄之雄厚。机轴之变动。未必远让史迁。
原道只言及诚意正心。而不及于格物者。以格物即格诚意正心修身等之物理。而非于诚意正心修身等之外。别为专门一位也。此韩子特明处。非疏也。
陶靖节闲情赋。极工极妍之中。亦能极淡极高。卓为六代之第一。乃昭明太子指为白玉之瑕。此无乃慕陶之甚而反入于迂酸耶。
龚定庵辨别李白诗伪作。定为二百馀篇。未知二百篇者能刊传否。李诗横逸之中亦大静真。而伪作狂浅之诗之乱之。足为深痛。定庵真能作快事耳。
古文之妙。惟在乎行之以神。苟神矣。浅可使深。弱可使强。易可

使难。小可使大。安用艰文涩句为哉。然神不徒至。要在于理。此不可不察。
高丽文之杰作。当以金文烈公温达传为第一。吾韩之文杰作可传之多。莫如朴燕岩。其次金台山三韩义烈女传序。亦足为千古绝调。又张溪谷汉祖不封纪信论是也。
吾邦之文。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高丽专学六朝文。长于骈俪。而高丽中世。金文烈公特为杰出。其所撰三国史。丰厚朴古。绰有西汉之风。其末世。李益斋始唱韩欧古文。尤长于记事。再修国史。韩朝所作高丽史。实皆益斋之笔也。李牧隐以益斋门生。始唱程朱之学。而其文多杂注疏语录之气。自是至吾韩二百馀年之间。有权阳村，金佔毕，崔简易，申象村，李月沙诸家。而皆受病于牧隐。金农岩所云我东之文。肤率而不能切深。俚俗而不能雅丽。冗靡而不能简整者。即指此也。张溪谷，李泽堂二公。一洗前陋而陋未尽祛。至农岩则祛尽矣。然又稍病乎弱。朴燕岩承农岩之雅而昌大雄变之。自后洪渊泉以下去益愈清。而元气亦随而稍薄。此余之选丽韩九家者也。如吾韩黄江汉。颇长于记事。而他体皆短。赵东溪，洪沆瀣。虽皆能跳出于陋。而矫枉过直。病于佻薄。故选不及之矣。
古人不可不畏。如刘歆七纬之类。曾不过小儿之见。吾何以畏之哉。

余初疑金文烈三国史。多仍三国本文。故能丰雅矣。后读其惠阴寺记。见其与三国史同为一手笔然后疑始破耳。
朱子中庸注。所谓盛水不漏者也。而其可疑者有二。中庸一书精神在于诚。而慎独节之注。何不表出诚字耶。诚者自成云云。诚者物之终始云云上下二节。所以明先成己后成物之次序。则诚者自成句之注。宜曰诚者人之所以自成。而今乃曰诚者物之所以自成。径泄物字。以夺成己之秩序。此岂是刻板之有误耶。
西铭一篇大旨尽好。而文体却卑。其杂引典故。有似乎偶俪功令之文。使生于颖考叔，申生以前。则不能作此文乎。横渠文字甚劲。朱子尝自叹无其笔力。而此文乃如此。亦世级使之然尔。使汉儒以横渠之意而为此文。岂不醇然古乎。
杂言五(癸丑)
先儒讥佛氏观心之说。以为以心观心。则是心有二也。此恐太刻。即以吾儒之诚意正心言之。所以诚之正之者。孰为之非心乎。既是心则是为以心诚意。以心正心。何独不可曰以心观心乎。
程子解中庸九经之一字为诚。则大学之至善字。亦可以诚解之。
七言诗句。长不用典。则易入于浅俚琐细。王子猷所云昂昂若

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者。无从以见。若五言不必多用典。多用典则有何昭旷闲远之味乎。
心是气而不离乎理。性是理而不离乎气。太极是理而亦不离乎气。
秦誓断断兮无他技。谓断断一技之外。无所谓技也。
世之为文者。或设心作意。强生其字。强险其句。以为有气。如此则孔孟太史韩苏文从字顺之文。不得为有气。而李梦阳，李于鳞辈狂惑之文。独为有气。其可乎哉。求文之气。须于起承转合得其序。反覆出入极其变。坠抗长短激其势。如此其庶几矣。过此以往。甘苦疾徐之妙。则非言诠之所及矣。
吾道譬之佛家。孔子佛也。颜曾思孟菩萨也。程朱祖师也。祖师之言。岂能尽合于佛旨。而无一二少差乎。
古本大学。必欲改之。则只可将淇澳诗以下二节。移置于听讼节之上。
杂言六(丙辰)
后世之诗。不可专以正宗责之。宋之诗。若以东坡为第一。则吾韩之诗。亦当以申紫霞为第一。
李益斋之诗。以工妙清俊万象具备。为朝鲜三千年之第一大家。是以正宗而雄者也。申紫霞之诗。以神悟驰骋万象具备。为吾韩五百年之第一大家。是以变调而雄者也。

车五山诗之敏富。固亦一代间气之才也。其文亦有可观者。同时略与之相先后者。李芝峰也。
世或短车五山诗专主豪健。以余观之。五山诗不止于豪健。而时亦能出纤妍。但其捷敏太甚。故多平熟而少湛深。此其短也。盖五山之生。与王弇州同时。而诗亦略与相似。抑亦一时之风气耶。然其平熟之病。将为王所笑矣。
李五峰龙湾诗。天心错莫临江水。庙算凄凉对夕晖两句。横绝古今。虽李杜亦当敛衽。又韩人晓行诗。霜如雨下雁何去。月在天涯鸡不休。当与李诗争雄。而惜不知其谁所作也。
王渔洋诗。九疑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使今人为之。当曰屈子而不能曰屈宋。盖屈宋同倡词赋。二人而一体也。又其音调。屈宋与屈子大有间。非渔洋之才识超绝。其孰能知此而胆敢之乎。
唐荆川菊花诗。萧条三径犹含露。怅望深秋似有人两句。可与林和靖园林半树句。列为两雄。
朱晦庵文。学韩愈而别为平正精密之文。诗五言学唐。而七言则多宋也。
晦庵诗。睡起悄无人。风惊满窗绿。直逼韦柳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且吹衣句法。绝妙似老杜。
余往南游时闻雁得绝句。曰鸿雁后飞过我去。秋风秋雨满江

乡云云。其后渡临津得一律。曰渡口枫林升晓日。舟人篷笠捲新霜云云。自以此二篇置平生所作律绝之首。而当时交游之中。惟朴壶山文镐一人盛奖之曰。此所谓不凡物也。抑余之得此。亦一时之偶然。而此人之透解。岂可曰偶然哉。可奇已。
读毛诗则可以知后世之诗皆死诗也。读司马史则可以知后世之史皆死史也。以豳风诗言之。使后世人臣陈稼穑之戒于其君。则安能芬芳活动如彼哉。大东诗。怨人之极。怨及天星。缥缈无极。此又何等变化也。司马相如传卓文君事。使后世史氏书之。当不过缀枯淡一二句。以就史体之严而已。无子长之才。而张皇其事如子长。则安得免于稗官小说哉。
杂言七(丙辰)
道心是义理涵养之心。四端是秉彝流出之心。自圣人以外。有时或有人心。七情属于血气。而人心为七情之总名。七情为人心之细目。无论圣与凡流。无时不有。
谓情本善可也。谓情专善无恶不可。程伯子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观此可以知情之说矣。
非气。理无所依。非血气。性无所依。
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心。则心亦性性亦心也。然性合理气而理为主。心合理气而气为主。又性之主体在于仁。心之主体在乎智。此其微分也。

杂言八(丁巳)
孟子所言皋陶执瞽瞍。论执其罪之谓也。非捕执也。若曰捕执。则瞽瞍已闭在囹圄中矣。舜安得窃负而逃乎。
新罗高丽之文。长于记事而短于论议。朝鲜之文。长于论议而短于记事。学问家记事之粗疏固无论。即古文名家。如张溪谷，李泽堂诸公。亦短于记事。故其墓道文字。鲜有名作。至金农岩。其文之厚。虽不及溪泽。而记事甚善。若朴燕岩。则记事加有神化而不止于农岩而已。自是以后。洪渊泉，李醇溪(名正履)，李宁斋。皆为记事之良手。而惜醇溪之文。家替而佚。今得传者无几篇。
孔门弟子所记论语，檀弓，家语之属。神韵之文也。太史公学之。
孟子七篇。波澜之文也。韩昌黎学之。若欧阳永叔。虽学太史，昌黎而气力不足。不能似之。止于婉宕而已。自茅坤推欧为学太史自后之文人靡然从之无异辞。亦一可笑。与其谓欧为学太史。毋宁谓苏文忠为学太史。苏文如方山子传之类。岂非真太史之遗韵乎。
杂言九(戊午)
货殖传。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一节。前人皆病难解。疑有缺误。此殊不然。盖富者得势。故声称益彰。失势者由富入贫之谓也。由富入贫则濩落凄凉。如客之浮寄而无所适。其心之不乐无聊。甚于堕在夷狄之中。盖用中

庸素夷狄之语。以变化之也。不乐二字。极雅极深。
然字固反语辞。而亦为转语之辞。故字固承接辞。而亦为微转之辞。此二字大有神理。惟西汉以上人知而用之。而然字之多用。货殖传是也。故字之多用。深衣篇是也。
大学明德。一言以道曰昭明天德而已。与诗之秉彝。书之降衷。论语之仁。中庸之天命之性。孟子之仁义。左传之天地之中一。知诗易知文难。能诗易能文难。故古今来诗人多而文人少。
诗之工也在于声调。意趣虽好而声调不好。则不得为工。如曹子建诗清晨登陇首。为千古杰句。以其有天然悠永之味也。假如以晓易晨。以上易登。以头易首。可能有天然悠永之味乎。然声调之妙。在乎心口之间。商量咀嚼以自解。而难以言传。故今吾虽僿说如右。而得人之唯唯。或难矣哉。
宇宙间声调之同。犹人性之同。泰西之诗。吾不知已。如日本之诗之工者。其声律之谐。未尝异于中国朝鲜。吾尝见森槐南之诗而知其然耳。
古诗须善用平仄。调用之粘法然后。声调方谐。如老杜诗弟侄何伤泪如雨。若作弟侄何伤泪似雨则不可。看射猛虎终残年。若作看射猛虎送残年则不可。又如上四字平可。而下四字平不可。内七字仄或可。而外七字仄不可。其妙唯在于外句之多用平声。此其大略也。将老杜东坡古诗详看。则可以知矣。然古

诗短篇之粘法。不可不致精如上说。至歌行大篇奔放滂沛。一气呵成者。则有时乎不为粘法所缚耳。
古诗粘法。在故韩中世以前。虽无名于诗者。亦能知之。自中世以后。虽有名于诗者。或不能知。诗道之久湮如此。
余尝见中州近世七言古诗数十韵。其外句下三字。皆用平声。此反局滞无变动。非古人制诗之本意。不如平仄相间而平为多也。
毛奇龄谓入声十七韵。皆可辗转相通。此殊有见。考诸东坡古诗。可知。
往者李宁斋赏余花石亭诗纸窗晓色青。鸡鸣满江水曰。鸣若作声。便不成诗。余尝举此以语人曰。识解如李公然后。方可论人诗文。其人曰。然则朴楚亭诗午巷鸡声懒非欤。余笑曰。声若作鸣。便不成诗。
余交游之中。能知余生平本末及与共文字甘苦之境者。惟宁斋为然。故尝谓余曰。子三十以前。诗胜于文。以后诗文均。又尝笑谓曰。子可谓震川之子。此庄周所云莫逆也。莫逆者。相知十分之谓。若不然而止知九分八分。必有一二分相逆不入之时。况其愈下乎。
宁斋高灵叹，喂马行二篇。置之孔雀行，长恨歌诸乐府中。可能辨否。

宁斋尝向余有叹言性质不灵。不能作惊人诗。傍有一客盛称姜古欢诗。宁斋笑曰。古欢诗吾亦为之。惟所谓惊人诗不可为。诗能至于惊人。则虽传一篇于世可也。何必百千篇。宁斋此言之激。正犹白居易愿为李商隐子者也。然人之才性各异。互有长短。则实有如此者矣。
曾文正之文。能醇雅能豪健。气味在韩曾之间。近岁有人以三家文配之。号为四大家。然皆非曾敌也。自三家以下。又流为骈文报馆文之属。盖自文正以后。韩欧古文之脉。遂如大风吹物。一往于广漠之空际。而不知其何时复返耳。
曾文正以神乎味乎。病震川文者太苛。然非文正之高眼。亦不能识震川文之能神乎味乎。吾邦昔有一主文衡者谓余曰。震川文尽醇雅。夫震川之文。非不醇雅。而若以醇雅二字。断其全集。则不亦见皮未见骨。知一未知二也哉。
曾文正集。或有一二卑调杂之。乃知魏冰叔多删之说。为不刊也。
韩文公之推许李杜诗至甚者。以其神化之空灵也。若气力则韩岂后李杜哉。
李宁斋记事之文。气骨虽不及朴燕岩，洪渊泉。然亦一近世之良手也。而其所撰党议通略一书。芜疏颇多。不似出于其手。此无他。以其涉于时讳。心怀畏难。但述诸说。不加精裁故也。览者

宜谅之。
近日中州之文运衰甚。后生少年见人文。有引用诸子文选等书中僻典生字者。辄惊慕之。哗然谓为文豪。此诚可悯。古文岂止于僻典生字哉。
黄梅泉之诗。长于文数倍。真所谓别才也。其得意之作。如五峰石壁琢硙嘐嘐屏十绝句等诸篇。其奇警清雄。将谁与之敌乎。
杂言十(辛酉)
古本大学诚意章中帝典节以下。至穆穆文王节。似是后儒所乱。盖诚意以下六条。固当覆解详说。以穷极其旨趣矣。若明德新民。则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其所覆解详说者也。何必更措他语。烦琐支离。如功令科臼之文乎。止之一字之覆解。尤为可疑耳。
李忠武公用龟船破日本。此世之恒言也。然忠武公之于日本。所以能百战而百胜者。乃其制胜之计策。千变万化。愈出愈奇之所为。岂龟船之为哉。如果龟船之为也。则以日本人之精巧。岂不朝受败。夕仿制乎。(俗或谓龟船如今西洋之潜艇非也。龟船详见李公行录。何尝有没水之形制哉。)
余尝解王昌龄出塞怨秦时明月汉时关句曰。兵士出塞之怨。上极于天。下极于地。其上极于天也。呼凄凉之夜月而愬之曰此月自秦时征伐而然矣。下极于地也。呼险远之关门而愬之曰此关自汉时征伐而然矣。又秦时明月四字虚。汉时关三字

实。一虚一实。鼓荡为妙。若皆虚或皆实则却不妙。
汉高祖大风歌之雄为千古帝王诗之第一。然如使汉祖作文。则其能然乎。文难于诗。此其明證也。
李宁斋原论，论己亥礼说，论启运宫礼说三篇。在吾邦为百世之大议论。而文亦称之。其中启运论。尤镵削精妙。可与王半山并其驱耳。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八(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私议
　　
金尧泉先生宜配飨圣庙私议(辛酉)
开城大儒金尧泉先生。禀间气生知之姿。不由师授而入于道。一言一动。莫不以圣人为准。所著之书一字一句。亦莫不羽翼圣经。而其文醇雅畅茂。汪汪洋洋。几为本邦经学家之冠。(先生二十以前。学韩昌黎文。卓然成家然后入于朱子之文。故其文醇平精密。而但于大篇之间。时露其波澜气力焉。)吾友昌宁曹仲谨所云金尧泉致良知辨说。非但吾邦前儒所未闻。求之中州倡理学之家。亦不多见者是也。使圣人之庙。初无配享之事则已。既有之。舍先生而其畴取哉。盖吾邦自高丽。始以弘儒侯薛公，文昌侯崔公配享圣庙。薛公当新罗人文鸿濛之时。以方言解九经义。以便学者。此于配享。或有说焉。若崔公以密赞高丽太祖之功与焉。夫以新罗之臣子。而密赞高丽。将为圣之所与乎。前韩则儒者多出。其得配飨者。固宜多于前代。然至于十八人之多。则未知其何如也。且若是之多。而吉冶隐，徐花潭诸公。何以阙焉。无乃韩代

崇尚官阀。积弊至深。官阀之议。至于蔓污圣庙。而寒凉孤弱之家。为其所摈而然欤。倘他日继韩者作。修明圣庙祀典。剔其芜而苴其阙也。于斯时。两庑之豚。可以为先生加具焉已矣。因此而又有附陈者。新罗之世家事佛氏。而有文人任强首者幼少时。家人问愿学佛乎。学孔子乎。对曰佛世外教也。不足学。学孔子吾愿也。高丽崔文宪公生于周濂溪之前。先发诚明之义。揭其学斋。以教其徒。时人称为海东孔子。此二人岂在薛弘儒下哉。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八(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代疏
　　
请复济州三姓祠疏(为辛生作○癸巳)
伏以臣所欲言者。济州岛三姓祠之事。而于臣非其地也。非其职也。冒昧而言。理合万死。然臣闻君犹父也。民犹子也。民与民犹兄弟也。今有一民焉。见一民之困于水火。而不匍匐奔走以救之。则是忘兄弟者也。忘兄弟者。忘其父者也。其可乎哉。兹者济州之民。以　殿下之赤子。而困于水火矣。臣与其得罪于忘父之科。无宁越职奔救。受罪而甘心乎。谨稽高夫梁三姓者。实启济州。以神明之德。君长一方。今汉拿山下。有所谓毛兴穴者。岛人指以为三姓诞生处。其说诚为荒唐。然而其人思慕之情则可见矣。穴之傍。旧有三姓祠。内外子孙世奉香火。而在　世宗朝。臣先祖臣淑晴。以济州按抚使。尝重修之。则其建盖已在

新罗高丽之世。而邦人之受惠者。厥惟久矣。顷在辛未。朝廷命撤八路所在乡贤祠及叠享书院。当时守臣。恐惧承命。误及是祠。既而悔之。已无奈何。臣近至其地。玩其图经而穷其山川。访其故老而询其风俗。见其岁比歉荒。田野萧然。则其人辄曰吾州旧无恶岁。自三姓不血而始然矣。见其疾病夭札。呻吟悲愁。则其人辄曰吾州旧为寿国。自三姓不血而始然矣。见其峤嶂之间。洲岛之外。阴风驱雨。恶浪排空。若有鬼物砉歘嚘嘤于阴霾冥晦之中。则其人辄曰此三姓不血而呼冤者也。惴惴焉岌岌焉。若不可以朝夕。夫民者神之凭也。神者民之主也。情以相依。气以相通。是则民之情。即神之情。而其人之云云。亦不可谓尽妄。夫若是。安可废而不祀已哉。况是州者。即古耽罗星主都也。在汉京南水陆二千里之外。悬隔山海。地既险阻。民嚚俗獠。易怒以变。故虽历代间抚有臣服。而皆不免苟且羁绁于一时矣。天命有定。自我　太宗大王之世。始自请改僭号。听命官吏。而未尝贻劳一卒亡一镞之患。妥帖安保。渐化生息。橘柚之珍。遍航八州。马驹之良。岁腾天闲。而声明文物。几比内服。士大夫之落南者。亦或乐就。此固　列圣朝仁厚之化有以致之。而山川百神。亦不无其助也。是则三姓之神之冥佑。不仅止于一州。而为在礼当报者。不又明哉。窃稽东邦上世君主。如檀君，赫居世，首露之伦。皆列在国家祭祀之公典。今三姓者功德。岂有逊

于三君者。而顾使仅得享于子孙之私祭。而又中绝之哉。臣学识寡暗。于鬼神之际。非敢曰知之。目见其人之烦冤愿慕。有以略推其故。而又不胜私叹乎　国家祀典之亏阙者。是以敢冒僭越而有此烦聒。伏乞　圣明留神澄省。特命有司。复举其祀。仍宠以额。使与檀君，赫居世，首露之诸庙。并跱于万世焉。臣无任惶恐祈恳之至。
请孔子改称至圣先师疏(代○戊戌)
伏以臣恭奉　钦旨。开局编礼。已涉数月。首先从事于吉礼。而文宣王庙祭礼。当次第入编矣。因窃伏念孔子尊称。古者止于先师。而追尊为王。自唐始也。元又加奉大成至圣四字。至前明嘉靖间。始改称至圣先师。夫唐元追尊之举。非不为知慕圣人。而尤有光于司马迁世家之尊奉矣。顾以吾夫子万世之大圣。其平日规模。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富贵行乎富贵。富贵贫贱。一顺其所遇。而不愿乎其外。则抑之以布衣之卑而岂为损乎。抗之以王公之尊而岂为益乎。唐元之举。不必有也。且三代以前。帝与王均为天子而无别矣。三代以后。帝则君王则臣。名位大相悬也。然则彼唐元之举。又无乃近于以臣道待大圣乎。以是知明代先师之称。尊严简当。正大光明。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煌煌乎为千万世不可刊之典也。臣窃闻之。　先王朝辅臣儒臣。尝议及此。而直以事系至重。未克从之。盖谦让

难慎之至也。今我　皇帝陛下承　祖宗之厚庥。顺亿兆之至愿。与时偕行。以有今日。则其于吾夫子名位体面。与　先王朝之时大有异。而不容复有谦让难慎也决矣。臣愚不知。　陛下固已渊然默省乎此。而只以万几日繁。姑未之发乎。伏乞　俯采刍荛。广询臣邻。将孔子文宣王之号。改为至圣先师。使一国之臣民。晓然知　大圣人之尊圣有道。而有明之政令。不得专美于前。岂不盛哉。臣无任惶蹙恳勤之至。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八(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志
　　
红参(蔘字通用)志(乙巳)
往年阅开城地志。见其物产门录。红参不过数言。以为红参为本国货物出口者之大宗。他日撰国史者。当载食货志。可以寥寥止斯乎。乃从开之父老及汉京译人询问。著为一篇。光武癸卯以来。以文献备考续撰委员。日阅内阁掌故。得红参本末益详。遂参合旧著。列之备考书中。既又就而剟之。以为此志。
初吾韩国中在在产参。而关东及江界尤盛。其种有二。一曰山参。山精之自生者也。二曰山养。种之山上岁久然后取之。是二者采充御药贡献及日本使行之贸用。(自　宣祖时有此例。)贡则多出关东。贸则多出江界。而民间不易得焉。故民间所用药料。或资乎中国之产矣。全罗道同福县女子(金进士之妇)采于山。得参子种之田。有崔姓者传而蕃殖之。此家参之名之始也。崔潜售于清南海人。南

海人之病于瘴者购服得效。然往往有不宜者。崔自念曰此参力太盛故也。后则蒸杀其力以售。于是清人争购。遂以此大获其利。富甲一道。此又红参之始也。崔既致富。自以利不可久专。授于译人。译人试售燕市。果亦获利。乃告于司译院大臣曰。将造红参纳税。以补本院之用。愿立其禁。除本院外毋得造参。司译大臣从之。奏定中国受历贺节二使行所赍之参额。为一百二十斤。名曰包参。斤抽税若干。时　正祖二十一年(即丁巳年清嘉庆初)也。译人遂设蒸包所于京江。岁贸参同福等地以造之。而各以其官履之次第。雇人受文凭。名之曰穴。其义州人之充译官马头者。亦得赍若干包。谓之京湾商。　纯祖十一年。以京商潜造参射利。以包参专付湾商。仍罢京包所。移设于开城。盖是时开城人往来同福者。传种参法。其农日广。而以包所远。不便于售卖。故开城留守为之奏请移之也。十二年夏六月。备局以司译大臣所报奏曰。历节二行包参。自上年专付湾商。而潜造之弊。较前有加。不如复原规。而增加斤数为二百斤。以一百二十斤之税。排之于二百斤。使得有利。则潜造之弊。可以自戢矣。　王从之。定为二百斤。二十四年。移开城蒸包所。复设于京江。以译人诉不便也。亡何开城留守赵钟永力言于朝。复还设蒸包所于开城。遂为常规。盖开城种参蒸参之法。先种参子于沙田。以落叶屑及山土水沙调剂为肥料。过一年然后。种于肥沃善渗水之

田。五六年或七年。取其肥大者。刷土涤之。随纳大甑蒸之。预作一空宇。宇内横插竹竿为架。置参架上。炽炭于架底以乾之。而不令至于燥黑。或取出受风阳。此其学传于同福及京包所而益致巧者也。二十三年。时包参之交易日盛。而义州开城等处奸民之潜造参者。随年增滋。元包或以之失利。秋七月。译人诉司译大臣言潜参之故。元包受害。公税无以充。若更增加斤数而轻其税。使为元包者乐就之。则潜造者无从得参。此清本之道也。司译大臣然之。为之奏加其额而稍轻其税。自是译人常藉口潜造。请增其额。以规其利。而县官亦为其取税而辄听之。故　王之季年。参额至八千斤。而税钱入者为十万两(韩制钱百文为一两。)矣。　宪宗七年夏五月。分税钱。半付户曹。使贸进江界单参。而馀剩留本曹。自是以后。户曹亦勾管参税。次于译院。十三年。是时包参之额。增至二万斤。春三月。又以开城参业益广。倍加为四万斤。抽税二十万两。因开城留守之请而为之者也。十五年夏六月。　哲宗即位初。以译人病包参之过多。除倍加者。盖开城人急于售参。故惟恐斤数之不多。而译人恐其价低。故不欲斤数之过多也。　哲宗元年秋八月。译人谋更减包参额。欲以贱价买开城参。开城人诉于留守李是远。是远为之设画。令民所有圃参可造二万斤外。悉作白参。令参特贵。译人言于司译院都提调赵寅永以为开城留守教民榷利。因请还蒸包所于京。

寅永为之启请。于是是远上疏论寅永身为宰相。专庇译商。不恤民情。而寅永亦进劄自辨。　王为两平之。皆得无事而移包所之议寝焉。其所谓白参者。剥皮晒乾。以为药料之名也。药料又有曰曲参者。卷尾傅身。缚而乾之。本岭南之法。而开人仿行尤盛焉。二年秋八月。复倍加包参额为四万斤。减抽税十六万两。四年秋八月。复减定参额为二万五千斤。然其后之小小增减亦无常。皆译人开人之相与争利倾轧而然者也。　太上皇五年秋九月。以江华别武士经费之不足。抽水参税于开城参户以益之。水参者。参新采出土者之名。以二十两为一斤。名曰一次。一次之参上品十枝。次品十五枝。过十五枝者入于药料。其不满十枝者为上上品。盖参户之出税自此始。而其害亦及于译人矣。二十一年。以包参万馀斤付内库。名曰别付。差遣监采官，禁潜官等于开城以造之。以一万斤与译人。而使译人卖别付参。以纳于公。先是以国用窘绌。增参税者不一。及是译人以斤数之缩。争占其穴。故其税益多。至一斤八十两。而潜造之奸弊。因而益甚焉。三十一年夏。司译院废参务。归于度支部。秋用度支大臣鱼允中言。罢别付。令京人及参户就度支受文凭。杂造红参一万五千斤。斤抽税五十两。而是时燕京路废。故参之出口者。由海道径达于清烟台。烟台者。本红参所凑之地也。三十三年。移参务于农商工部。光武元年。纳李容翊言。榷红参。

令宫内府遣人开城。以监采造。斤数增多于前。而归其税于度支。三年。容翊为宫内府内藏院卿。奏置参政课于本院。并不纳税于度支。每秋领官属往开城。虐剥参户以造参。而斤数益增之。至六七万斤。七年。日本人强预售卖之事。以分其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