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六十八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六十八卷

春秋部汇考二

春秋古经

一卷按宋李焘序：《汉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谷梁二家所传，吴士燮始为之注，《隋志》载焉。又有贾逵春秋
三家经训诂十二卷，宋三家经二卷，《唐志》又有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一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三传异同三卷，元和国子监修定春秋加减一卷。士燮贾逵宋及李冯元和诸书，今皆不存，独抱遗经者，莫适为正。盖公羊得立学官最先，谷梁次之，左氏最后，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贾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异同。加减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举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学特盛，二家浸微自杜预集解，左氏合经传为一。正观十六年，孔颖达承诏修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重上正义；丘明传学愈微矣，而仲尼遗经无复单行。学者或从杜解，抄出独存左氏摈落二家，幸陆德明与颖达同时于太学自释，音义并存，二家本书仍各注左氏别字顾，亦无决择。惟正元末，陆淳纂例列三传经文，差缪凡二百四十一条，自言考校从其有义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缪，不止二百四十一条，惜啖赵集传今俱失坠，无从审覆耳。余患苦此久矣，尝欲即三家所传，纯取遗经，心以为是者，则大书之仍细，书其不然者，于其下数十年间，游走东西，志弗获就会，潼川谢畴元锡来从余游，其治《春秋》极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成，书旁蒐远引不一而足，反说以约厥功弥著。余抚其书，喜甚，亟刊板与学者共之。昔司马迁言《春秋》文成数万张，晏曰《春秋》才万八千字，迁误也。今细数之，更阙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数，最易见者尚尔诸误，何况圣人笔削之旨乎？余乡所谓心以为是者，众未必以为是也，亦独纂例考校，从其有义理者云耳。既心以为是，则于證据操舍，悉具成说，其说自当别出。兹第刻春秋纯经，庶学者相与尽心焉。仍用汉志旧名，题曰《春秋古经》，十二公各为一篇，不复分为十一卷，盖卷第于经义初，无当也。
春秋左氏经一卷
按宋朱熹序：某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某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
终不能有以自信于其心，以故未尝辄措一词于其间，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近刻易诗书于郡帑，《易》用吕氏本古经，传十二篇，而绌诗书之序，置之经后，以晓当世，使得复见古书之旧，而不锢于后世诸儒之说。顾三礼体大，未能绪正，独念《春秋》大训圣笔所刊，不敢废塞。而河南邵氏皇极，经世学，又以《易》、《诗书》、《春秋》为皇帝王霸之书，尤不可以不备，乃复出左氏经文，别为一书，以踵三经之后，其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故不能悉具异。时有能放吕氏之法而为三经之音训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
右书临漳所刻四经后
陈振孙曰：《春秋》经一卷，每事为一行，广德军所刊古监本，晦庵又刻于临漳，四经之一，其于《春秋》，独无所为论著，惟以左氏经文刻之。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按宋金恕序：自孔子作《春秋》而左氏为之传，班固艺文志云：左氏传三十卷曰：左丘明，鲁太史。是固以左氏为丘明也，前乎固者，司马迁亦尝言之曰：孔子作
《春秋》，丘明为之传，则左氏之为丘明无疑也。固之序《春秋》也，则又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口授弟子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则左氏之为丘明无疑也。晋杜预集《左氏春秋注》，则亦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则左氏既为丘明，而又与孔子同时亲受其经，无疑也。至唐之世，去左氏远矣，而啖助独起而疑之，曰：谓左氏为丘明，非也。唯赵匡亦从而疑之，曰：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此皆后儒，好为异说，出其臆见以炫其聪明，创无所据之论，以为或不然之辞，遂使后人纷纷聚讼。或曰丘明，或曰非丘明，或曰孔子时人，或曰六国时人。呜呼！迁之去左氏未远也，固之考校至精也，预之用心至专也，以三君子递相师承之说不足信，而啖赵之徒相去近千年，而为此茫茫无所据之论，泛泛不必然之辞，转足信乎？或者又引伊川之说，谓传无丘明字不可考，然其所为传，无丘明字者，果何据乎？不过据今所读之传，见其第曰《左氏传》，不曰《左丘明传》，故谓之无丘明字也。不思今之所读公谷二传，亦不过曰《公羊氏传》而已，未尝曰《公羊高传》也。又不过曰《谷梁氏传》而已，未尝曰《谷梁喜传》、《谷梁赤传》、《谷梁俶传》也。且公羊之名一，而谷梁之名三，然其名，虽或曰喜，或曰赤，或曰俶，而要知其为一人，未尝疑之曰：别有一谷梁也。独于左氏则曰：此非丘明也。以为非丘明，则是迁之说不足据也，固与预之说不足凭也，以可凭可据之说而疑之，彼之臆为说者果足信也耶？即伊川之言，亦第以为不可考。盖不敢臆断之辞也，亦未尝必以为非丘明也。朱子之注《论语》也，曰左丘明，古之闻人也。他日又举邓著作之说曰：左丘姓而明名，传《春秋》者乃左氏也。即朱子之意，亦未尝以传《春秋》者，必非丘明特以为左氏，而非左丘氏耳。安知其意不以为左氏而名丘明，非左丘氏而名明者乎？由此观之，见于《论语》者，左丘氏而名明者也，传《春秋》者左氏而名丘明者也。故谓此之左丘明非彼之左丘明，可也；谓此之左氏必非丘明，不可也。左丘明既为古之闻人，安知左氏非慕而效之者乎？夫圣门如子渊、子贡、子夏之称，此皆人之所尊师而不敢犯者，而后世犹且效之，不嫌其同况他人乎？至班氏谓孔子，与之观《史记》，杜氏谓其受经于仲尼，此皆必有所据而云，然而后儒必以为非丘明也，非孔子时人也。以前史为不足据，而必欲伸其臆说，此何为者耶？昔者刘歆欲立左氏博士，今观其疏有曰：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谷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也。夫歆父子在天禄校中经书，其时求书之诏屡下，而谒者陈农，更复搜采无遗，充积秘府，使非确有所见，何以谓其亲见夫子而且知其好恶与圣人同耶？吾故读左氏之书，而准之以迁固之史复證之，以歆与预之说经，断然以为丘明所作，且断然以为受经于仲尼之丘明之所作也，于是为之序，而欲后之读左氏者，亦断然如予之无疑也，可乎？
春秋公羊传十二卷
按宋金恕序：古之为《春秋》者五家：曰左氏、曰公羊氏、曰谷梁氏、曰邹氏、曰夹氏、而邹氏。夹氏未有书，其有书而称为《春秋传》者，惟左与公谷三家而已，乃三家
之得立于学官也，惟公羊氏为最先。汉孝景时，胡母生治公羊，春秋徵为博士。胡母生，齐人也。颜师古注：班固志云：公羊氏名高，齐人。然则胡母生亦以齐人，故得其传为最亲乎？然而胡母生之去公羊，己数世矣，要其源流，则不啻亲为授受也。昔者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寿在汉景时，始与其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之图谶。自寿而前，皆口授焉。故故母生之源流虽远，皆有端绪可考，而非漫无师说者也。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齐之言《春秋》者，皆宗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公羊大兴，胡母生授东海瀛公，瀛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说》，而公羊益大行于世矣。然而休之书多引图谶，其所谓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考之公羊皆无所据，而休特臆为之。说此休作墨守而康成，即有发墨守之作，亦休之自贻罅漏也。故后之君子读《公羊》者，但求之《公羊》，至《公羊》之所不能通者，仍参之左国谷梁而不惑于后儒之异说，则于公羊庶几矣。
春秋谷梁传十一卷
按宋金恕序：谷梁之兴继公羊而起，公羊始于孝武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春秋则惟公羊与焉，谷梁至孝宣甘露三年始立博士，而公谷遂并行，惟左氏独。
后左氏始于刘歆之议，立于平帝之年，自三家既立，而后世儒者分门别户，伐异党同，各护所长，各攻所短，而议论日见其纷纭矣。今观班固《艺文志》云：《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而考之应劭风俗通，则曰：谷梁名赤，子夏弟子也，至阮孝绪则又云：谷梁名俶，字元始。夫同一谷梁也，而其名有三。世之学者多从应劭之说，皆名之为谷梁赤，而喜与俶之名不甚著。大扺皆知其为子夏弟子，而麋信以为孝公时人者，亦不足信也。谷梁子传孙卿，卿传申公，申公传瑕丘江公。江公在武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议，春秋子孙世习之，其时鲁荣广及王孙皓星公并受焉，于是沛有蔡千秋，字少君，梁有周庆，字幼君，及丁姓〈姓丁名姓〉，字子孙者，皆从广受谷梁，而千秋又事皓星公。至孝宣之世，帝好谷梁，擢千秋为谏大夫，以江公孙为博士，而周庆丁姓亦皆为博士，自是谷梁大盛，为其学者多贵显。其后晋范汪，尤精谷梁，学欲为之集注。其子宁字武子，承父之志，遂取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等十数家注订其异同，芟其肤浅，归于精要，以成一家之书。其信为谷梁之功臣与吾。故为叙其源流，俾后之读谷梁者，庶亦可瞭然如指掌也。夫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按宋欧阳修跋：《后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所著书百馀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书，盖略举其篇名，本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
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馀篇，然多错乱重复。又有民间应募献书者，献三十馀篇，其间数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不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水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读明年春，得假之许州，以舟下南郡，独卧阅此，遂志之。董生儒者，其论深极《春秋》之旨。然惑于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书。
按程大昌书：后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阙〉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又班固记其说《春秋》
凡数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阙〉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今书皆无之，《寰宇记》曰：三皇驱车扺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刃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钩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节也。此四语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牛亨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杜乐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则玉杯竹林同为说物，又可想见也。汉魏间，人所为文有名连珠者，其联贯物象，以达己意，略与杜乐所引同。如曰物胜权则衡殆，形过镜则影穷者，是其凡最也。以联珠而方古体，其殆繁露之自出欤？其名其体，皆契合无殊矣。
何休公羊传十二卷
按休自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疑误〉而作，其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说者，疑
惑至有倍经任意及传违戾者，其势虽问〈疑误〉，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疑误〉此世之馀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檃括使就绳墨焉。
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十五卷
按预自序：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
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得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以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裔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十卷
按宁自序：昔周道衰陵，乾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弑逆篡盗者，国有淫纵破义者，比肩是。以妖灾因衅而作民俗，染化而迁。阴阳为之愆度，七曜为之盈
缩，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天垂象见吉凶，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履霜坚冰所由者，渐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朱干设而君权丧，下陵上替，僭逼理极，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孔子观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于是就太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于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于斯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谷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同异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诬、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轸，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严之训，释《谷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昊天不吊，泰山其颓，匍匐墓次，死亡无日。日月逾迈，跂及视息，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严霜夏坠，从弟凋落，二子泯没，天实丧予，何痛如之！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谷梁传集解》。
唐陆德明春秋释文　卷
按德明自序：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
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
名高，齐人。子夏弟子，受经于子夏。

谷梁
名赤，鲁人。麇信云：与秦孝公同时，《七录》云：名俶，字元始，《风俗通》云：子夏门人。

邹氏
王吉善《邹氏春秋》

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
《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寝藏后有馀年，鲁人谷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

汉兴齐人胡母生
字子都，景帝时为博士，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

赵人董仲舒
官至江都胶西相

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
梁相

东平嬴公
谏大夫

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步舒丞相长史

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学，不失师法，授东海孟卿，及鲁。眭弘
字孟符节令

弘授严彭祖
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为博士，至左冯翊太子太傅。

及颜安乐
字翁孙，鲁国薛人也。孟姊子也。为齐郡太守丞。

由是公羊有严颜之学，弘弟子百馀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琅邪王中
少府，家世传业，

中授同郡公。孙文，
东平太傅，徒众甚盛。

及东门云，
荆州刺史

安乐授淮阳。泠丰
字次君，菑川太守，

及淄川任翁
少府，

丰授大司徒马。宫
字游卿，东海戚人，封扶德侯。

及琅邪左咸
郡守九卿，徒众甚盛，

始贡禹
字少翁，琅邪人，御史大夫。

事嬴公而成于眭孟，以授颍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
丞相史

又疏广
字仲翁，东海兰陵人，太子太傅。

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筦路及冥都又事颜安，乐路授大司农。孙宝，
字子严，颍川鄢陵人。

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武帝时为博士，
传子至孙，皆为博士。

使与董仲舒论，江公呐于口。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卫，太子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
字王孙，

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蔡千秋，
字少君，谏大夫，郎中，户将

梁周庆，
字幼君。

丁姓，
字子孙，至中山太傅。

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乃召千秋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后又选郎十人从千秋受，会千秋病死，徵江公孙为博士，诏刘向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徵周庆丁姓待诏，使卒授十人，十馀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
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

望之等，多从《谷梁》，由是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
为博士，至长沙太傅。

初尹更始，
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议郎谏大夫，长乐户将。

事蔡千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
大司农。

及，翟方进，
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丞相封侯。

房凤，
字子元，琅邪不其人。光禄大夫，五官中郎将，青州牧。

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
字君房，

王莽时为讲学大夫。〈右《春秋总序》以下《左传序》〉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
〈魏文侯相〉，

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
〈楚太傅〉，

椒传赵人虞卿
〈赵相〉，

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
〈汉丞相，北平侯〉，

苍传洛阳贾谊
〈长沙梁王太傅〉，

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
〈《汉书》云：贾谊授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

贯公传其子长卿
〈荡阴令〉，

长卿传京兆尹张敞
〈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徙杜陵〉，

及，御史张禹，
字长子，清河人。

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徵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
字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

护授苍梧。陈钦，
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

《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
字子骏，向之子，王莽国师。

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
哀帝时歆与房凤、王龚欲立左氏为师，丹所奏不果，平帝时始得立，

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
字元伯，后汉颍阴令，作《春秋条例》二十一卷，

徽传子逵，逵受诏列《公羊》、《谷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长义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閤、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为三家同异之说。京兆尹延笃，
字叔坚，南阳人。

受《左氏》于贾逵之孙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
字仲博，

记先师奇说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
字惠卿，魏郡人。

九江太守服虔，
字子慎，河南人。

侍中孔嘉，
字山甫，扶风人。

魏司徒王朗，
字景兴，肃之父。

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徵士，燉煌周生烈并注解《左氏传》，梓潼李仲钦著《左氏指归》，陈郡颍容，
字子严，后汉公车，徵不就，

作《春秋条例》。又，何休，
字邵公，任城人，后汉谏大夫，

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自是左氏大兴。汉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谷梁，平帝始立左氏。后汉建武中，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因不复补。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二传渐微。
江左中兴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立二传博士诏许立公羊云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王敦乱竟不果立

《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宁注。
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
孔颖达春秋正义三十六卷
按颖达自序：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左史所职之书王者，统三才而宅九，有顺四时而治万物。四时序则玉烛调于上，三才协则宝命昌于下，故可以
享国永年，令闻长世。然则有为之，务可不慎，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若夫三始之目，章于帝轩六经之道，光于礼记，然则此书之发，其来尚矣。但年祀绵邈，无得而言，暨乎周室东迁，王纲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将移，郑伯败王于前，晋侯请隧于后，窃僭名号者，何国不然？专行征伐者，诸侯皆是。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夫子内韫，大圣逢时，若此欲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虚叹。衔书之凤，乃似丧家之狗，既不救于已，往冀垂训于后昆。因《鲁史》之有得失，据《周经》以正褒贬，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绣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至于秦灭典籍，鸿猷遂寝，汉德既兴，儒风不泯。其《前汉传》，左氏者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此乃以冠双屦将丝综麻方凿圆枘，其可入乎？晋世杜元凯又为《左氏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然，沈氏于义例，粗可于经传；极疏苏氏，则全不体本文，唯旁攻贾服，使后之学者，钻仰无成。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其经注易者，必具饰以文辞，其理致难者，乃不入其根节，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馀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虽规杜过义，又浅近所谓捕鸣蝉于前，不知黄雀在其后，按僖公三十三年，经云晋人败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称人者，未为卿。刘炫规云：晋侯称人与殽战，同按殽战，在葬晋文公之前可得云：背丧用兵，以贱者告箕。战在葬晋文公之后，非是背丧用兵，何得云与殽战？同此，则一年之经数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规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传云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盖寡者二人；刘炫规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为质，及宋逃归；按家语：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归，则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则于时，成公三十三四矣，计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馀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历然，犹尚妄说，况其馀错乱，良可悲矣。然比诸义疏，犹有可观，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虽课率庸鄙，仍不敢自专，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对共参定。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上骑都尉、臣马嘉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上骑都尉、臣王德韶，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随德素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三十六卷。冀贻诸学者以裨万一焉。
〈附〉孔颖达《正义》，杜预《春秋序疏》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按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于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晋太尉刘寔，与杜同时人也，宋太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又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异同》之说，释例详之，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序与叙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己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名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适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经之意，自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至所修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自身为国史，至然后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修经有五种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自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己异于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贾逵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氏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于太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谷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谷》、《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之学显矣。